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修20万公里铁路，孙中山是不是在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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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最迫切的任务是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建立共和，而无暇具体考虑经济建设。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实现，因而对经济建设日益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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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孙中山表示，面临的任务“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 。在有关的批示中，孙中山更是多次强调发展实业是民国肇建后的当务之急。

民国虽然诞生，然而却如此贫弱，孙中山说：“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 。

发展实业首需资本，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民穷财竭，而发展实业任务紧迫，不能消极等待，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利用外资，但不能因借债而丧失国家主权，并提出了“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 的原则。

孙中山也十分重视制订配套的新经济政策与法规，以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临时约法》明确保护工商业者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孙中山的批示下，临时政府专门颁发了有关保护私有财产的5条命令。同时，在孙中山支持下，临时政府颁布了各种保护和鼓励实业发展的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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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倡导下，南京临时政府积极鼓励民间创立各类商办公司和企业。临时政府专门成立实业部，并创办《实业公报》。短短几个月期间，实业部输申请注册新式企业及有关实业事项达40余起。对于海外侨商回国创办公司，孙中山更是予以大力支持。例如旅日侨商申请创办兴业贸易株式会社，孙中山很快即批令实业部“审定批示饬遵可也” 。

孙中山也积极参与和支持创办各种民间实业团体，以组织民间力量发展实业。 1912年3月，于右任联络革命党人，成立民国铁道协会，由孙中山、黄兴新自出任正、副会长。由上海绅商发起成立的中华实业联合会，孙中山也积极予以支持，并担任该会会长。由孙中山担任名誉会长的实业团体，则有北京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农业促进会等。 1912年3月，黄兴、蔡元培等59人联合发起创办拓殖协会，孙中山为此专门咨请参议院拨给经费，支持其创办和发展。孙中山迫切希望成立更多的民间实业团体，作为振兴实业的后援力量。在他的推动下，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几个月间，即有20余个实业团体宣告正式成立，对促进实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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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发表解职后的第一篇演说，表示今后主要致力于发展实业。 4月3日离开南京，周游全国。至1913年，孙中山一直四处奔波，先后到达上海、武汉、福州、北京等20余个城市。据统计，这一时期孙中山共作过58次演讲，其中以民生主义为中心内容，或涉及实业内容的达33次之多。他号召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图建设大业。

孙中山尤其重视优先发展中国交通与中国铁路。他多次发表演说，鲜明地提出：他说：“振兴中国惟一之方法，止赖实业” ， “而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 。甚至说：“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 。

在解职后，孙中山即开始酝酿在10年内修建20万公里铁路的宏大实业救国计划， 6月下旬由粤回沪，经过与黄兴磋商，这一计划渐趋成熟。他的计划是， 10年内修南、中、北三大铁路干线：一起南海，经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起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至伊犁；一起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到达乌梁海。修路的基本方针为“门户开放” ，即利用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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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则对此给予切实支持，于9月9日颁布临时大总统令，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 。规定：一切行政用人之权，政府概不干涉；并向外国银行团商借修路款项，且每月拨3万两白银作为经费。而袁世凯的这种支持，实质是作为孙中山远离政治的一种交换。

孙中山大张旗鼓干起来了。 9月6日，他专程去八达岭张家口，考察詹天佑设计的京张铁路，并邀请詹天佑为技术助手。 9月中旬以后，孙中山经太原、天津，沿津浦线，于10月3日从青岛南返上海。沿途除考察铁路外，大谈铁路建设问题。 11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铁路督办办事处。并任命《远东时报》主编、美国人李亚（George Bronson Rea）担任技术顾问，并负责与外国银行联系。

20万里铁路，需要60亿元。民国初立，百废待兴，钱从何来？孙中山寄希望于借外债。李亚对美国人进行了试探，并亲自给新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写信。美国政府拒绝介入此事。于是他前往欧洲同伦敦、巴黎和柏林的商界进行接触，也没有任何结果。

1913年2月13日至3月18日，孙中山又东渡日本，在东京、长崎、下关、神户、大阪等地从事有关考察和寻求经济支持。他受到热烈欢迎， 3000名中国留学生来车站迎接。孙中山会见了日本首相桂太郎，以及日本银行家。他设想成立一家日本公司并担任公司名誉董事长。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答复，只带着泛泛的承诺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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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满腔热情，却受到冷遇。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舆论直指主谋为袁世凯。孙中山只得搁置铁路事业，投身“二次革命” 。

轰轰烈烈的声势过后，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最终一事无成。

理论上讲，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新的政权以后，自应将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对当时兴起的振兴实业热潮推波助澜，而孙中山既是这个热潮的主要发动者，又是这一热潮的维护者和参与者。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实业思想及实践，有极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至“二次革命”发生之前的这段时间，孙中山仍热衷于实业建设，而对政治颇为冷漠。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孙中山“以民生主义为归宿” ，迫切实践其三民主义理论。同时也应看到，孙中山在民初政坛的处境十分尴尬，作为革命领袖的他其实并无多少政治活动空间。舍弃政治、从事实业，对他而言，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甚而是一种静观其变的观望姿态。

由于当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远未真正建立，民族、民权革命仍未完成，势必制约实业发展。在“假共和”之下，孙中山振兴实业的宏愿终究只能是美好的梦想，并无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