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历史评论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唐宋历史评论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撰文 | 邱靖嘉蒲俊

“司马光击瓮（或称砸缸）”是宋代以来流传甚广、尽人皆知的经典故事。本文从史源学的角度，对这一历史记载的史料来源做了追踪分析，并进而考察这个故事产生及流行的原因和背景：

宋哲宗即位初，司马光肩负天下人冀其“活百姓”之厚望，入朝拜相，革除弊政，有“救焚拯溺”之喻，广为传颂，死后万民敬仰，博得盛誉，在这一政治舆论环境之下，民间逐渐传出司马光儿时击瓮救人的故事，以宣传其仁者形象，此事后借释惠洪《冷斋夜话》之记录流行于南宋，被采入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最终进入《宋史·司马光传》。

这个事例提示我们，某些历史故事的形成和传播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除辨析其真伪之外，更应回到当时人的语境之中，去探究这些故事产生的舆论环境及其政治文化含义。

一

问题之缘起：由电视媒体引发的思考

“司马光砸缸”是宋代以来流传甚广、尽人皆知的历史故事。因此事在宋代文献中多有记载，且被写入《宋史·司马光传》，故而人们对其真实性皆深信不疑，并将其奉为髫童智力超群、见义勇为的一个经典事例。古今学者编撰的各种有关司马光的年谱、传记无一例外，均对这个故事津津乐道。

明清时人共编纂过三种司马光年谱。最早的一部是明嘉靖年间马峦辑、司马露校梓的《司马温公年谱》六卷，此谱于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公年七岁”条下，即转述了《宋史》司马光本传有关其“砸缸”救人的记载。第二部是清雍正中顾栋高辑、民国刘承幹校刻《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年谱》八卷、卷后一卷、遗事一卷。据编者交代，此谱主要是以苏轼所撰《司马温公行状》为蓝本编订而成的，因行状未载“司马光砸缸”之事，故顾栋高在这部年谱的正文中并未提及此事，但在书后所附《遗事》中明确转载了这个故事，并注明出处为“《宋史》本传” 。第三部系清乾隆间陈宏谋所编《宋司马文正公年谱》一卷，此谱乃是根据马峦《司马温公年谱》缩编校订而来的，所以它也因袭了马谱关于“司马光砸缸”的记事。

自近代以来，有关司马光的各种传记层出不穷，仅据笔者所见即有十余种之多，它们也都记述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这些著作中，以1918年孙毓修编纂的《司马光》为最早，此书第二章“少年时代”转录了《宋史·司马光传》的相关记载。民国年间的另一部传记章衣萍编《司马光》，则以白话文的形式讲述了少年司马光“砸缸”救人的历史典故。

几十年来，如顾奎相《司马光》，宋衍申《司马光传》《司马光评传》《司马光大传》，程应镠《司马光新传》，杨洪杰、吴麦黄《司马光传》，李昌宪《司马光评传》，李金山《重说司马光》，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等多种传记，无不将“砸缸”救人作为司马光年少聪慧、胆识过人的典型事迹来加以重点介绍。其内容皆大致相同，只不过关于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多数传记根据《宋史·司马光传》的说法指为七岁时，地点不明；但有的作者则略微做了一些分析推断，言之稍详，如程应镠认为此事应发生在司马光五六岁时，赵冬梅认为适时司马光虚岁七八岁，而事发地李昌宪、赵冬梅等学者都判断当在洛阳。

除了以上年谱、传记资料之外，其实“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还被其他许多历史文献转载，今人著作亦多有称引，不胜枚举。而且自晚清以来，这个故事还被广泛编入各种初级语文教科书之中，成为蒙童启智教育的一个绝佳案例，直到现在仍是小学生的必读课文。更有甚者还从司马光“砸缸”之举中总结出诸如逆向思维、解放思想等衍生意义，进而与现代营销学、决策学等相联系，颇有过度阐释之嫌。总而言之，自宋迄今，人们对于“司马光砸缸”故事是极为信服的，似乎从未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

然而，最近却有人提出了对这个故事的质疑。 2015年8月23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做客山东卫视一档真人秀节目《我是先生》，与著名文物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就“司马光砸缸”故事的真伪有一段现场辩论。赵冬梅教授认为这个故事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应当是可信的，但马未都则以宋代还没有烧造大型水缸的技术为由，质疑其真实性。

此事经过媒体报道，引发了众人的关注和热议，有不少网友也参与了讨论，大家的主要观点依然认为“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可信，并举出了若干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来反驳马未都的观点。客观地说，马未都提出的质疑确实是站不住脚的，对此笔者可结合网友的讨论，做一点补充回应。

关于“司马光砸缸”故事，一般皆引据《宋史·司马光传》的记载：

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中华书局， 1977 ，第10757页。）

从这段史料来看，我们所熟知的“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名其实是不准确的，文献明确记载当时司马光危急时刻的救人举动乃是“击瓮” ，而非“砸缸” ，且《宋史》似有意将此事与司马光七岁讲《左传》共同作为其“凛然如成人”的例证，所以许多学者都认为司马光“击瓮”救人亦为其七岁时事。

根据古今字书的解释， “瓮”和“缸”从器物学的角度来说，二者有相似之处，它们多为陶器，似罂，腹大口小，主要区别在于器形的差异， “瓮”多呈束口罐状，而“缸”为长颈敞口容器，两者有所不同，但在近现代语汇中则往往将其混同。

其实，司马光所砸的是“瓮” ，而非“缸” ，这个故事较为准确的称法当为“司马光击瓮” 。据笔者检索，清末民国年间印行的各种小学国文教科书讲述这个故事，始以“缸”代“瓮” ，称“击缸”、“打破水缸”或“敲水缸”等，而最早明确称“砸缸”者，就笔者所见，可能是《申报》1933年8月26日广告版所刊登的儿童模范故事图第十三种《司马砸缸》，至于“司马光砸缸”的最终定名已是晚至1949年以后的事情了。

在明晓“司马光击瓮”的准确名称之后（以下皆用此名），我们再来回应马未都的质疑。诚如网友所言，从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双重证据来看，他的说法都无法成立。故事中提到的装人大瓮其实早已有之，如《东观汉记》谓王涣为洛阳令时， “盗贼发，不得远走，或藏沟渠，或伏瓮下” ，可见汉代即已有可隐藏成人的大瓮，唐代更是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请君入瓮”故事。

考古方面，例如新疆沙雅县古城曾出土写有“薛行军监军”文字的唐代大陶瓮，湖北襄阳檀溪宋墓壁画“庖厨图”于灶台旁亦绘有一大瓮形象，在杭州白马庙巷南宋制药作坊遗址还发现了口径约一米的大水缸。这些证据说明唐宋时期完全有能力烧制出大型的瓮（甚至缸），马未都藏家之言实不足信。

尽管马未都的质疑并无依据，可不予理会，但这一公众事件却给历史学者一个值得注意的警示。在当今新媒体时代，公共史学方兴未艾，普罗大众获取历史知识的途径十分便捷，出现了史学普及化乃至娱乐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不能固封于所谓“学界”内部的讨论，而要接受来自公众对历史的质问和挑战，其中就包括对于某些历史知识真实性的怀疑，这或可为历史研究带来新的推进力。

就“司马光击瓮”故事而言，人们大多直接转述《宋史·司马光传》的记载，而很少有人探究这个故事的最初来源及其出现背景，其实当我们从史源学的角度进行一番追踪分析之后，或许会对这个故事的产生及传播过程有一些新的认识，并有助于回应其真实性问题。

二

《宋史·司马光传》所载“击瓮”故事的史源分析

上文说道，人们谈起“司马光击瓮”故事，普遍引据《宋史·司马光传》。然而，我们知道《宋史》修成于元末，尽管它是在两宋实录、国史等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但毕竟属于晚出的文本。欲考察有关这个故事的最初记载，还应回到宋代文献中去探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司马光本人的著述中，从未提到过他儿时击瓮救人的事情。司马光死后，苏轼为其撰写行状，自称“轼从公游二十年，知公平生为详” 。在这篇《司马温公行状》中，苏轼称赞“公自儿童，凛然如成人” ，并举了司马光七岁讲《左传》的例子，这就是上引《宋史·司马光传》相关记载的原始出处，但行状却恰恰没有提及击瓮救人之事。后苏轼与范镇又根据这篇行状，分别撰写了《司马温公神道碑》和《司马文正公光墓志铭》，

其内容皆未超出行状的记述，故对此事亦无只言片语。

关于司马光的个人传记资料，除了行状、墓志、神道碑之外，另一重要的文献系统就是官修史书中的《司马光传》。虽然宋朝实录、国史早已不存，但我们仍可从其他宋代文献中找到实录、国史所载司马光本传的相关线索。

《东都事略》是南宋王称编撰的一部专记北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其中就有一篇《司马光传》。淳熙十三年（1186）八月，王称献《东都事略》于朝，李心传称此书来源“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 ，而微以野史附益之” 。其所谓“五朝史传”是指北宋所修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与仁宗、英宗《两朝国史》的列传， “四朝实录附传”即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实录之附传，这就是《东都事略》列传部分的主要史源。由此推断，《东都事略》中的《司马光传》应取自《哲宗实录》的司马光附传，其内容也仅涉及七岁讲《左传》，而绝无击瓮救人的记载。

《宋史·司马光传》当本自宋神宗至钦宗《四朝国史》之《司马光传》。这部《四朝国史》的成书过程较为复杂，从绍兴二十八年（1158）诏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国史》开始，直至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全书告成，历时近三十年之久。其中，本纪和志两部分进呈较早，惟列传迟迟未成，淳熙十二年九月朝廷命洪迈限期一年克成，次年十一月国史院遂按期进上《四朝国史·列传》一百三十五卷。据洪迈交代，当时之所以能在短短一年之间修成四朝列传，主要依赖的是和州布衣龚敦颐撰《列传谱述》一百卷及王称《东都事略》，故《四朝国史》之《司马光传》也应来自这两部文献。

上文已知，《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并没有击瓮救人的记载，那么《列传谱述》是否可能记有此事呢？《列传谱述》全称《元祐党籍列传谱述》，系专为《元祐党籍碑》在籍三百零九人立传，于淳熙七年进献朝廷，今已失传。按司马光作为元祐党魁，必列于此书卷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该书“以诸臣本传及志、状、家传、遗事之类集成之。其事迹微晦、史不可见者，则采拾诸书为之补传” ，像司马光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自不属于“事迹微晦、史不可见者” ，所以笔者推测，《列传谱述》之《司马光传》大概也是主要依据其行状、墓志及官修实录附传等内容编撰而成的，如上所述，在这些资料中均未见司马光击瓮救人之事，所以从《列传谱述》到《四朝国史》可能都没有这一记载。

最先将“司马光击瓮”故事明确采入司马光传记资料的是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朱熹编成《八朝名臣言行录》，系统辑录北宋除钦宗以外八朝名臣的言行事迹，分为前后两集，即《五朝名臣言行录》十卷（太祖至英宗）和《三朝名臣言行录》十四卷（神宗至徽宗）。此书的编纂体例是每一名臣皆首书小传一篇，简要介绍其生卒、籍贯、世系、仕履、封谥等个人信息，然后逐条汇辑文献所见有关该传主的言行事迹及时人评议，其史料采摭并非以官修实录、国史为主，而大多依据私家著述，取材范围甚广，包括行状、家传、墓志、碑铭、语录、文集、杂史、笔记、小说等。

《三朝名臣言行录·司马光传》征引文献达十六种之多，其中在引苏轼《行状》记述司马光七岁讲《左传》“自是手不释书”事后有一小注曰：“又《冷斋夜话》云：司马温公童稚时与群儿戏于庭，庭有大瓮，一儿登之，足跌没水中，群儿皆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因穴而迸，儿得不死。盖其活人手段，已见于龆龀中。至今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 ”这是在司马光的传记中首次出现“击瓮”故事，朱熹注明其出处为《冷斋夜话》，关于此书留待下节再做详细讨论。

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成书后流传很广，影响极大，已有学者注意到元修《宋史》列传时曾利用过此书。如明人朱明镐谓《宋史·向敏中传》所记敏中任右仆射事盖取自《名臣言行录》，柴德赓指出《宋史·王安石传》“多取朱子《名臣言行录》” 。顾宏义教授认为朱、柴二氏所言不确，《向敏中传》之任右仆射事直接取自《梦溪笔谈》，《王安石传》源于《四朝国史》本传，非据《名臣言行录》。然笔者以为，朱熹所编《八朝名臣言行录》可谓北宋名臣传记资料之渊薮，且眉目清晰，出处详明，极适宜作为编纂《宋史》列传的史料索引，故元朝史官利用此书的可能性很大，似不可仅凭个别情况加以否认。今检《宋史·司马光传》，就有参考《三朝名臣言行录》的迹象。

经笔者逐条核查，今本《宋史·司马光传》之记事大多可在苏轼所撰司马温公行状及神道碑中找到原始出处，不过这些内容可能不是直接来自行状，而是经实录、国史中的《司马光传》转录而来

（《宋史》本传末云：“绍圣初，御史周秩首论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章惇、蔡卞请发冢斫棺，帝不许，乃令夺赠谥，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崖州司户参军。徽宗立，复太子太保。 ……靖康元年，还赠谥。建炎中，配飨哲宗庙庭。 ”与《东都事略·司马光传》略同，亦当来自实录、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