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山水师巡海护渔述略


清代铜山水师巡海护渔述略

清代铜山水师巡海护渔述略// //

巡督代将军——铜山陈沂清


清代铜山水师巡海护渔述略

清代铜山水师巡海护渔述略// //

清代时期的铜山港 , 成为当时漳州的一大海运和对台对外贸易港口 。


清代铜山水师巡海护渔述略

清代铜山水师巡海护渔述略// //

清道光二十年《福建省全图洋面》局部


清代铜山水师巡海护渔述略

清代铜山水师巡海护渔述略// //

澎湖与厦门、金门的防卫部位图


清代铜山水师巡海护渔述略

清代铜山水师巡海护渔述略// //

渔网碑

镶嵌于东山县铜陵镇风动石景区碑廊的《渔网碑》 , 高115厘米、宽80厘米 , 由于受风雨侵蚀 , 部分字迹已斑驳难辨 。 最近 , 东山县文史研究人员通过技术手段 , 使碑文字迹得以恢复 。 经考究发现 , 该碑和金门同时期的《严禁渔网陋规碑记》同出一辙 , 记载着历史上铜山和金门水师共同保护福建海域的史实 , 为研究清代福建渔业史和闽台海防文化提供了新例证 。

海盗猖獗 铜山水师保驾护航

铜山水寨 , 为明代全闽海疆的五大水寨之一和重要的军事防御要地 , 肩负着东南沿海的防卫与剿倭任务 。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1年)施琅统一台湾后 , 沿海依旧没有太大的改观 。 海寇猖獗 , 土豪恶棍藉此作恶 , 或与官府勾结 , 对出入商船进行勒索;而埋伏于波峰浪谷间的海上海寇杀人越货 , 严重影响到沿海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 , 渔业生产同样受到威胁而停滞 。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 , 奉命调任铜山右营游击的苏安世 , 他“既莅任 , 严号令 , 申约束” , 使“寇贼远遁 , 海氛以宁” , 他对“渔商之舟法外宽恩 , 随其出入” , 对当时沿海的渔业与海上贸易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 , 苏安世平海寇有功 , 奉调提督军门之际 , 铜山士民、渔船户及台湾船户吴兴佳、黄合兴、林进日、高德和 , 为感恩其德政 , 立《都督苏公德政碑记》于铜山水寨大山 。

历经康乾盛世之后的大清王朝开始走向衰微 , 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 东南沿海不少沿海居民下海为盗 , 最终形成海盗活动的高潮 。 《乾隆后期(1786-1795)福建海盗问题初探》:“福建海盗的传统 , 多抢劫商船、渔民或者民船财物 , 为盗的动力 , 更多是来自对财富的渴望 , 从而能导致其行为脱离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 而沿海居民多暗中与海盗相通、嗜利忘禁 , 不顾官府禁令 , 趋之若鹜 , 为海盗提供生活必需品及销赃 , 这也是导致清政府剿灭海盗计划难以奏效的重要原因 , 因而 , 当其处于困境或者为谋取更多财物利益之时 , 海盗无疑是不错的选择 。 ”

嘉庆年间 , 海运兴盛 , 大量的中国沿海商民出海贸易 , 台湾成了必经之地 , 以蔡牵帮、黄癸帮为首的武装海盗集团及各种旗号分帮的海盗 , 占据沿海岛屿为基地 , 在台湾海峡大肆劫掠过往商船 , 海盗活动异常猖獗 。

道光八年(1828年) , 清廷为打击海盗对台湾政治军事做出部署和调整 , 以保过往船只航行安全 。 澎湖铜山营陈沂清受命为“巡督代将军” , 负责澎湖、南投一带巡视海防 , 为海上贸易商船保驾护航 。 道光皇帝赐立的《戍海巡防勋功碑》上 , 镌刻着为捍卫海防安全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士芳名 。

历史上福建沿海以金门岛及厦门岛、澎湖列岛附近渔场开发较早 , 沿海居民以海为田 , 捕鱼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维生方式 。 铜山居民从事渔盐业 , 并与各地通商南北 , 船舶往来络绎不绝 , 成为大澳口 。 清中叶以后 , 铜山古城南门至澳角尾一带老字号鱼贩商铺、渔铺、竹桁寮沿城下节毗相连 。 每当鱼汛之际 , 咸水潮头 , 渔丰人欢 。

至同治年间 , 社会日渐衰颓 , 兵丁腐化、海疆不靖、盗匪横生 , 兵丁与盗匪狼狈为奸 , 导致海盗猖狂掠夺 , 渔网屡被窃劫 , 渔户屡遭勒索 , 东南沿海的渔业生产与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 渔家们为了财产的安全 , 不得不联合雇艇船巡护、请水师兵丁协助看守渔网 , 然而所雇艇船多以巡网为名 , 串通海盗 , 令渔民不得聊生 。

肩负着金门、海坛、台湾、南澳、福宁五镇海防的福建水师提标 , 保护渔民海上作业安全 , 防止渔网被盗 , 成为他们戍防的重要任务之一 。 福建沿海就这样分三段由水师进行巡护 , 即福州五虎口起至闽浙交界的沙埕为一段 , 派李参将所部师船巡护;金门谾石起至海坛松下为一段 , 派金门郭镇所部师船巡护;南澳起至铜山、陆鳌为一段 , 派梁副将所部师船巡护 , 为海上渔业生产保驾护航 。

同遭厄运 金门水师携手巡护

地狭土瘠的金门 , 四面环海 , 风沙灾害严重 , 农业环境恶劣 , 靠海的村落多仰赖渔业为生 , 金门洪受《沧海纪遗》:“至若以渔为业者 , 三都之民 , 虽皆有之 , 然其地利不同 , 生计亦异 。 论至艰苦者 , 惟十八都为甚 , 盖此都遍地飞沙积压 , 下户之民 , 无尺寸田地者 , 十有八九 , 其生计所赖 , 专在于渔 , 故常穷日夜之力 , 而直抵于汪洋之区 ……得鱼易粟” 。 道光《金门志》之《风俗记·耕渔》载:“屿周二十余里 , 家取渔盐之利 。 ”光绪《金门志》:“濒海之乡 , 画海为界 , 非其界者不可过而问焉;越澳以渔 , 争竞立起 。 ”随着捕鱼技术的进步 , 渔场扩大到台湾西海岸一带 , 成为当时大陆东南沿海渔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

晚清的金门社会矛盾急剧恶化 , 经济日趋衰败 , 加上防守汛口的官弁积弊已深 , 尔盗安民 , 藉端勒索 , 甚至与盗匪相勾结 , 福建沿海渔民不堪兵丁索费 , 尤以兵丁与盗贼勾结祸害最大 。 台北《马巷厅志·军制》卷八载:“若内洋匪窃 , 多系小艇 , 名曰讨海 , 许在本澳采捕 , 朝出暮归 , 乃乘潮游荡 , 窃蚝割网 , 勒索争诬 , 动成讼案 。 申明禁例 , 而守口者更诘非时夜行 , 或稍遏其流乎?涓涓不息 , 遂成江河 , 除盗安民 , 何以不负斯任也!”于是 , 这方立于金门金湖镇的《严禁渔网陋规碑记》 , 便应运而生 。

这方禁令告示碑因严重受金门风沙侵蚀 , 碑文字迹已斑驳难辨 。 从《台湾记忆·禁示拓片资料》中 , 发现该碑文这样记载:“渔户为防捕鱼时被盗匪刼掠 , 渔网被偷 , 故有的自雇艇船巡护 , 有的请水师兵丁看守 。 但艇船多与盗通 , 兵丁惟知索费 , 徒有巡护看守之名 , 而渔网之窃刦如故”“福建海岸分为三段 , 每段由该防区水师的守将率所部师巡护 , 自金门谾石起至海坛上下止为一段 , 派金门郭镇所部师船巡护” 。 碑文还严禁不法之徒与海盗串通、严禁官吏贪污、怠忽职守 , 要求巡洋舟师各司其职 , 分段认真巡查 , 保护福建沿海渔民生产和财产安全 。

碑文所载内容与铜山《渔网碑》如出一辙 , 如实记载着铜山和金门水师共同保护福建沿海 , 这片渔民赖以生存的海域 。

铜山渔业 闽省重镇终年不息

清代中叶孤悬海外的铜山 , 居民大半业渔 , 渔业生产活跃 , 渔业生产已经相当的发达 , 作业区域近则内海 , 远则今天的闽、浙和台湾海峡渔场 。 始于明代的钓、网、流刺、竹桁等多种捕捞作业方式继续得以延续发展 , 清康熙以后铜山传统的渔业作业不断衍生 , 有牵风、打鸟、竹档衍、放钩钓、扫蟹绫、沿仔绫、幼绫、带鱼紧、龙虾罾等30余种 , 一年四季 , 终年不息 。

铜山水寨造船厂明初已是东南著名的五大水寨造船厂 , 以建造军用船舶为主 , 辅造民用运输船、渔船等 , 所造缯艚船出售外番 。 铜山港船只往来频繁 , 渔业生产与对外贸易盛极一时 。 发达的造船业为渔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 打铁街 , 作为一条专门服务于海洋与渔业生产的传统手工业百业街 , 聚集着“广利光”“益发”“合利”“全利”“老盛利”“老协利”等75家老字号打铁铺 , 还有著名的“芳成”号桨橹店 , 其声名饮誉闽粤一带 , 这足见清代时期铜山渔业在我省海洋渔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 而这方禁示《渔网碑》之所以立在铜山 , 也正说明当时铜山渔业在福建所占位置 。 (本文源自《闽南日报》 黄辉全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