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军：明朝如何做到永绝权臣？制度性“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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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新作《大明帝局》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且看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两个祖皇帝，为驯化士大夫，下了两盘多大棋。敬请欣赏选节13——

明朝如何做到永绝权臣？制度性“去势”！

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不管别人怎么说，朱元璋借胡党案收官了这盘棋：

废除中国丞相制度，去除权臣滋生土壤，将皇权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程万军：明朝如何做到永绝权臣？制度性“去势”！ // //

他所做的这一切最大意图，无非是希望中国最高权力永远握在自家人手中，使朱家天下万年永祚。为了达到这个意图，朱元璋临终前，还进行了“复盘” 。反复告诫子孙，千万不要打乱他的“棋谱”：一不得给胡惟庸翻案，二不准恢复丞相制度。这两条太祖遗训，谁违反了就是犯了天条，严惩不贷。

那么他的子孙会不会听他的呢？先说给胡惟庸平反这件事。

我们知道，朱元璋为属下制造了很多大案要案。这些案子大多被历史证明，是冤假错案。朱元璋死后，很多案子经不起推敲，陆续被平反。反正人是被太祖杀了，是不是隐患都灭了，再慈悲回转、捞个仁慈之君好名声何乐而不为？

朱元璋的子孙大约怀着如此心态，来给那些冤死的功臣平反。

朱元璋整战友时，炮制了《逆臣录》《奸党录》，涵盖一公二伯十三侯，到了明朝晚期，都已经平反得差不多了。但是，你也平反他也平反，唯独《奸党录》里的胡惟庸，没有一个明朝皇帝提及为他平反，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敢触碰丞相制这个黑匣子，所以到了明朝末年，坏人就剩胡惟庸一个了。谁都能平反，但中国最后一个丞相胡惟庸不能平反。

那么如何评价胡惟庸罪过？胡惟庸死得冤不冤呢？

我说也冤也不冤。朱元璋处死胡惟庸的罪名是“枉法诬贤、蠹害政治”两项罪，这第一项罪我说不冤，什么叫“枉法诬贤”？就是徇私枉法、诬陷好人。胡惟庸确实整人了，虽然那些人大都是朱元璋让他整的。但不能说胡惟庸是无辜的，就像雇凶杀人的道理一样，雇凶者固然可恶，但杀人者岂能无罪？

然而，那第二项罪我说就有点冤了。至少是值得推敲，什么叫蠹害政治？后来朱元璋给了补充解释，就是谋反。

胡惟庸是不是真的想推翻朱元璋、夺取大明政权？

从名字判断一个人有没有野心有形而上学之嫌。但是一个人的志向，有时从名字上确实可窥一斑。我们不知道胡惟庸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他给儿子起的这个名字，大概也无大志寄托。惟庸，惟中庸之道，求官宦一生。这个名字和朱元璋相比，就太小气了，虽然朱元璋起初的名字也不怎么样，叫朱重八，相当于二狗老七农村序号排名，但朱元璋出道后，却改了响亮名字，朱元璋！朱为诛灭，元为当朝，何为璋？古代称生男孩为弄璋之喜， “朱元璋”就是诛灭蒙元的男子汉，何等志向非凡、气壮山河！

然而，下属在朱元璋眼里，不是你起个没野心的名字就没野心了，那得凭他的第六感官。事实证明，朱元璋最感兴趣的罪名，恰恰是野心家的“谋反罪” ，何止胡惟庸，朱元璋整死了不少战友，扣的都是谋反罪帽子。

是不是那些人都反朱元璋？我说不是，尤其是胡惟庸，更谈不上。纵观胡惟庸的政治作为，就是皇帝的打手、帮凶，最后即便有谋反之念，也是狗急跳墙，让朱元璋逼的，狗有功主人，而主人杀之，刀架脖子上，也不许反抗吗？

史书没有记载胡惟庸的临刑表现，不知他最后是为自己叫冤，还是后悔自己没真反、早反。明朝史学家王世贞对胡惟庸有句高度评价，称他“为人雄爽有大略” 。而我认为这句评语言过其实。根据他最后束手就擒的表现，我对他的评价是，他的野心和胆略十分有限，不具备曹操司马懿那般雄才大略，是奸臣不是奸雄。

我不知道胡惟庸早年在学堂主攻什么专业，但从哲学的角度上讲，以整人和媚上为能事的胡惟庸，归根结底，学的是奴才之道，而非曹操司马懿之类的帝王之道。这样的人自立门户，自己当皇帝，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说，谋反是一顶戴在胡惟庸头上的高帽。

胡惟庸谋反不实。绝大多数史学家都持这样的观点，现代明史学家吴晗在其《胡惟庸党案考》，详细地描述过胡惟庸的案子来龙去脉，结论是:胡惟庸案是一个冤案。

基于此，我以为九泉之下的胡惟庸应该后悔，如果带着强加的罪名，对朱元璋这种主子真谋反，殊死一搏另起炉灶，又会如何呢？大不了还是一死，至少，可以看到重生的希望。

以上是胡惟庸案的翻案问题，终明一朝，果无皇帝敢碰，只有隔朝现代人为之翻了。

胡惟庸去了，就他个人价值而言，不过是只飘在历史长河上的枯叶，随波流逝。而朱元璋送胡惟庸上路的同时，把中国丞相制度也葬入坟墓，对之后大明王朝乃至近代中国的士人命运影响却经久不息。它不仅使封建中国之权臣成为历史，而且还明目张胆地使国法退为家法、国家大臣退为皇家小臣。

关于这一点，讲个花絮。前面说朱元璋在扩大胡党案时，人人自危草木皆兵。那些特务借机敲诈勒索，敲诈到了东莞侯何真后代，何家被迫上访告御状。得知这个情况后的朱元璋大怒——“我的法，这厮敢做交易” ，下令将那个敲诈勒索的小特务处死。从结果看，此事看似皇帝对徇私枉法者恨之入骨，但却一语道破《大明律》的主人，是姓朱的，我的法嘛，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泱泱《大明律》只不过是皇家工具，所有法条为皇家最高利益服务，当皇权受侵时，没有司法公正可言。就像中国封建法家鼻祖韩非子所公开宣扬的那样，什么是法？就是帝王的杀人刀。朱元璋说别人徇私枉法，而他对功臣战友任意处置、动辄扩大屠杀时，又怎不皆是徇私动机？

当国法嬗变家法，则大臣必成小臣。以洪武十三年废相为结点，祖皇帝朱元璋一劳永逸，永绝权臣。

熟悉历史的读者应该知道，宋朝以前，从杨坚到赵匡胤，中国历史上“宠臣变太祖”的事并不鲜见，但是宋朝之后，尤其是明朝以胡惟庸之死为标志，这种情况基本绝迹，为什么？因为他们无权。实权全部掌控在皇帝手中，臣子没了作乱的本钱。我们打个比方，权力就是男人的“势” ，去了“势”的太监，没了生育能力，还有繁殖欲望可言么？

小结胡惟庸的七年丞相生涯，既是朱元相杀相废相史，也是对士人的夺权史。朱元璋对胡惟庸由宠到杀，充分暴露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暴君废相集权的深刻心计。经过杀相废相，及其对胡党案永不平反，大明王朝剥夺了士大夫与君主叫板的实权，彻底堵死了权臣之路。从此，近代中国便进入了一君独大、士人二化（奴化僵化）的漫漫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