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发扬碑学理论，影响了晚清一代书风

阮元在嘉庆年间撰成《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倡导北朝碑版石刻，很快得到一些书家和学者的响应与赞同。

其时，帖学书法由于取径狭窄，辗转仿效，已经暴露出明显的弊病和衰颓之势。邓石如、伊秉绶等人在创作上的成功和轰动更是为碑学理论提供了依据和榜样。

如果说，邓石如、伊秉绶等人的成就主要还是体现在篆隶书体方面的话，那么阮元对北朝书法的高度评价和极力鼓吹，则直接涉及到最为普遍和实用的楷、行书领域,表明碑学理论将从少部分人的尚奇好古之论发展成为书法艺术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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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书法

钱泳生逢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一生以访碑、刻帖、著述为事业，他曾与翁方纲、阮元、包世臣等均有密切交往。在书法上他擅长隶书，师法汉碑，同时又以精于刻帖而受到北京王公贵戚的赏识，永理的《诒晋斋巾箱帖》《诒晋斋摹古帖》、铁保的《惟清斋帖》、刘墉的《清爱堂石刻》、英和的《松雪斋法书》等都出自他的手篆刻。

其行书圆润秀媚，纯出于帖，作为出入碑、帖两派的书家，当钱泳读到阮元的《南北书派论》时，立即誉为确论” 。钱氏自己论书也颇受阮元启发，不仅篆、隶,对于楷、行书亦强调：这种观点已超越帖学范畴，与阮元的主张如出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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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书法

然而，真正将阮元的碑学主张发扬、完善，并使之深人人心者，还应归功于包世臣的实践和宣传：

包世臣(1775——1855) ，字慎伯，号倦翁、安吴，安徽泾县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多次应会试不第，遂以幕僚身份活动于南北各地，曾在广州海关衙门任职，后担任江西新喻知县一年，晚年居南京，以著述为事。包世臣年轻时曾研习兵书战略，在两江总督百龄幕中时曾为水利漕运出谋划策并写成专著《中衢一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