独守千秋纸上尘——评辛德勇《发现燕然山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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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周报》第1740号第六版“三味书屋”

独守千秋纸上尘——评辛德勇《发现燕然山铭》

成玮

辛德勇先生著《发现燕然山铭》的书名带一点“营销策略” ，因为2017年发现的，只是《燕然山铭》摩崖刻石；而铭文本身，载范晔《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又收入萧统编《文选》卷五六，向未佚失，初无待于今人“发现” 。不过这个书名，当非辛先生本意。他明确指出：“刻石铭文与传世文本毕竟大多基本相同”（页268）， “并没有给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新资料”（页2），态度平实。书中各篇，原初总题“《燕然山铭》漫笔” ，反更恰切。顾名思义，属于“漫谈”性质，思路不泥一隅，四下发散，非寻常著书之体所能羁勒。譬如第五篇讥贬宋徽宗改名燕京为燕山府的虚妄，第八篇揭露1986年另一方通湖山摩崖刻石发现后，地方政府官员野蛮搬迁而致损毁，皆游离主线之外；第四篇推测刻石不可能由撰者班固亲自书丹，第九篇辨析铭文题目开头不应加一“封”字，又落入琐细之中。然而豆棚瓜架下，清谈娓娓，或参之以感慨，或博之以兴味，也足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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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燕然山铭》

辛德勇著

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点题之论，多在篇幅最长的第六篇。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出征北匈奴，大获全胜，命作《燕然山铭》纪功。北匈奴“在遭受此番打击之后未久，即远徙西方，中原王朝同草原帝国的对峙与冲突，由此转入新的历史阶段”（页5），可见此战影响之深远。辛先生溯其起因，是窦太后听政，其兄窦宪为防分权，派刺客暗杀了与太后私通的都乡侯刘畅。东窗事发，待罪内廷，于是自请北击匈奴以赎死。适逢内附的南匈奴单于屯屠阿上奏，应趁北匈奴虚弱，主动出击，以便自己统一南北匈奴， “并为一国” ，汉家也可“长无北念” ，消除边患。当时尚书宋意便提醒，这样做，有违以夷制夷之道， “不宜放纵南匈奴势力独大”（页137）。但窦太后终于还是决定出兵，命窦宪统领，既破解了兄妹间的僵局，也为后者加官晋爵、窦氏进一步把持朝政作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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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

屯屠阿拟想的北征军队，以南匈奴人马为主力，辅以东汉边防兵与度辽营军士， “基本上都集中在河套及其邻近的北部边防在线”（页146）。而真正北征时，军力构成颇有变化。最值得注意的，是动用了北军五校、黎阳营与雍营。北军五校掌宿卫，黎阳营直属于朝廷，雍营职在卫护园陵，皆具中央军性质， “足见窦太后为确保乃兄此番如愿得胜回朝，做出了充分的准备”（页163）。征伐路线，《后汉书·窦宪传》略存轮廓，辛先生据新出《燕然山铭》刻石，更进一解。铭文说：“于是域灭区殚，反旆而还，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逗略，焚老上之龙庭。 ”传世文本较之刻石铭文，关键区别在于， “逾涿邪”前衍一“遂”字。若有“遂”字，则其下所言，系战事告一段落， “反旆而还”后的另一次行动。刻石铭文无“遂”字，则其下所言，可理解为“对整个战役进程所做的一番回顾”（页171）。依此新见，窦宪曾统军直捣“龙庭” ，即安侯河畔的北匈奴巢穴。行程之远，大大超出以往所知。

自清代以来，学者多指燕然山为今蒙古国的杭爱山。此次铭文石刻，现身于翁金河东岸，可证清人所指， “至少西北偏离实际地点五百里以上”（页116），事实驳倒了旧说。辛先生分析何以勒石于此：这里位于漠北，毗邻漠南，西倚翁金河，乃南北往来必经之所。选择此处， “才能够使其铭文广为人知，取得最大的宣传效果”（页122）。燕然既封，班师还朝，窦宪越次拔擢，自不待言。放宽视界看，此役实为北匈奴销声匿迹的前奏。北匈奴主体远遁后，尚余十数万落，分布漠北鄂尔浑河两岸。东面的鲜卑迅速进占，匈奴余部为鲜卑所同化，推动后者崛起于蒙古草原，给中原王朝造成更大威胁。 “溯本求源，也可以说正是窦宪为邀功赎罪去征讨匈奴而惹出来的祸”（页204）。

辛先生本其历史学家、特别是历史地理学家的素养，提出若干益人神智的见解。某些观点，譬如由“遂”字之衍重勘行军路线，至少足备一说。他对窦宪此战，整体持否定态度。千秋功过，评说实难，尽可随观察角度、立场的不同而不同。这点姑置勿论，兹主要就个别史实作一说明。

北征动议甫抛出，宋意便进言谏阻。辛先生所据为《后汉书》卷四一《宋意传》，他认为宋氏不愿坐视南匈奴独大，在这点上，对《后汉书》的解读稍有未谛。宋意原话是这样说的：“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按指章和二年[88年]鲜卑击破北匈奴），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 ”他希望保留北匈奴，以满足鲜卑不时抄掠之需。南匈奴已然归顺，若并吞北匈奴，一旦鲜卑来掠，汉廷不得不予保护。鲜卑无所取资，无从邀功，必将酿成边患。宋意所忌惮者，是鲜卑而非南匈奴。事实上，当日谏阻之人甚众。譬如司徒袁安“与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理由在北匈奴未尝主动进犯，师出无名，又劳军伤财。侍御史鲁恭、何敞，议郎乐恢所言略同（《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卷四三《何敞传》、同卷《乐恢传》注引《东观记》）。诸人全无一语及于南匈奴。窦宪得胜后，起初反对最力， “至免冠朝堂固争者十上”的袁安与任隗，却提议道：“光武招怀南虏，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捍御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并领降众”（《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以纵南匈奴北归、南北合一为上策，和南单于所请如出一辙。要之，防范南匈奴，始终未被东汉君臣纳入考虑范围。窦宪此次出击，带有北军五校等中央部队，辛先生视为窦太后的特殊安排，似又求之过深。东汉朝廷唯恐地方生变，郡国兵士往往罢而不练，遇有征讨，只能出动中央军。这是常态而非特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〇《兵考二》引章氏曰：“自光武罢都试，而外兵不练。虽疆埸之间，广屯增戍，列营置坞，而国有征伐，终藉京师之兵以出。盖自建武迄于汉衰，匈奴之寇，鲜卑之寇，岁岁有之。或遣将出击，或移兵留屯，连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无复镇卫之职矣” ，即指明此一现象。职掌宿卫的北军五校出战匈奴，谈不上“很强的政治象征意义”（页158）。本书其余部分，也偶有可商处。譬如《燕然山铭》传世文本，末段较新出刻石，每句中间添一“兮”字，辛先生猜想是在流传过程中， “因倚声唱诵而衍增”（页71），有如后来元曲的衬字。实则“铭题于器”（刘勰《文心雕龙·铭箴》），是并不配乐歌唱的。

辛先生谦称“平时没有相关的积累”（“前言”页3），只因这块摩崖刻石激发起大众的关注与求知欲，自感身为专业学者，应当“写出有一定深度而又能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文稿”（页3），遂勉力为之。他为学院墙外读者写作的精神，令人起敬。王安石早就慨叹：“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读史》）。往事已渺，史家在字里行间爬梳，永远隔着一层灰尘，难免偶尔迷蒙了双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历史的学徒。围绕《燕然山铭》，仍有尘埃等待拂拭。因此，仍有许多故纸堆要钻，许多文章要写，面向学界，也面向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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