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四百万,不够吃饱饭?!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月薪四百万 , 不够吃饱饭?!


月薪四百万,不够吃饱饭?!

月薪四百万 , 不够吃饱饭?!// //

1947年发行的一万元面额的法币


月薪四百万,不够吃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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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会所提对调整待遇意见》(北平《世界日报》 , 1947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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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 胡适就任北大校长期间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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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为待遇问题昨致函校长胡适》(北平《世界日报》 , 1947年9月21日)


月薪四百万,不够吃饱饭?!

月薪四百万 , 不够吃饱饭?!// //

1948年发行的一百万元面额的法币

肖伊绯

近日 , 某零售平台推出了民国集市活动 , 不想却闹了大笑话 。 其宣传海报上称“穿越历史老集市 , 让物价回归1948” , 引发了巨大“非议” , 网友们纷纷表示 , 1948年可能是我国近代史上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份之一 。 那么 , 历史上 , 民国那些年的真实物价究竟是如何呢?

1947年9月23日 , 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北大开"教授会" , 到了教授约百人 。 我作了三个半钟头的主席 , 回家来心理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 , 想的 , 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 。 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 , 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 , 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当胡适在日记中抱怨“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时 , 距其1946年9月就任北大校长 , 已经整整一年 。 实际上 , 自胡适主持北大以来 , 面临的经济困局一直都存在 , 且始终无法缓解 , 更无法彻底解决 。 此时的北大校长 , 其本职工作是首先要倾力为北大教员解决“吃饭问题” , 而不是以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为中心 , 这当然是胡适始料未及的 , 又是他不得不要全力解决的难题 。

北大教授公开信:

需要不冻死不挨饿的生活

抗战胜利之后的北大复校工作 , 千头万绪 , 在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的经济不景气状况之下 , 为争取复校经费及当局支持 , 为确保北大教师生活无虞、学生有课可上 , 胡适一直为之殚精竭虑、竭尽所能 。 他马不停蹄 , 飞赴南京、北平、上海、天津各地出席各种会议 , 周旋于上至政府当局、下至社会各界的交际圈中 , 已经忙得焦头烂额 , 寝食难安 。

就在这百般忙碌之中 , 1947年8月26日 , 为筹备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而飞赴南京的胡适 , 根本料想不到 , 北大内部已经“后院”起火 。

原来 , 包括与胡适私谊不错的王重民、俞平伯等数十名北大教授 , 联名发表了一封致北大校长的公开信 , 强烈要求尽快改善待遇 , 解决基本生活问题——“不冻死不挨饿的生活” 。 群情激愤 , 还要求尽快召开紧急会议 , 解决“已濒绝境”的北大教员生存问题 。

这封公开信 , 写于1947年9月1日 , 次日即发表在了中国北方发行量最大 , 也是传阅量最广的都市主流媒体——天津《大公报》上 。 报刊部分原文如下:

“适之先生 , 前次朱骝先先生到本校来 , 先生曾力言起码工作设备的必要 , 要求政府注意 。 我们以教学为本职 , 很感谢先生能为我们的工作帮忙说话;但是我们固然需要起码的工作的设备 , 也需要起码的生活——不冻死不挨饿的生活 , 如其不然 , 有起码工作的设备而无起码工作的力量 , 还是无济于事 。 我们现在生活情形 , 先生想必知道 , 不仅知道 , 恐怕和我们正是同病相怜 。 我们一个月的收入不能维持半个月的生活 , 谈不到子女的教育费用 , 更谈不到应付即将到来的严冬 , 这是一种什么生活?最近调整待遇 , 简直是开玩笑 , 简直是使得斯文扫地 。 先生是我们的校长 , 也是我们的同情者 , 或者可以说是同病者 , 希望能为我们的生活 , 教育的前途及中国将来的命运再切实的仗义执言 , 力争改善 , 吃不饱 , 仅有起码的工作设备 , 我们力不从心 , 恐怕也难继续工作 。 ”

北大教授月薪涨至百万 , 却“明涨实降”

北大教授的“吃饭问题”一经曝光 , 社会舆论大哗 , 各界声讨质疑之声 , 一浪高过一浪 。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 胡适四处奔走、多方斡旋之下 , 终于迎来了当局同意对北大教授普涨月薪的基本态度 。 为此 , 北大内部经研讨 , 提出了一套“加薪”方案 。

在这个方案中 , 竟然可以保证相当一部分教授月薪涨至百万之数 , 可谓“惊天动地” 。 1947年9月28日 , 北平《世界日报》刊发了这一方案:

“以本年一月份公教人员实质所得为标准 , 现在应调整之数目 , 其计算方法:本年一月份待遇办法 , 係生活补助费十七万 , 薪金加成一千一百倍 , 而本年一月份物价指数为一一七四五七八倍(据北平联合征信所报告) 。 按此指数则(一)生活补助费为相当于二十五年之170000/1174578=14.17元 , (二)加成数为相当于二十五年之1100/1174578=9.1% 。 为计算简单起见 , 暂定生活补助费为十五元 , 乘以物价指数 , 加成倍数为物价指数之1/10 , 依此标准 , 九月份之待遇可用八月份物价指数计算之 。 根据联合征信所之报告 , 北平八月份物价指数为五五四六七一七倍 , 故(一)生活补助费应为15X5546717X1/10=832007元(二)加成数应为5546717X1/10=554671.7倍 , 故可定为八十三万元 。 又薪金之五千五百倍 , 此数之全部购买能力 , 与一月份之十七万及一千一百倍数字相等 , 依此则月薪六百元之教授 , 可得830000+600X5500=4180000元 , 余可类推 。 ”

应当说 , 这一套“加薪”方案看起来有些复杂 , 并不是简单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之类的金额汇总式方案 , 而是加入了当时恶性通货膨胀之下特有的物价指数体系 , 且以抗战之前的物价水平为基准 , 用“浮动倍率”方式经过测算方才得出的 。 方案中所谓“月薪六百元之教授 , 可得830000+600X5500=4180000元 , 余可类推” , 乃是指战前月薪为六百元银圆 , 或月薪为六百元法币(法币未贬值前 , 法币与银圆1:1等值兑换)的北大教授 , 通过这套方案测算 , 至1947年时应当将月薪提升至四百余万元法币 , 方才有可能与战前的薪酬实际购买力基本持平 。

事实上 , 北大教授们这种心急火燎的“加薪”呼声 , 以及当时这种人人自危、人心惶惶的时局 , 从《世界日报》这些报道所在版面上 , 每天都开辟的“经济天地”栏目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得到 。 当时的美元对法币汇率为1:44000 , 这还是有利可图的收购价 , 售出则为1:45400 。 而战前发行的任何种类的银圆 , 此时都是“硬通货” , 一块银圆就可以兑换法币21200元 。 其余的食品物资 , 如面粉、大米、猪肉、油、白糖等 , 以及生活必需的煤块价格也每天都有变化 , 足见当时物资匮乏与货币贬值之巨 。

按照北大教授们的核算办法 , 每月底薪为六百元(以战前银圆或未贬值法币计价)的教授 , 在1947年9月应得月薪法币数额为4180000元 。 依此推算 , 北大教授们所要求的薪酬数额 , 战前与战后币值的比率约为1:7000;这一比值 , 比之《世界日报》上公布的银圆与法币兑换比率1:21200 , 还有相当差距 , 这二者之比值约为1:3 。

换句话说 , 北大教授们的“加薪”方案所要求的核算方法并不过分 , 在保持实际购买力的前提下 , 他们愿意将战前币值的薪酬实值调低至三分之一即可 , 也算是与政府当局共赴国难、共克时艰了 。 此刻 , 他们急切地要求“加薪” , 实在是生活所迫 , 逼于无奈之举;即使这一“加薪”方案顺利实现 , 且拿到手上的法币在一个月内也不贬值的话 , 他们实际上也蒙受着不小的经济损失 , 战前月薪六百元的教授 , 满打满算也不过拿到了战前币值二百元的月薪 。

“浮动倍率”的加薪方案注定是一纸空文

此刻 , 国民党政府的金融体系已离崩盘不远 , 北大教授设计的“浮动倍率”再怎么精确 , 也无法赶得上货币贬值的速度了 。 即使当局于1947年9月底就采纳并批准了北大的“加薪”方案 , 并火速于10月就执行并实施这一方案 , 北大教授们也会再一次被物价指数惊得目瞪口呆 , 大呼上当 。

就拿顾颉刚恰恰于北大“加薪”方案公布当天 , 1947年9月28日的一则日记来比照 , 就会知道“浮动倍率”的加薪方案注定也将是一纸空文了 。 这一天 , 顾在日记中写道:“理一次发 , 两万元矣 , 实四毛也 。 ”此刻 , 理一次发的价格已为法币20000元 , 实为战前币值0.4元 , 二者比率已达1:50000!如此看来 , 递交当局的“加薪”方案 , 已毫无实际意义;如果照此实施 , 战前月薪六百元的北大教授 , 1947年10月“加薪”之后实得月薪币值顶多只有八十元左右了 。

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增发速度 , 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 至今堪称“空前绝后” 。 当时 , 不光北大教授们对此难以想象 , 北大校长胡适也只能是竹篮打水白忙活;与此同时 , 全国民众都无一例外地全部卷入这场金融巨骗与疯狂劫难之中 。

据载 , 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 , 法币的发行额是5569亿元 , 比1937年6月的14.1亿元增加了392倍 , 增加幅度已不小 , 但这还只是疯狂的开端 。 1945年底 , 法币发行量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 , 达10319亿元 , 与8月相比 , 几乎翻了一番;1946年底更增至37261亿元 , 比上年底增加了2.6倍;1947年12月高达331885亿元 , 在1946年的基础上又增加近8倍;1948年8月21日 , 竟高达6636946亿元之巨 , 短短的8个月里增加了19倍 , 如此一来 , “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 。 于是当局孤注一掷 , 发行新的通货金圆券来取代法币 , 1948年8月19日付诸实施 , 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无限膨胀了的法币 。

就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发行金圆券前10天 , 1948年8月9日 , 正在休假的向达又向胡适致信 , 再次表达了对北大教授们、师生们“吃饭”问题的严重关注 , 并在“浮动倍率”加薪办法已无现实可行性的前提下 , 提出应让曾经向学校贷款度日的教授们暂停还贷 , 并力争要每月发放三次薪水的建议 。

对于向达的建言 , 胡适有无回信 , 目前尚无可查证 , 其实也并不重要了 。 有心重振北大的胡适 , 早已无力回天;岂止一个北大复校后的“烂摊子” , 国内整个皆是经济崩盘之下的“烂摊子”了——这是后世读者都可以心知肚明的 。 1948年12月15日下午3时许 , 胡适在北平南苑机场登机 , 直飞南京而去 。 他的日记再次中断15日 , 1949年元旦 , 他在日记中称自己是“逃兵” , 是“难民” 。

“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北大校长 , 胡适咬牙坚持做了两年之后 , 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北平与北大 , 而是辗转于美国与台湾两地 , 直到1962年逝世 。 或许 , 一向以处理文教界实务见长的胡适 , 至死也会对这桩无法操办的“北大加薪案” , 以及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的北大教员经济困局 , 感到无边的惶惑与莫名的失落吧 。

供图/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