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美明: 雪山历险

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 “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的是上海小三线七一医疗器材厂职工崔美明的故事。

崔美明: 雪山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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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皖南山区生活过的人们，都懂得“大雪封山”的含义，即山区与外界的交通完全断绝。在大雪封山之后，无论多么出色的驾驶员，也不敢将生命作赌注，把汽车开上堆满白雪的崎岖山路。 20世纪70年代，我在皖南“小三线”工作时，曾两次由于特殊的原因，在大雪封山之前、之后冒险乘车进出山区，以致后来有段时期一见皑皑白雪，心中便会冒出一股浓浓的寒意。

比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龄人，我可算得是老三届中的“幸运儿” 。原应是六八届高中生的我，却因偶然的因素，在初中毕业时，鬼使神差般地毅然谢绝了母校校长与班主任的再三挽留，放弃了在市重点中学继续就读的机会，以高分考入了一所重点、保密的中专学校——上海第二科学技术学校（二科技）。为此，我也曾后悔过，因一念之差而轻率地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孰料因祸得福，二科技竟让我逃过了高中六八届务农“一片红”的命运，与同学们来到当时被许多人所羡慕的皖南山区“小三线”工作。

所谓“小三线” ，是相对四川、贵州等地的“大三线”而言。当时为了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上海机电、仪表、轻工、电力等工业系统的许多企业，纷纷在内地选点建造厂房，然后再迁入人员与机器设备，主要生产武器、弹药、医疗设备等军工产品或军民两用产品。为了保密，据说三线工厂“必须让敌人从飞机上也找不到目标” ，所以厂址大多选择在偏僻的山沟沟中。所有的生产原料与生活用品都要从上海运来，所有的产品再运回上海。如此繁重的运输任务，各厂全靠几辆大卡车不断地在险峻的山路上开进开出。一旦几天中断运输，三线厂的生产与生活立即会发生巨大困难。

初次进山，我便被这山路之险吓得心惊肉跳，尤其是盘山上行的公路，一边靠山，另一边便是毫无遮挡的悬崖，坐车行驶时就像在腾云驾雾。遇到转弯处更是险象环生，只要方向盘一歪，汽车准会凌空飞下。我不敢往外看，只得紧紧地闭上双眼。司机一眼就看出我没有到过山区。他好心地告诉我，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危险的，要是遇到大雪封山，就不能冒险开车了。 “大雪封山”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从此便牢牢地记在心里。

我被分配在位于祁门的七一器材厂（后更名为上海七一医疗设备厂），第一年是见习期，没有探亲假。熬到第二年的冬天，我迫不及待地准备回上海探亲。那是1972年初，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 “小三线”的气氛相当紧张。上级指示，必须有战备观念，严格控制返沪过春节的人数，并确定了比例。

对厂领导来说，这是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谁不想回去过个团圆年？而在“战备”形势下，厂领导又怎敢违反上级的规定？所以，许多人围着厂革会主任老陈，编造理由、磨破嘴皮，拼命想争得回沪过年的名额。

按理说，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回过上海，又是初次进山，只要费点口舌，肯定有希望争得返沪过年名额的。但我看到那么多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架势，真有点懒得去争。瞅准一个空档，我把一份探亲报告塞给了老陈，言明立即回沪，春节前返厂，不占用回家过节的名额。老陈眼睛一亮，他没有想到我会主动提出回厂过年，但又不无担心地说：“你慎重考虑一下，如果到时回不来，影响就更不好了啊！”“放心，我说回来就一定回来！”我斩钉截铁地说。

回到上海，我就把回厂过年的决定告诉了妈妈。我的探亲假到春节前三天结束，妈妈虽觉得这时回厂过年有点不合情理，却也无可条何。一个星期后，从山里回来过年的同事告诉我：“幸亏我们走得快。现在已经大雪封山了!”“大雪封山？”我吃了一惊，连忙赶到长途汽车站，果然车票已经停售。

“怎么办？”大雪封山短则一星期，长则一个月，而且刚开封时积雪尚存，行车仍有危险，而这时离春节已经只有十天了！我急得心如火焚、坐立不安。一心想留我在上海过年的妈妈却面露喜色地安慰我：“又不是你不肯回去，大雪封山没法走嘛。这样也好，你总算可以留在上海过年了。 ”“过年？”我哪里还有过年的心思！我一向好强，临走时说得斩钉截铁，结果赖在上海过年？我可不能说话不算数，无论有多充足的理由！

接下来的日子过得没精打采。我每天赶到长途汽车站去问何时通车，每天又都失望而归，春节倒是一天近似一天地渐渐到来。

消息终于有了：小年夜开始通车。这意味着，我可以在除夕上午赶回厂里。我不顾妈妈的再三劝阻，坚持在小年夜乘上了开往皖南的长途班车。

几个小时后，汽车驶过上海、浙江的地界，进入安徽境内。这时，地上开始出现积雪，越往前开，积雪越厚，渐渐变成白茫茫的一片。看得出，前面已经有车轮压出的印迹，被大雪封了一个多星期的山区，急于要通过车辆与外界取得交流。

快进入盘山公路了。我向窗外一看，不禁惊叹起来：原来黛青色的群山全部披上了素白的银装，在阳光的照射下艳丽夺目；远处盘山公路就像一根白色的缎带，紧紧围绕着山峰盘旋而上。太美了！我不禁想起了“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 “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等毛泽东咏雪的名句来。然而，还没来得及把这首《沁园春》在脑子里回味一遍，巨大的恐惧便把我从诗情画意中拉回到严峻的现实。

进山的盘山公路差不多全是上坡路，汽车本来就难开，那天天气冷，地上的雪被前面的车轮一碾全成了冰，汽车开上去老打滑，有时不但爬不上坡，而且还往后退，要是失去控制滑下坡去，一车人谁都别想活！我努力摒住气，紧张得仿佛心也快要跳出来。旁边两位上了年纪的老师傅一边安慰我：“小姑娘，不要怕！”一边紧紧抓住椅背上的把手，手心里微微冒出汗来。这时，谁也不敢同司机说话，全车人的命都攥在他的手里啊！司机已进入了全神贯注的忘我状态，他费力地把住方向盘，让车子慢慢地向前爬行，一圈又一圈地越爬越高……

一路上，有抛锚的卡车，有滑落车轮的小吉普，还有一辆半个前轮已滑出悬崖的面包车……这大多是急急赶回上海过年的车辆，它们是下坡，比上坡更加危险。

盘山公路快到头了，我们刚把悬到喉咙口的心放回原处。忽然“吱嘎”一声，汽车抛锚了。原来一个轮胎不知被冰棱还是尖石戳了个洞，必须换胎。幸好车上有备用胎，司机招呼大家把车子推上最后几十米坡路，停到平地上去修。没奈何，我们只得跳入冰天雪地之中，把车子推上平地，等在车外让司机换胎。一个多小时后，被冻僵了手的司机终于换好胎，发动机却被冻得发不出来，司机只好叫上两个小伙子，提着铁皮水壶，一起到几百米之外的一家乡镇工厂去讨热水。几经折腾，天色早已漆黑。等开到中转目的地屯溪，已经是晚上9点多。又冷又饿的我已找不到一处吃饭的地方，只好找了一家小旅馆，吃些随身带的干粮，将就宿了一夜。

第二天中午，当我转车回到祁门，踏着冰雪走进厂区时，发现人们都对我异乎寻常地热情。不一会，厂革会主任老陈赶到我的宿舍，高兴地连连说：“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我知道你会回来的！”并一定要我到他家去吃年夜饭。我后来才明白，原来许多没有争到回沪过年的人，都认定我不可能赶回来，并以此为例，同领导闹了好几次，直到我赶回厂里，才帮领导解了围，怪不得老陈那么兴奋。

我只得苦笑：冒着生命危险赶回山区过年，值得吗？但为了“备战”需要，又不得不这样做。我暗暗发誓：下次遇上大雪封山，无论如何也不再冒险了！

然而，事隔几年，我却不得不第二次冒险。

崔美明: 雪山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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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各种极左的清规戒律被逐步破除， “小三线”工厂也实行了“大礼拜”积假制，连家属同在山区、没有探亲假的职工也可以享受积休假回上海。为了省却运输年货的麻烦，更为了满足职工回沪过年的心愿，各厂除留下少数职工护厂值班外，都安排车辆把职工和家属在春节前分批送回上海。

1979年春节前，我厂已送了三批职工、家属返沪，第四批人员由我负责带队送回上海。

那时，我在厂领导岗位上已经磨炼了好几年，觉得对做好这项工作满有把握。临走前一天，我召集尚未回沪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驾驶员开会，落实好一切具体细节，决定翌日清晨5点钟发车，争取当天赶回上海。

晚上，我到集体宿舍、家属宿舍分别转了一圈，见大家已兴高采烈地整理好行装，便放心地回宿舍休息。快11点了，我正想熄灯睡觉，急促的敲门声却响了起来：“下大雪了，快起来看看吧！”我陡然一惊，立即穿好衣服。开门一看，果然鹅毛大雪普天而降。如果明晨大雪封山，那可就糟透了！

我赶到办公室，领导班子的几位老同志已等在门口。凭经验，一夜大雪过后，山路决不能通行，而此时春节已近，且不说群众归心如箭，这么多人倘若留在厂里过年，连煤、米、副食品都没有准备，叫大家吃什么呢？如今唯一的办法，只有趁尚未封山之前连夜开车！

在大雪中深夜开车，实在是危险至极，况且我们六辆车载的都是人，而不是货，只要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然而，我已没有退路，立即请来了驾驶班调度小李和班长小王。他俩都是我的同学，为人热情豪爽，工作认真负责，见情况紧急，立即表态：“只要你决定，我们就开！”大家思想统一了，我立即赶到广播室，打开扩音器，请回沪的职工和家属12点半到厂门口集合。

12点15分，六辆车的驾驶员都已到位，车辆排成一队等在厂门口。很多职工本来就没有睡，看着大雪忧心如焚。听到通知后，立即收拾行装赶来集合，就连带着小孩的职工都不曾迟到。

车队准时出发了。我请沉着稳重、技术过硬的小李开第一辆车，我则坐在这辆车的押车位上。由他开路，我稍稍有些安心，出发前讲好，六辆车必须紧紧相随，决不能掉队。

开始时地上尚未积雪，每过一小时，我就要小李停车，自己下车等另外五辆车开到，见一切正常，再继续前进。两小时之后，地上积雪越来越厚，我就改为半小时停车一次。快过盘山公路了，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要知道，这次只要六辆车中的任何一辆出了岔子，等待我的命运将远远不止是严厉的处分，这种后果是谁也无法承担的！我下了车，拦住一辆迎面开来的卡车，询问前段的路况。那位司机告诉我，只要小心点，还是可以通过的，但有一辆卡车因车速过快，已横翻在半山路上。

我等齐了后面五辆车，再三强调注意安全，放慢车速。车辆缓缓地盘山而下，前面果然有一辆横翻在地的卡车，幸好不曾挡道。等汽车终于开到平地时，我吁出了一口气。然而，等了许久，后面的车子只到了四辆，另外一辆久久未到。我焦急得心中发沉，还得表面镇静地劝解不安的人群。半小时后，最后一辆车终于赶到了，原来是一位体弱的女职工晕车呕吐，驾驶员让她下车吹了一会冷风，便耽误了时间。

一场虚惊后，车队继续前行。这时，积雪大概已有两至三寸厚，行进越发困难起来。虽然已近拂晓，我却毫无倦意，两眼紧紧地盯着前方，精神高度集中。幸亏我们的几位驾驶员都尽了全力，六辆车始终在雪地中平稳地前进。

天亮了，车队进入了浙江境内，大雪渐渐地停了下来，再往前开，积雪也没有方才厚了。上午9点半，我们在一个加油站下车加油时，太阳竟然露了脸。再问对面行来的驾车司机，得知前面路上积雪更少，已经没有危险了。

“乌拉！”长时间担惊受怕的人们欢呼雀跃起来。我却眼前一黑，往地上蹲了下去……

皖南山区如今早已通了火车， “小三线”工厂也已全部迁回上海。 “大雪封山”对曾在山沟沟里生活过的上海人已变为历史名词，但两次雪中历险的经历却至今还令人难以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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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崔美明，毕业于上海第二科学技术学校， 1970年进入上海小三线七一医疗器材厂工作，历任厂团总支书记和厂党总支副书记。 1980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现为该社编审。

（本文鸣谢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