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慢喝彩，航母并不等于“海权”

自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的被后人称为“海权论”三部曲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1793-1812》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及相关著作发表的百余年来，海权问题成为军事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人广泛地将英文 sea power 的概念转译为汉语"海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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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海上权利），顾名思义就是拥有或享有对海洋或大海的控制权和利用权，是“国家主权”概念自然延伸。但这种权力的范围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控制问题，更重要的是用海洋来开拓一个新的舞台，一个新的时代。海洋对濒海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而要拥有海权，就必须发展强大的海军。

但是，将强大的海军与海权画等号，认为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便可成为海权强国的观点，在中国社会中有着一定的民意基础。中国民众在航母问题上的立场就是鲜明的体现，许多企业家和民众都愿意为建设航母慷慨解囊，这是值得敬佩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如作冷静思考可以发现，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强大的海军无疑是海权的重要乃至核心要素。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强大的海军其实并不是海权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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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海权兴衰的历史表明，随时代的演进，海权的构成要素也经历了日趋复杂化、多元化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除海军这一重要要素外，经济基础（尤其是资本扩张能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战略运筹、海洋观念等都是海权背后不可或缺的支撑性要素。资本扩张与更新能力既是海权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决定海权能否长久存续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通过考察西方海权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葡萄牙、西班牙衰落的根源在于资本原始掠夺没有转化为国内生产，进而无法与荷兰的新兴商业资本竞争，而荷兰海上霸权为英国所取代的根源在于其商业资本不是英国工业资本的对手。美国取代英国同样在于其资本扩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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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还表明，技术与制度创新能力、产业主导能力也是决定海权盛衰的重要支撑性要素。在历史上，海上霸权国都分别主导了各自时代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创新，它们不仅是世界海军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经济领先产业的主导国。一个海权国家要成就世界霸权，不仅需要足够强大的海军，而且还必须是世界科技的创新国，必须主导世界经济的领先产业。

此外，主导国际制度，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也是现代海权的重要构成要素，英国历史上长期主导的海洋自由航行，美国维护自由贸易和全球海洋通道安全的制度安排，都是其成为海权强国的重要支撑要素。因此，必须认识到，徒有强大的海军，而缺乏其他要素的配合，并不能成为海权强国。这一逻辑仍然可以从中国自身找到反例，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拥有亚洲一流的海军，却仍难逃失败命运的悲剧证明，仅仅依靠海军而缺乏经济、技术和制度支撑，海权便会成为弱不禁风的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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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是体现为思想观念的国民性问题，即一个民族向海洋发展的国民观念与民族意志，这固然已经是海权论鼻祖马汉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它对于渴望成为海权强国的中国国民来说仍然是一种奢侈品。中国海权随中国主权同生，而中国意识到并力求捍卫、强化中国海权的努力却起步不久。中国目前的海权实践远没有达到追求"海洋权力" (sea power)的阶段，而只是处在捍卫其合法的海洋权利(sea right)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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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国统一台湾和中国海区其他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岛屿,这是中国海权实践的重要内容，但这只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及其相关海洋权利 (sea right) ，建设对这些地区的海上利益的海上保护力量(sea power)的实践，而不是追求霸权意义的海洋权力(sea power)的实践。而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海军活动及对中国台湾的军事插手活动，则是一种霸权意义上的海权即"海上权力"实践。从这些意义上看，中国的海上力量（sea power），属于国家主权中的自卫权的范畴，而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海上军事介入，则是一种为实现其海上"权力"（sea power）的海洋霸权行为。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将sea power的这两种语义转译为"海权" ，而不是将sea power 与sea right相区分，这会使周边地区和国家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及相关的海权诉求造成大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