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维也纳前夜：土耳其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备战

既然帝国上下对远征维也纳已经形成共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动员机制便很快显示出成效。到了1682年10月6日，土耳其人已经为这场战役制造并供应了多达一万五千顶帐篷，以及堆积如山的军需品。此外，帝国兵工厂也全力以赴，刀枪剑戟的生产热火朝天。斋月结束后，苏丹本人离开了托普卡匹皇宮，禁卫军和皇家骑兵队紧紧护卫者他，这支队伍浩浩荡荡地住进了埃迪尔内的作战营帐里。对帝国的臣民而言，这无疑宣告了即将到来的重大军事行动。哈布斯堡王朝驻土耳其大使格尔奥格·克里斯多夫·库尼茨（Georg Christoph Kunitz）成了此时最不幸的人。凭借多年的外交经验和敏锐的嗅觉，他已经隐约察觉到奥斯曼帝国似乎准备对自己祖国大动干戈。他多次来到皇宫觐见苏丹，拜会大维齐，希望在最后关头将1684年到期的哈布斯堡-奥斯曼停战协定再延长20年，从而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和平。然而，他的尝试遭到冷遇，虽然不是粗鲁的一口回绝，但土耳其人的模凌两可加重了他的担忧。当苏丹启程时，出于外交礼节，格尔奥格被迫随行。想到此次的目的地可能便是自己的家乡，奥地利大使不禁度日如年，如坐针毡起来。

然而，穆罕默德四世在军营里并没有呆多长时间。第二日，他就率领众大臣和御林军前往约240公里外的地区狩猎了。此次进军原本就是象征意义上的，目的是表明态度，宣告全国动员。自骁勇的穆拉德四世之后，很少有苏丹会每每身先士卒，亲自领军了，穆罕默德四世也不例外。在他眼里，狩猎远比戎马生涯更加有趣。何况根据奥斯曼人重视后勤的传统，在隔年春天冰雪融化之前是不可能主动开战的。不过禁卫军主力以及炮兵和工兵仍留在营地里等待补给品的到来，这种慢节奏但有条不紊的备战反而更令格尔奥格如鲠在喉。

穆罕默德四世儿时就憧憬能像列祖列宗那般功垂竹帛，尤其是他的叔叔穆拉得四世有着攻下巴格达的丰功伟绩，并获得了“征服者”的雅号；另一位奥斯曼王朝的“征服者”则非15世纪的穆罕默德二世莫属，他在21岁时便夺取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即伊斯坦布尔），奠定了土耳其一等强国的基础。电影《维也纳之战》将穆罕穆德四世塑造得近乎一具傀儡，然而实情显然并非如此。虽然不像苏莱曼一世那样事必躬亲，但穆罕默德四世知人善任，他更愿意充当伯乐，将具体政务交由能臣干吏打点，自己遥控大局——这也不失为另一种治国的风格。苏丹并非大维齐的提线木偶，后者进攻维也纳的提议其实触动了穆罕穆德四世内心中青史留名的心弦，虽然看上去优哉游哉，但实质上苏丹也下定了决心，给予大维齐一切所需的支持，务必摘下维也纳这枚欧洲的“金苹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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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苏丹穆罕穆德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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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穆德四世在位期间的一大功绩，便是成功地发现并提拔了科普鲁卢家族，是后者在帝国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并实现了中兴。卡拉·穆斯塔法作为该家族的第三代大维齐，统治风格与兄长法西尔·艾哈迈德大不相同。前者更倾向于以柔克刚，通过缜密布局和计谋取胜，而他更喜欢用直接的威压、暴力、铁腕作为执政手段，朝野中私下腹议他的才华和前任相比恐怕要略逊一筹。此时穆斯塔法即位刚刚6年，法西尔·艾哈迈德一生最大也是唯一的军事挫折恰巧是在1664年的圣高萨特败于哈布斯堡王朝，此番再度出征，自然颇有些一雪前耻的期待。 1682年的穆罕默德四世已年届不惑，卡拉·穆斯塔法敏锐地领会到苏丹本人并无冒险亲征之意，于是他顺势请缨，希望代表苏丹独立指挥这场大战。这也正中苏丹的下怀，维也纳之战如果获胜，功劳自然归于苏丹，倘若不幸失败，则可以由大维齐承担罪责，何乐而不为？一旦象征帝国最高军事指挥权的信物，即先知穆罕默德的圣旗和兵符，通过传统的仪式，交到卡拉·穆斯塔法的手上，这就意味着他在战场所下达的一切命令，都相当于苏丹本人的谕令，任何人不得违抗。不过，虽然已位极人臣，但在带兵打仗方面，卡拉·穆斯塔法经验还算不上丰富，此外他还过于独断专行，按照传统，大战之前，主帅都会和部将们平等协商作战方略，但大维齐常常打破了土耳其人的这一习惯，总是希望能够一言九鼎，久而久之，他的部下往往变得噤若寒蝉。尽管有圣高萨特战役的前车之鉴，尽管很多土耳其军官在与哈布斯堡王朝多年争斗中，感受到了对方冉冉上升的国力，但卡拉·穆斯塔法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些轻敌。考虑到当时哈布斯堡王朝即将面临两线作战的困难局面，这种乐观倒也不是全无道理。经过三十年战争的摧残，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对神圣罗马帝国各邦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昔，皇帝能直接调动的常备军不过5万人——而奥斯曼帝国方面，仅仅伊斯坦布尔附近驻扎的卡皮库鲁部队就超过了6万。卡拉·穆斯塔法或许觉得哈布斯堡帝国已经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房，只需临门一脚便会分崩离析，于是他的作战计划也就基于这样的构想来设定。这场西征之行路途遥远，耗资巨大，工程繁琐，部队需要跨越匈牙利平原，深入中欧内陆，而维也纳与伊斯坦布尔的距离，超过1600公里。卡拉·穆斯塔法计划稳扎稳打，一路攻占几个重要战略要塞，随后用绝对优势兵力包围维也纳。他认为哈布斯堡王室的大本营已经算是囊中之物了，一旦如愿以偿，自己想必能够荣登帝国最杰出的将相之列，并能稳固整个科普鲁卢家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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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维齐卡拉·穆斯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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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维也纳之战》中的卡拉·穆斯塔法剧照

虽然伊斯坦布尔附近的卡皮库鲁部队，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但出征维也纳是一场大战，卡拉·穆斯塔法亦不敢掉以轻心。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自然有必要充分动员这个幅员广袤的大国，在它的亚洲、非洲行省甚至仆从国中去征集兵员。西方历史学家一度轻蔑地声称奥斯曼帝国的辉煌战绩是依靠人海战术——与其说这印证了土耳其人兵法的简单原始（当然这与事实大相径庭），不如说它是帝国雄厚实力的体现（很长一段时间里，奥斯曼帝国都能有效调动一支超过10万甚至达到30万的大军，而同期西方国家能出动五分之一的兵力便已算万幸）。按照传统，出征之前，苏丹的征兵诏令（Firman）会传遍帝国各个地区，各地总督和领主都要按照法律规定提供军队和物资，甚至亲自领兵出战，逃避兵役者将一律处死。虽然征兵的调令在上一年度的冬天就已经发出，但由于帝国领土辽阔，交通不便，很多信使需要水陆并进，跋涉千里，等待各地军队集结完毕通常需要半年甚至更久。 1682年的制定的远征计划，位于多瑙河上游的布达城（Buda ，昔日的匈牙利王国首都，后被土耳其占领）被设置为主要的前线集结点，当地的帕夏高效地整顿了驻军，在大部队必经之路上沿途建立了若干补给站，军械库储存了最新出产的武器弹药，可谓万事俱备。奥斯曼人也深谙知己知彼的重要性，在大军出发之前，穆斯塔法的间谍们便已经纷纷潜往德意志诸国了。

在以苏丹之名派往各地各国的特使中，前去克里米亚汗国的使节情况最为特殊——给奥斯曼国内诸位帕夏们的诏书通常语气严肃，渗透着不容置辩的威仪，但给克里米亚大汗的国书却更像一封情真意切的“邀请函” 。这位君主就是掌握克里米亚半岛及以北至乌拉尔山一带平原的鞑靼可汗穆拉德·吉雷（Murad Giray）。信函上有苏丹的专属花押（签名），内容则是希望克里米亚汗为了伊斯兰的信仰、为了奥斯曼王朝的兄弟情义而助一臂之力。国书旁还有一份以华美丝绸包裹的礼物，里面有镶嵌珠宝的短剑、长裘袍、装满数千金币的盒子，作为给可汗的一点心意。此外还有一笔给可汗部下数额可观的资金，也就是所谓的“箭筒钱” 。鞑靼可汗手下有八万雄师，他们是当时西方世界所知最优秀的轻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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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汗国国旗

说及克里米亚鞑靼人与奥斯曼帝国的渊源，可以上溯至伟大的成吉思汗时期。克里米亚汗的地位介于奥斯曼苏丹的藩属和远亲之间，二者的结盟，始于十五世纪。虽然两国在漫长交往历史中也曾发生过龃龉（历史上多位鞑靼汗都因桀骜不驯遭到过奥斯曼苏丹的撤职甚至杀害），但这些游牧民的骑兵是奥斯曼皇家骑兵的有益补充，也是苏丹不可或缺的战友。鞑靼人吃苦耐劳，骑马行驶的速度比普通军队快上十倍，不仅能横渡湍急的大河，而且不分季节气候便能迅速投入到战场上。他们的战马只要有最稀疏的草地就能维持生命，并且不用背驮拖慢军队前进速度的大型武器装备。 “快如风，去无踪”是鞑靼骑兵的真实写照。而土耳其人虽然同样是游牧出身，但长期的定居生活使他们发展出高度专业化的不同兵种，在17世纪，步兵与炮兵的地位日渐提升，而这些部队需要大量辎重的支持，导致奥斯曼正规军的行军速度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反倒远远不如克里米亚鞑靼人。鞑靼人不像奥斯曼正规骑兵那样身着华丽盔甲，他们拒绝火器，刀剑等近战武器也只有一小部分人使用，最普遍的武器依然是弓箭。他们的强项是能够驾轻就熟地驾驭战马疾行飞驰，在马背上一眨眼的功夫就能连续击发五六支箭，矢无虚发。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是他们的唯一职业，他们是技术娴熟的“食掠者” 。鞑靼骑士们没有固定薪饷，收入完全依赖战利品，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已经成为东欧各斯拉夫民族的梦魇，也是黑海地区最负盛名的奴隶贩子。专业化的奥斯曼军队也需要克里米亚鞑靼人这样能够风暴般席卷敌人的“杀器” 。战场上，鞑靼人有时就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冲向敌人将他们包围撕碎——数以百计的鞑靼骑兵能迅速找到敌军的小小漏洞或破绽，打开突破口。鞑靼人英勇无畏是远近闻名的，他们保持着游牧民的彪悍作风，即使负伤，也不轻易撤出战斗。但他们也并非有勇无谋之辈。更多时候，将鞑靼骑兵比作一群鬣狗恐怕比狮子更加贴切。除非万不得已，他们不会轻易发起贴身近战，而是尽量发挥本方机动和射术的优势，拉开一定距离反复以箭雨袭扰、削弱对手，直到对方精疲力竭，士气崩溃，才一拥而上，用马刀收割残敌。他们打仗就如同是在做生意，总是瞄准易得手的目标，尽可能从中获利，而不会愚蠢地去强攻要塞或冲向矛兵阵地。虽说几百年来土耳其人的军队令西方人闻风丧胆，但他们好歹有一定章法可寻，而鞑靼人飘忽不定、狡黠残忍的战术，更令基督教士兵纠结惶恐，甚至有人将他们称为“恶魔骑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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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哥萨克作战的克里米亚鞑靼骑兵，波兰画家约瑟夫·布兰特（Józef Brandt）作于1890年。

一六八二年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继承并发扬了他们十三世纪蒙古祖先优异的战争天赋。他们东征西讨，四处掠夺，战果累累，并至死不渝地支持着他们的重要的盟友奥斯曼人。除此之外，他们虽不时与波兰人、哥萨克人、俄罗斯人兵戎相见，但有时也会与这些民族暂时结为盟友，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从这些精明的外交策略看来，鞑靼人倒也确实不像西方人所说的是一群“蛮族” 。鞑靼骑兵通常会以四十到五十人为一组，分成几支突击部队，战术灵活多变。此外他们也重视情报工作，战前会派斥候到远方去勘测敌情，定期回营禀报。鞑靼人虽然平时都是些牧民，但一旦被可汗征集，立即便化身为一支纪律严明的劲旅，装备精良的正规军也未见得是他们对手，而且他们从克里米亚各地集结而来的速度也远远超过奥斯曼人。鞑靼军队在行军途中，一天需要换马四到五次，以保持战马充沛的体力，在进入敌境前，他们的前进速度会适当放慢，但只要踏上到敌人的领土，不论路况多么艰险，他们也会以惊人的速度全速奔驰，令敌人防不胜防。不过，克里米亚鞑靼骑兵也并非无懈可击：他们的战术过于依赖速度，机动多变的战法虽然往往能出其不意，以弱胜强，然而一到山区、林地、河泽这样的复杂地形，他们的优势就会大打折扣，难以施展拳脚。此外，由于鞑靼人出征通常不携带攻城器械和重型火器，因此，在防守严密的城镇和要塞，他们的优势变得毫无用武之地，即使大规模的鞑靼人强攻也容易被敌人利用城防或地利予以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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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鞑靼人有奥斯曼人这样的长期盟友，二者可谓是强强联合。鞑靼人的加盟弥补了土耳其苏丹军队机动力的缺陷，同时并没有增加他们的后勤负担，反过来说，土耳其的重型火力、工兵部队和精锐的步兵也是鞑靼人所欠缺的。此时的土耳其军队，由于大量装备先进武器，步兵、炮兵、工兵的地位不断上升，骑兵已失去了往日一家独大的殊荣（虽然在宫廷礼仪上，卡皮库鲁骑兵依旧高过土耳其新军）。我们已经很难相信，这支高度专业化，分工明确细腻的庞大军队曾经是突厥游牧民的后代。当然，一切都是以机动性为代价的，土耳其全军的平均速度，已经和传统的西方军队并无二致。尤其是沿途中倘若遇到河流，奥斯曼人不得不大费周章，先是工兵勘探地形，搭建浮桥，然后让步兵、骑兵渡河，最后还有炮兵和辎重部队——而鞑靼人则只需牵马下水过河即可。西方基督教国家在长期和土耳其的交战中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他们通常尽量避免与奥斯曼人在野地里进行会战，而是依托工事和城防以逸待劳。如此一来，土耳其引以为豪的重骑兵就失去了自己的舞台，因为他们的长项是野战突击，而非攻城拔寨。土耳其重骑兵的战马需要上等草秣，每天进食数次，帝国的补给线有很大部分不得不用于运输马匹饲料。然而真正进入战场，骑兵们面临的却多半是堑壕战与围城战，不得不下马战斗。这些天之骄子（重骑兵）缺乏使用滑膛枪经验，也不会挖战壕这种粗活，几乎被战地指挥官当成了炮灰。轻骑兵由于在侦察和袭扰方面的作用，却任何时候都能派上用场。但奥斯曼人自己的轻骑兵（如前文提到过的“阿金日”部队）往往龙蛇混杂，良莠不齐，令指挥官头痛不已。反而是鞑靼人，虽然看上去装备落伍，举止粗俗，但他们对自己的可汗忠心耿耿，并严格遵守作战计划，更加值得信赖。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大军通常以氏族部落为编制单位，每个酋长便是天然的将领；但最基本的作战单位是“骑兵小队”——由大约10人组成，士兵之间往往沾亲带故，十分熟悉，因而配合娴熟，能够生死与共。和苏丹的大军需要花费6-10个月集结相比，鞑靼人的动员速度快得惊人，只需要2-4周，克里米亚汗就能组建一支8万人的大军。当然，这种高效率是以某种比较粗野的方式实现的。例如， 1501年，克里米亚大汗孟格利·吉雷（Mengli I Giray ， 1445-1515年）的征兵令便这样写道：“如真主所愿，我要策马踏上战场，你们需做好准备随我出征。五人提供一辆马车，每人则要准备三匹战马……15岁以上男子都要参军，不得留在家中。拒服兵役者，便不是我的仆人，不是我儿子的仆人，也不是各位酋长的仆人。对这种败类，要洗劫他，杀死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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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弓骑兵

和土耳其新军优良的伙食相比，鞑靼人奉行轻装上阵的理念，携带的口粮十分简陋， 8磅烤过的小米就足以支撑整整50天，此外有的人还会带上一点奶酪和熏肉。鞑靼人的口粮如此之少，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吃苦耐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武士惯于“就地取材” 。对奥斯曼指挥官来说，鞑靼人分遣队是他们偏爱的虎狼之师，只要一声令下，鞑靼人就像一群鬣狗般发动攻势，消灭敌军，破坏通讯、补给线，恐吓对方的百姓。鞑靼人像一股旋风，所到之处，村庄被焚毁，居民被掠走为奴，财富和粮食洗劫一空。这种恐惧感，却是征服敌人的一种强力武器。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二世本人虽然昏聩，但对鞑靼人的优点总结得却十分精辟：“我最畏惧鞑靼人，他们攻击之时快如疾风，通常五六天的路程仅需一天，而撤退时，瞬间便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马不需要马掌和草秣，行至河边时，也不像我们那样要等待渡船。他们的军粮，就如同他们的装备，非常寒酸。但这种不求舒适的倾向恰恰是其战斗力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