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周恩来因何写了一本书《警厅扣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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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名为《警厅扣留记》，是“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藏品。该书为铅印本， 32开，共80页，约三万五千字。天津新民意报社印行。书前有“民国九年天津各界被拘代表出狱时摄影(在天津总商会)”照片一幅。照片背面分别标注着代表们的姓名。全书共18节，每节前冠以标题。详实记述了天津各界代表及学生被捕经过以及各界人民的声援情况。此书是周恩来在1920年所著，那么，周恩来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他和这个事件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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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游行，揭开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序幕。天津人民第一个响应和声援，先后举行集会演说、游行请愿活动，将爱国运动推向高潮。天津各界爱国团体在南开操场举行数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并成立了国民大会委员会，通过了抵制日货的办法。

1920年1月23日，调查日货的天津学联委员在东门里魁发成查出隐匿日货不报之事，店方殴伤学生，激起义愤。次日，国民大会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这时警察厅保安总队长丁振芝带了很多保安警察，气势汹汹地闯进会场破口大骂。丁走后，委员会决定由各界代表马千里等七人，往见省长，表示抗议。代表离开后，得知此事的学联二十多人误以为代表已被捕，一齐奔赴警厅，要见代表，遭警察阻拦殴打， 7位学生被连打带拖押进了警察厅。这是第一批被捕的学生。接着又逮捕了前往省署请愿的各界代表及学生12人。当日各界联合会书记王墨林被拘。 25日，学联及各界联合会被封。 26日，又有4名爱国学生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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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未使学生怯步。他们仍以各种方式进行爱国活动。 29日，各校学生集会，到省署请愿，要求不与日本直接交涉；释放被捕代表；启封学联和各界联合会。结果，周恩来、于方舟、张若名、郭隆真等四位代表遭捕，五十多人受伤。周恩来等四位代表被押往营务处，为了避免更多的学生被捕和流血事件的再次发生，周恩来等四位代表当日具名营务处长，声明“今日之事，无论如何，一切由代表负责。 ”2月6日，他们被押送警厅，与各界代表分别拘押。 2月8日，商界调查主任出席各界联合会评议部代表杨晓林先生被捕。至此，反动当局共逮捕拘押各界代表及学生26人。

反动派深知，这些被拘代表及学生都是各团体骨干。他们企图利用个别谈话、利诱的方法侦讯出爱国团体内的情况，警察厅处长杨以德曾找周恩来谈话，说：“学生爱国的法子太不对了，学生是被人利用的” 。周恩来答道：“学生做事纯本天良，丝毫没有一点恩怨在里边，譬如这次省公署请愿，就是绝好的例!”杨无言以对，只好说“你有话尽管写出来” 。当日周恩来就写了一张质问拘捕的理由。据载，杨还找过马骏、夏琴西、时子周等交谈，均碰壁。司法科高某也曾传郭隆真、于方舟、周恩来问话，代表们义正辞严，给予有力回击。他们又想从代表们口中得到些漏缝，以抓住把柄，扣以罪名，但这个阴谋被代表们识破，也未能得逞。 2月19日，杨以德宴请被拘代表，借此发表训话。先是恫吓，继而宣扬其“爱国有罪、卖国有理”的反动谬论。然后又以高官利禄诱惑拉拢代表，但代表们仍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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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取读书和行动自由，代表们进行了曲折的斗争。于方舟写了一篇很长的“请求读书文” 。不久警厅允许学生开列买书的清单，于是代表们列出新出版的杂志——《新青年》、《觉悟》”等四种，司法科借口“不知这些书有何用，不准买” 。最后只买了一本《新教育》。 3月7日，住在同一院内的于方舟、李燕豪等六人质问杨以德，要求速公开审判，并允许代表互相交流，不致荒废学业。这次质问虽未答复，但此后代表彼此可以往来学习功课，或散步相遇，互相交谈。 3月底， 6人又为买书，欲典当衣服，被警察阻拦，发生争执。最后保安队长答应担保解决，此事才平息。

反动当局将各界代表们及学生非法拘留两个多月，既不公审，亦不释放，其目的是为了消磨各界代表和学生的斗争锐气，平息爱国运动的热潮，以稳定局势，讨好日本帝国主义。但是，代表们并没有屈服，反而使他们斗争更加昂扬、坚定一致。 4月2日，代表们向警厅通告：三天内速开公审，否则三天后全体绝食自毙。当日因警察限制代表们的行动自由，且以言语挑衅，激怒众人，代表们决定绝食当日实行。 4月3日晚，警厅基本答应了代表们所提条件，代表们才停止绝食斗争。

狱中代表们的斗争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新闻媒体纷纷谴责当局的所作所为。 4月5日，学联代表谌志笃、邓颖超等24人来到警厅，要求替代被拘代表。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令杨以德十分难堪，被迫答应了代表们的全部条件。 4月7日，除了因病和被保释出狱的代表之外，其余被拘的21人分乘6辆汽车，移送到河北地方检察厅。

在警厅被拘留期间，周恩来编写了《警厅拘留记》，真实记录了1920年1月23日至4月7日因参加爱国运动而被捕的天津各界代表在狱中斗争的事实。周恩来等21名代表被移送检察厅后，在检厅期间，仍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并组织了学习小组，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直到1920年7月17日获释。 1921年10月，周恩来赴欧留学前夕，将手稿交给马千里先生。经马先生修改后，同年12月4日，开始在报上刊载。后刊印成书。该书目前仅存天津历史博物馆。它是周恩来留给天津人民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其手稿几经辗转，最终呈交给总理。总理逝世后，邓颖超才将它献出来，也嘱不要展览。后经有关部门努力，才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