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在弦上：土耳其入侵奥地利大军的开拔

1678年，持续了6年的法荷战争以法王路易十四的胜利告终。虽然荷兰的国土大体得到恢复，但它的盟友西班牙失去了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和佛兰德（Flanders），而神圣罗马帝国的洛林公国也被法军占领（洛林公爵查理五世被迫流亡，稍后被哈布斯堡王朝封为帝国大元帅）。哈布斯堡王朝遭受了法国的沉重打击，但并不甘心失败，而是一心渴望复仇，法国也希望进一步扩大战果，巩固在西欧的霸权。二者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雪上加霜的是， 1680年，帝国名将雷蒙多·蒙泰库科利元帅又在一场意外事故中去世，帝国军队顿时少了一根主心骨。虽然面对法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哈布斯堡王朝渴望与奥斯曼帝国保持和平，甚至愿意做出一些退让，但以上种种迹象让土耳其举国上下弥漫着一股乐观和复仇的情绪。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鏖战数百年，积怨实在太深，苏莱曼大帝1529年第一次围攻维也纳的失败，塞利姆二世1571年在勒班陀的耻辱，以及穆罕穆德四世1664年在圣高萨特的挫折，都让奥斯曼人历历在目，且耿耿于怀。 1669年克里特战役的取胜让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威望达到了17世纪的高峰，从苏丹到朝臣，都对本国的战争机器充满了自信。何况还有法兰西允诺会在暗中相助。既然看上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如此狼狈和虚弱，为什么不乘势一雪前耻呢？

然而情况并没有奥斯曼帝国朝野预期的那般乐观。早在十六世纪末的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土耳其的交战中，双方就已经体现出势均力敌的态势。从1590年代开始，随着火炮技术的进步，哈布斯堡王朝与时俱进，投入重金对国内的要塞和重要城市的城防进行了现代化改建。 17世纪中期，一位法国的天才军事工程师开始崭露头角，他就是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1633—1707) 。自1655年起，沃邦担任路易十四的军事工程师（后被封为法兰西元帅），他极具创造性地改良了16世纪意大利人发明的“棱堡”要塞体系，以五边形、六边形布局主堡，主堡向外辐射延伸一系列三角堡，城墙并非垂直而是倾斜建造，从而有效地防御大炮的火力，同时方便守军射击。沃邦也发展了一套以堑壕战为基础的近代攻城战术，让法国在攻城战方面矛与盾兼备。沃邦留下了《论要塞的攻击与防御》、《筑城论文集》等著作，对欧洲的军事工程学影响极大。哈布斯堡王朝在与法国的战争中，虽然多次失利，但也汲取了沃邦元帅的先进工程学理念，并以此来改造帝国境内的要塞。 17世纪末期，奥地利的主要要塞，包括首都维也纳，基本上借鉴了沃邦的理论，足以接受近代化战争的洗礼。因此， 1680年代，奥斯曼帝国大军面临的敌方城墙，已经不再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中世纪城墙，而是包含现代科学的新式要塞，这大大增加了土耳其人攻城的难度。另一方面，在长期与法国的战争中，哈布斯堡王朝的指挥官与士兵得到了充分历练。他们建立了一套指挥链系统，这条指挥链上，上至元帅，下到士兵，都各司其职，又连为一体，极大程度地改善了全军作战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此外，虽然雷蒙多·蒙泰库科利元帅已经辞世，但哈布斯堡王朝阵中依旧人才济济， 40岁的洛林公爵查理五世（Charles Léopold Nicolas Sixte ， 1643-1690）痛失自己的公国，但很快便能在战场上重新证明自己的价值，此外还有神圣罗马帝国巴登藩侯路德维希·威廉（Louis William, Margrave of Baden ， 1655-1707），他在法荷战争中崭露头角，在随后爆发的哈布斯堡-土耳其战争（即大土耳其战争）中这位青年将成为奥斯曼人的劲敌（因为对土耳其人的赫赫战功，他最终获得了 “土耳其人路易”的绰号）。 1683年，路德维希·威廉的堂弟，年仅21岁的萨伏伊亲王弗朗索瓦·欧根（Fran?ois-Eugèn ， 1663-1736）不顾法王路易十四的反对，怀着一腔热血，毅然加入哈布斯堡王朝军队——日后他成为18世纪欧洲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反观奥斯曼军队，指挥系统与一个世纪前并无根本变革，它的指挥官也缺乏欧根亲王这样的天才。卡拉·穆斯塔法虽然是一名有为的政治家，但并非孙武再世，在统领大军作战方面显得还有些稚嫩。后来的战役进程证明了这是奥斯曼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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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沃邦式五角形棱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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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法国阿尔萨斯由沃邦设计的纳布里萨克（Neuf-Brisach）城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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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沃邦元帅，杰出的近代军事工程家。

{!-- PGC_COLUMN --}厉兵秣马

1682年底，奥斯曼帝国对于远征维也纳的备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虽然按照作战方略，最前线的集结地为匈牙利的布达，然而指望数目众多的军队一夜之间抵达是不切实际的。按照传统，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的帝国精锐首先集结于阿德里亚堡（Adrianople ，即埃迪尔内) ，然后再穿过巴尔干山脉沿着摩拉瓦河谷抵达贝尔格莱德。从伊斯坦布尔至贝尔格莱德的道路和桥梁都已翻修完毕，帝国的督察被派往各地，监督地方军队的招募、集结与开拔。虽然大维齐卡拉·穆斯塔法准备以举国之力对维也纳发动雷霆一击，但在东部边境，伊朗的萨菲王朝依旧虎视眈眈，为了防止后者乘人之危，边境的驻扎部队及诸多要塞也开始进入到高度战备状态，并着手加强其防御工事。尽管克里特战争的获胜大大缓解了威尼斯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但出于稳妥起见，帝国舰队还是全副披挂地逡巡在地中海东部，防止威尼斯共和国驰援哈布斯堡王朝，进而威胁首都伊斯坦布尔。

出征仪式的最后阶段很快便要到来，而在跨越边境进入匈牙利时帝国将举行盛大的阅兵游行。前锋部队在前，接着是尾随而至的骑兵团，再是阵容庞大的步兵，依次开拔。前锋军队主要由鞑靼人和非正规的轻骑兵组成，他们与居中的正规重骑兵部队保持着一两日的行军距离。而大部队的后方则是背负沉重武器、弹药的火炮车队和辎重部队（以牛车为主）。为了避免庞大的部队前后脱节，整个行军基本是按照最慢的炮车和牛车的速度来前行，平均一天只能移动几十公里，而且由于天气和地形的原因，行军中途还频频发生意外的状况。对土耳其人而言不幸的是， 1683年的天气相当恶劣，大雨倾盆，河川泛滥，洼地和大部分道路都变成了泥塘，火炮只能靠人力才能拖出泥沼，将士们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而变得极为消沉。为了等待天气转暖，军队在阿德里亚堡足足等待了四个月。因为只有春天来临时，大军才能前进开赴战场。在春季青草长出来之前，出征路上并没有充足的牧草可供奥斯曼人的牛马进食，而他们传统的作战方式对此相当依赖。直到1683年3月15日，苏丹华丽的作战帐篷才再一次出现阿德里亚堡的皇宫宫墙内，马尾旗也竖立起来，标志着大军出发的日子已经临近。随后的几周中，由奥斯曼卡皮库鲁禁卫军领衔，超过10万人的部队逐一向北进军，苏丹和他的宫廷重臣也随军出征（电影《维也纳之战》中称奥斯曼军队的总数达到了30万人，虽然确有部分历史记载支撑这一数字，但现代的历史学家普遍相信这是明显的夸大，目前通行的数字在10-15万人之间）。不过苏丹的行军更多是礼仪和象征意义上的，按照事先的计划，一旦抵达贝尔格莱德，穆罕穆德四世就会正式将最高指挥权委托给卡拉·穆斯塔法帕夏，后者将全面负责战役进程，直到捷报传来。奥斯曼军队离开阿德里亚堡时，军容齐整，纪律严明，盛况空前。哈布斯堡王朝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如此描述苏丹的御座：“镀金，带有小床垫和丝绸坐垫，由八匹灰白色的骏马拉拽。 ”然而，虽然军容光鲜无比，但在出发前照例举行的大阅兵中，在奥斯曼全军和外国使臣的众目睽睽之下，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竟将主持仪式的穆罕默德四世的头巾吹落在地，很多迷信的奥斯曼官兵不禁面面相觑，因为这通常被视作不吉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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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兰德画家让·巴蒂斯特·范莫尔（Jean Baptiste Vanmour ， 1671-1737）笔下奥斯曼苏丹出行的盛大场面。

当奥斯曼军队通过大罗马尼亚穿越整个巴尔干地区时，沿途的村民都将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补给品，比如帐篷杆，秸秆，干草和口粮。虽然从理论上说，苏丹的军队行军时对国民几乎是秋毫无犯的，即使征集了一些物资，也是有偿的，谈不上掠夺。但必要的安全措施依旧不可或缺，为了保证个别怀有二心的居民没有隐藏在丘陵和森林里意图不轨，苏丹的禁卫军会严密封锁主人经过的村镇，直到苏丹通过后他们才能重新获得自由。即使有这些不便，但禁卫军的纪律大体上还是值得信赖的，然而跟在他们后面的奥斯曼帝国亚洲部队（东部行省军队）和杂牌军常常眼露贪婪的凶光，无法无天，掠夺成性，更遑论前文提到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以至于有些村民不惜放火烧毁自己的家园，以躲避奥斯人的兵锋。兵贵神速，奥斯曼指挥部原定在短时间内抵达贝尔格莱德，争分夺秒，连日行军。可惜天公不作美，在滂沱大雨中挣扎了数日，道路在践踏下几乎沦为沼泽，部队疲惫不堪，士气低沉， “急行军”显然是难以为继了。 4月8日，伴随着部队的载声怨道，大维齐卡拉·穆斯塔法不得不下令休整三天。此后，在恶劣天气下，大军又经过了一个星期的长途跋涉，终于在4月17日抵达索菲亚（Sofia ，现为保加利亚首都，当时为奥斯曼帝国鲁米利亚行省省会），在该地休整数日后， 4月24日，大军抵达军事重镇尼什（Ni? ，今天的塞尔维亚第三大城市）。又过了9天，五月三日，奥斯曼军队总算在大雨中赶到了贝尔格莱德，虽然苏丹穆罕默德四世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但无法掩盖帝国主力的行军至此已经被延宕太久的事实。贝尔格莱德位于萨瓦河与多瑙河的交汇地，奥斯曼工兵在多瑙河上架设了整整50座浮桥，让庞大的友军陆续开始渡河。与此同时，目睹恶劣的天气与路况，土耳其人决定用船逆流而上，运送部分炮兵（包括19门中型野战隼炮和40门大型攻城加农炮）前往布达。尽管苏丹本人已经驻跸于此，但从帝国各地陆续开来的援军依旧络绎不绝。这些新加入者成分相当复杂，包括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马其顿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当然还有前文提到的来自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这些鞑靼骑兵除了自己的座驾以外，每人还带着数匹换乘的战马，蔚为壮观。当整支部队开始向贝尔格莱德开拔之时，糟糕天气终于开始好转，潮湿的土地逐渐风干，路面也变得结实起来。按照目前的进度，卡拉·穆斯塔法估计，起码要到七月中旬才能进抵维也纳的城郊。出征前夕，五月十三日苏丹在萨瓦河边的草地上举行了又一轮大规模的阅兵，众目睽睽万众期待之下，穆罕穆德四世将兵符与帅旗正式授予了卡拉·穆斯塔法帕夏。直到此时，后者才算真正被任命为了远征维也纳的统帅，拥有了对全军将士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他跪在苏丹的面前，俯下身谦卑地亲吻他脚下的土地，心中豪情万丈，但也诚惶诚恐。因为从以往的先例来看，假如此战大捷，卡拉·穆斯塔法自然能赢取锦绣前程，同时苏丹也会感到无上荣光；然而倘若不幸落败，大维齐的政敌们就会像秃鹫一样一拥而上，而苏丹恐怕会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乐于把大维齐当做失利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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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土耳其匕首

5月20日，苏丹最后一次亲临大维齐的营地视察，他满怀期待地目送大军前往奥西耶克（Osijek ，今克罗地亚第四大城市）的渡何处，开启了浩大的西征之行。 5月24日，卡拉·穆斯塔法加入他的军队主力之后，离开了贝尔格莱德，穆罕穆德四世留在该城坐镇后方，不过既然他已将全部军务托付给大维齐，也就秉承用人不疑的原则，不予多加掣肘，而是在行宫里享受天伦之乐。不料途中又一次大雨滂沱，全军向维也纳推进的速度不得不放慢下来，六月二日他们方才千辛万苦地抵达奥西耶克。苏丹不在阵中，此时的决策者唯有卡拉·穆斯塔法一人了，但他必须面对迫在眉睫的困局。为了确保进军胜利，卡拉·穆斯塔法其实早已提前命人去修复进入匈牙利的旧堤道，以方便运输重炮等大型武器。然而多日的大雨阻断了这一规划，不仅部队前行慢如蜗牛，架桥、重建堤道的工程也不得不暂停下来。德瓦河的水位大涨，不少在河对岸修复受损堤道的工作人员也因此殒命。卡拉·穆斯塔法感到尤为沮丧，他心中明白，如果战事久拖不决，神圣罗马帝国并不乏天主教盟友，一旦这些基督教国家动员完毕，纷纷支援，要啃下维也纳这块硬骨头恐怕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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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贵族，奥斯曼帝国的盟友伊姆雷·特克利

正当大维齐忧心忡忡之际，军营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宾客——伊姆雷·特克利（Imre Th?k?ly ， 1657-1705），这位匈牙利贵族是当时整个匈牙利反哈布斯堡运动的领袖，拥趸甚多。在奥地利人看来，此君实为国家叛徒，为了追求独立，竟不惜“认贼作父”（伊姆雷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匈牙利独立的重要外援，曾对苏丹表示一旦独立成功便向他称臣纳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终结匈牙利王国的，也恰恰是土耳其人）；但在穆罕穆德四世看来，这无疑算作弃暗投明，而且给进攻维也纳的计划提供了口实，于是他册封伊姆雷·特克利为“上匈牙利国王” 。这位奥斯曼帝国的新宠在6月14日离开奥西耶克之前，很可能已经得悉了围攻维也纳的详细计划，并且心头暗喜，他立刻返回自己的领地去动员匈牙利同胞们起来支援土耳其的“圣战” 。

此时，前线终于传来了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消息，斥候禀报说，敌人正准备围攻尼特拉河上的新扎姆基（Nové Zámky ，今属于斯洛伐克，距离匈牙利边境约25公里）要塞。布达总督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担心，哈布斯堡王朝洞悉了本方计划，准备趁奥斯曼人立足未稳抢先占据地利，他立即派出手下的一支部队增援。当奥斯曼援军即将到来的消息传到神圣罗马皇帝的利奥波德一世耳中时，后者明智地放弃了围攻。 6月15日，瓦拉几亚大公谢尔班·坎塔库济诺（Serban Cantacuzeno）率部在奥西耶克加入了奥斯曼军队，成为了北上布达行军的一员。稍后，克里米亚大汗穆拉德·吉雷麾下的先头部队也出现在巴拉顿湖附近的奥斯曼营地，令土耳其人的士气颇受鼓舞，他们很快便投入了对敌人的袭扰作战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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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穆德四世与他的禁卫军（土耳其新军）

作为游牧民后裔，奥斯曼人历来有着共同制订重大作战决策的传统，卡拉·穆斯塔法虽然以铁腕治军，并且独断专行，但他也知道，战斗揭开序幕前还是需要与部将们做一番沟通。在他的营帐内，大维齐在诸多将军面前提出率先夺取杰尔（gyor）和科马罗姆(Komarom) ，然后围攻维也纳城，最终彻底击溃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的作战计划（实际上，原本穆斯塔法希望通过急行军绕开一些沿途堡垒，直接进攻维也纳，但由于天气和路况的阻碍，加之苏丹本人的反对，使他改变了初衷）。一段时间令人压抑的沉寂后，大马士革总督简洁地回答道：“阁下下令，吾等执行。 ”这正是卡拉·穆斯塔法想要听到的“金玉良言” 。其余将领眼见如此，也就不再发表意见。于是对奥地利的整个战略就这么略显轻率地确立下来了。

得到更多的援军后，奥斯曼军队于6月28日离开塞克什白堡，穿过边界进入正式侵入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全军大致被分成三个分队，以轻骑兵作为先锋，陆续朝着西北方向开进，目标直指杰尔。 7月1日，杰尔的要塞火炮正式与奥斯曼先头部队交火，宣告1683年维也纳大围攻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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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重骑兵铠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