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实施仁政，休养生息，对外以和为主，西夏问题该如何解决？

在涉及西夏问题上,明人对宋神宗的看法与宋仁宗不太相同,首先宋神宗与宋仁宗本身就有性格差异,而且文献记载体现出来的历史风貌也有很大不同。宋仁宗宽厚仁孝,隐忍维诺,在位四十二年,对内实施仁政、修养生息,对外以和为主,与西夏的几次战事都很不理想。宋神宗则意气风发、怀雄必壮志,揣远大理想,一屯、谋求富国强兵之策,有志振兴大宋,一举扫除西夏乃至恢复汉唐旧境的治国追求。他求贤若渴,急于求成。对内他大胆启用主张变法的王安石等人,大刀阔斧展开革新运动;对西夏先有熙河之役,后有五路伐夏,轰轰烈烈却以失败告终,民力维艰,国库耗尽。古语云;欲速则不达。因此,明人眼中的神宗在对夏策略上不免有好大喜功、穷兵験武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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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因为敢于直面宋朝在边事中的不竟现状并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而倍受宋神宗器重,直至拜相。深孚众望的王安石得到了宋神宗的高度信任,以为\"可建不世之奇业\" 。君臣\"两意适相投\",为一时之美谈。明人谈论宋神宗与王安石相遇之事,多次慨叹于宋神宗用王安石之专,所谓\"独眷注安石不能舍者,非安石之能要君也,由己也之未净耳。 \"但他们同时也将\"人君不能清必而植有病根在\"的原因归结于宋神宗\"信惑\"王安石而不能听取他臣谏言。记述了宋神宗时期,边将王韶与宋相安石发动熙河之役及司马光劝阻宋神宗不要用兵西夏等事情。实际上,这段文献中涉及到宋神宗时期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王韶、一个是王安石,他们的交汇点是直接或间接制定并参与了宋朝开拓熙河及用兵西夏的两大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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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建立之初,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末五代以来\"方镇之重,主弱臣强\"的历史教训,为了彻底杜绝武将擅权乱国的局面,确保大宋江山长治久安,他采取了\"强干弱枝\"、文抑武\"的方针,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并以此作为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后继君臣皆奉行不悼。然而,即使在宋神宗选择一意孤行,支持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之时,宋臣统治阶层内部依然充斥对变法的各种抵触,持续着对有关祖宗之法是否得到很好继承的争论,噪噪不休。幸有王安石力排众议,积极推动富国强兵策略的实施,试图以此改善宋朝军事长期不竞的现状,在对夏军事战斗中取得胜利,但这对于当时及后世明朝的大多数人而言竟成了\"骚动海内\",祸国狭民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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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时期对夏战事最终还是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与其个人急于求成的私理和不当的用人策略有很大关系,但在明人看来,似乎只是\"小人之乱天下\"的结果。明人也许没有注意到:正是因为宋朝历代君臣矫枉过正的坚守着\"祖宗之法\",不懂得适时变通,才最终导致宋朝终世积贫积弱的局面,表现在对夏关系上,就是\"西夏之祸遂与宋相终始\" 。总而言之,明人眼中的宋朝时期西夏问题产生及后来宋夏之间和战交往的胜败得失诸事,皆源于宋朝君臣对边事问题的措置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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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明朝人看来,宋真宗景德年间,党项拓跋氏首领中坚持抗宋之中坚力量李继迁去世,其子李德明匆匆继位,当时出身将臣世家的北宋名将曹巧,虽然年纪尚轻,却顺应时势及时向以真宗皇帝为首的决策层提出\"乘(西夏)国危子弱,提精兵,出其不意,捕擒德明,释中国西顾之忧\"的策略,而且曹讳还毛遂自荐、主动请缨。然而,皇帝为核屯、宋朝决策层却没有及时采纳曹讳提出的策略,致使对夏策略再一次出现重大失误。所以在明人眼中,造成\"西夏之祸遂与宋相终始\"的主要原因就是以宋仁宗、宋神宗等为核也的宋朝决策层对夏决策的接连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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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明人对宋朝时期有关西夏问题的认识,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个人视域及所能接触到有限的题涉西夏文献的限制,因为缺乏对宋朝时期西夏历史旧事的全面梳理和握,对涉及西夏史事的一些历史人物的记戟、评述难免会出现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议论和评价。例如明人始终认为他们承继的是宋朝正统,这样的也理必然导致明人会以夷夏之辨\"的思维去看待历史上的西夏政权及其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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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明朝中后期,皇帝旨庸,任由奸臣把持朝政,官员腐败,社会动荡,朝廷面临着巨大的疆防压力,特别是当明朝末年陷入巧塌边缘的时候,明代士人不禁喊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敝与有责焉耳矣\"的曰号,当他们把寻求解救明朝良方的希望寄托在历史上的时候,宋朝时期西夏历史便映入眼帘,于是,对宋朝时期西夏历史旧事演变和发展脉洛的关注,对宋臣备御西夏策略优劣的解读,对宋朝制御西夏的措置及成败得失的评论,便成了他们关照明朝现世、宣示政治话语的表达方式,正所谓\"谈史论今,以史为鉴\",因此,当他们在用历史的经验来关照当下社会的同时,亦情不自禁,将对社会现实的失落和不满情绪表露在了对宋朝时期西夏史事的评述当中,这应当才是明人议论和评述宋朝君主和臣子时的实际也、理和真实处境,所以,在明代题涉西夏文献中见到一竖不符合史实、有意的溢美或贬低某些历史人物的记载也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