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不仅具有政治功能，而且还能被利用，产生一定社会效应？

体育具有政治功能，而且这种功能一直被各个阶级和组织所利用，并产生了一定社会效应。作为政治家的谭嗣同，体育的政治功能必然会被其所掌握而利用，他的体育思想中包含政治因素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的政治思想和特殊的社会背景等因素决定了他的体育思想中政治气息特别强烈，他大力宣扬“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的体育救国思想，使其体育思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意识。谭嗣同是个胸怀“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牺牲精神的侠士。他不仅自己具有这种利他主义牺牲精神，而且还广泛宣扬、时刻灌输给学生和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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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牺牲精神使他成为一个反封建专制的斗士和勇于献身的仁者，乃至最终自己以生命践行了这种思想和精神，也是他的极力宣扬和灌输这种精神，培养了大片为了民族昌盛勇于献身的仁人志士。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牺牲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更加重要。而谭嗣同的体育思想和实行在这些方面体现得非常充分，表露得特别明显，比同时代的历史名人，乃至他的维新同仁都强烈、鲜明。谭嗣同的体育思想继承了传统体育文化中主“动”思想的精华，又大量地吸纳了西方近代体育思想，形成以主“动”和“平等”为重要特色体育观。他的主“动”性体育思想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和对抗性， “平等”观则具有强烈的民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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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性是与封建专制制度格格不入，它们的存在会对闭固自锁、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和破坏性，具有明显的反封建专制的革命性质。谭嗣同体育思想的反封建专制性质，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时代先进性。谭嗣同体育思想的教育性主要体现于他倡导“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观。他积极引进西方体育思想，把主“动”体育纳入了教育之中并广泛开展学校体育教育，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型维新人才。谭嗣同的教育思想与旧“官学”相比较，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弘扬了“三育并重”的教育观，压制了文弱之风，顺应了时代潮流，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和时代意义，因而具有教育性。谭嗣同的体育思想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体育思想是以其个人的体育实践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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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是湖湘近代著名的武术家，丰富的体育实践使他对体育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为他的体育思想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较大的实用性。二是其体育思想有一定的科学理论为支撑。谭嗣同在学识上涉及广泛，在自然、人文科学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基础，根据他在《仁学》中对人体结构、生理机能作阐述，他的人体生理解剖知识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因此他的体育思想是建立在一定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具有科学性。在《治言》之中，谭嗣同把世界文化分为华夏、夷狄、禽兽三个层次，华夏即中国、是文明，夷狄即西洋，属野蛮，在他的内心之中，中华文化乃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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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虽然主张“全盘西化”、“西体中用” ，但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并没有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华文化，企图成为中华民族主体文化的意图。他的真正目的只是以西方进步文化充实和发展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成为更加优秀的文化。他在吸收外来文化是并没有要求放弃和否认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具有继承性和开放性。这种继承性和开放性具体到体育之中表现为，在引进西方竞技体育思想的同时，他继承了中华传统体育的精华一一“武学” ，并将之与西方体育同时纳入体育教学之中，成为主要的教学内容之一，作为强健体魄、磨练意志的重要手段。谭嗣同出生的年代，正是腐朽清王朝口趋没落的之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口益尖锐。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使这个没落的封建王朝更是雪上加霜，而且以捻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还正在各地持续不断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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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国弱民穷、濒临崩溃。甲午战争失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封建制度的腐朽僵化，西方列强的屡屡欺凌，造成了内忧外患，国力衰弱的社会现状。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们，因物质生活条件的缺乏，基本上没有体育锻炼的条件，就连正常生活物质都无法保证，人们的健康状态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加之鸦片的输入，肆意茶毒人们健康，使国民体质急剧下降，体态更加细弱，民族素质令人担忧。进行社会改良或推翻封建专制是函待进行的重大社会问题，客观的社会现实为维新变法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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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人不战而胜，激起了谭嗣同对清王朝的极为不满，使他在“战不可，和不可，守亦不可”的迷茫之中徘徊，愤而著《治言》，萌生了“变”的思想。国民体质的屠弱、斗志的萎靡，使他意识到提倡“尚武”精神和开展民众体育运动的重要性，他把武学作为教育内容之一、提倡“尚武”精神，旨提高国民的体质与意志。他认为封建制度的等级观念也需要竞技体育的平等性、对抗性进行冲击而瓦解。他提出主“动”思想其目的是促进社会的进取和发展。所以谭嗣同的体育思想是适应其时代社会需要而产生与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