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小仗竟有重大收获：抓住1个女战俘，换回118位同胞！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游击队湖北应城支队曾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俘获了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子。没想到此女大有来头，竟然是日军一个中将师团长的侄女！后来中日双方围绕此女进行多次谈判，用她换回了日军监狱中的118名八路军被捕人员和革命群众，对整个鄂中战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是在1942年春夏之交，应城游击队接到一个重要情报：“古川之妻将随军下汉口” 。

游击队长杨森堂早就知道，古川是日军三师团司令部直属宪兵队队长。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经常化装外出搜集情报，专事破坏抗日根据地，拥有调动应城境内敌据点兵力“扫荡”根据地的大权。

游击队长杨森堂与队员共同研究决定，前去截击捕俘古川的老婆，狠狠打击一下子敌人宪兵队的嚣张气焰。经过开“诸葛亮会”和实地侦察，杨森堂决定在双墩附近的汉宜公路地段设伏。

一切准备就绪，这天早晨大约7点半钟，满载敌人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从应城方向驶来。每辆车的驾驶室顶上，都架着一挺歪把子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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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七辆车驶近设伏地的时候，佯装割草的游击队员王金彪直起腰，摘下头上的草帽在胸前扇凉。按约定的信号，这就是“古川老婆在车上” 。

游击队员们见此连忙行动：第一道卡子的6名步枪队员一齐开火，敌司机加大马力猛冲而过；第二道卡子的3名手枪队员忙把铁耙丢上公路，敌军车又左弯右绕地冲了过去；第三道卡子上的张福珍、朱青山等6名神射手一起跃上公路，在离汽车10多米处一起开火，击毙司机和另一名敌军官，汽车歪在公路右边的沟边上。

精通武术的手枪队员朱刚跳上车厢，看到一个身穿艳丽和服的女子，断定她就是古川之妻，当即把她往肩上一扛就跑。张福珍把两个身穿黑衣服的侍女拖下来，但她俩死死抓住轮胎不肯走。

就在这时，前后军车上的敌人都扑了上来，机枪、火炮大作。杨森堂见任务已经完成，就命令所带领的步枪排分散阻击，掩护手枪队员们扛着古川之妻撤出了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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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川的妻子20多岁，在她和服的腰背上扎有一个用金线绣成的圆形红色花包，里面放着一尊观音像。群众对这个演戏花旦似的日本女人感到很好奇，争相围观。为了不走漏消息，游击队在当天晚上就把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并给她换了衣裳。

让游击队大伤脑筋的是，这个日本女人既不会说中国话，也不识汉字，叫她吃饭、喝茶都得打手势。

按照优待俘虏的政策，游击队员们不但尊重他的人格，有时下雨行军还把马让给她骑。在生活方面，也尽量给予优待，有时还杀鸡给她吃。

此女看到根据地的一些女队员活泼开朗，和男队员一样地工作战斗，也就渐渐消除了戒心和紧张情绪，出现了笑容，还学会了几句中国话。

几天后，应城县委派来了一个已向八路军投诚的日本人森尊太郎当翻译。可他见了古川之妻稍事攀谈后，就大吃一惊，并立正敬礼。

原来，这个日本女人并不是古川的妻子，而是敌人驻应城三师团长北野太郎中将的亲侄女哇尚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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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哇尚郎英交代，她是以“战地采访人员”身份，随日本“赴华采访团”来应城的。叔父北野太郎派兵送她去汉口，再转赴宜昌战地去采访，完全是出于安全方面考虑，对外才谎称是“古川之妻” 。

杨林堂当即把这个情况向县委汇报，县委负责人高兴地说：“没想到你们打的一次小仗，竟然有如此重大的意外收获！”他立即作出指示，哇尚郎英大有用处，游击队务必保证她的安全，不要她随军行动。杨森堂便派手枪班班长江培寿带上6名队员，把哇尚郎英转移到应城与汉川搭界的湖区，隐蔽到木梓树、梅家港一带的芦苇深处去了。

北野太郎得知哇尚郎英被游击队劫去后，当即勃然大怒，勒令古川在一个月内把他侄女找回来。古川毫无头绪，只得请求派兵“扫荡”寻觅。

一千多鬼子兵分成好几路，既不打枪也不要伪军参加，在乡下拉网似地搞了一个月，仍没找到哇尚郎英的影子。

这下可把古川急坏了，在他的宪兵队、特务队、谍报队统统“失灵”以后，他万般无奈，只得亲自出马。

古川带上两个谍报员，化装成乞丐，到毛家河去进行侦察，但被游击队员等人发现。多亏他跑得快，一直被追到敌人驻兵的湾上镇的兵营里，才逃脱了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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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北野太郎的老婆把古川叫去，当面打了他几个耳光，骂他无能。古川承认他的拉网式搜索是个失败，要求北野太郎批准他与新四军方面进行通信联系。

第一封信是古川亲笔写的，通过应城矿区游击队转到了县委手中，内称哇尚郎英是“旅华日侨” ， “掳去日侨”是“不道德行为” ，并威胁说：若不释放哇尚郎英，皇军将要杀个鸡犬不留” 。

县委决定不理睬他。

第二封信，古川的态度软了下来，说什么“望贵县府予以查询帮办，若释放我‘旅华日侨’将以重金酬谢。切望回音” 。

县委仍置之不理。

古川为了能向北野太郎有个交待，又只得硬着头皮第三次写信。这封信口气更软，并在信中提出三个条件交换哇尚郎英，可任选其中的一个：一、赠送日本最新式手枪20支，还有一箱日钞；二、在应城境内划分势力范围，互不侵犯；三、交换俘虏， “若贵方同意可开列名单，照单放人” 。并再三要求“回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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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第三封信，县委进行了研究，并请示鄂中地委。地委书记文敏生指示：可以与之谈判，在谈判中要驳斥其侵略战争的强盗逻辑。三个条件中除第二个条件外，可根据情况酌定。

根据上级决定，杨森堂以个人名义给古川写了封较长的回信。自此，双方信件往来达10多次。

在谈判中，杨森堂和县委考虑到，为了防止敌人利用我方所开出的被俘名单搞鬼，就提出并坚持要把关押在应城的赵西等同志和关押在天门、云梦等县的八路军被捕人员及革命群众共100多人全部释放，才可放回哇尚郎英。

北野太郎无奈答应。不到半个月，日军把关押在应城、天门、云梦等县的118名八路军被捕人员和革命群众全部释放；杨森堂也就请了两个农民，抬上一乘小轿子，并由他的警卫员尹学才扮成放牛娃，负责把哇尚郎英送到应城城关。

当时哇尚郎英一下轿就对迎接她的古川说：“他们的良心大大的好！”还要古川对送他回来的人以礼相待。

自认为不可一世却彻底失败的古川很不服气，他为了捞回面子，先后三次指挥敌伪军对应城游击队进行了三次偷袭包围和一次伏击，但均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