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溥仪家的内争

1931年，郭布罗?婉容25岁，额尔德特?文绣22岁，这两个正当龄的女人终于要结束长达9年的争斗了。

争斗起源于是九年前的一场宫廷较量，这场较量凭借大清皇帝的婚姻大事如火如荼地进行。 1922年，大清帝国最后一任皇帝溥仪要结婚了。虽然，此时的溥仪只是个刚满16岁，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但是按照大清的祖制，他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关于婚姻对象，与其说是溥仪自己的意思，不如说是习惯了宫廷内争的太妃们相互制衡的结果。王公大臣们先把太妃们所中意姑娘的照片拿到溥仪面前，让其做记号，算是尊重溥仪的个人意愿。在溥仪看来，这些看不清长相的照片，所出现人物的身段“都像纸糊的桶子” ，于是他敷衍了事地在看似还算顺眼的满族镶黄旗额尔德特家的姑娘——文绣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文绣是同治皇帝遗孀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她本来有可能成为皇后，但因为光绪皇帝遗孀端康太妃的干涉而有了变数，端康太妃认为满族正白旗郭布罗家的姑娘婉容家境富裕，容貌也远在家境贫寒的没落贵族文秀之上。于是，溥仪又听从王公劝告在婉容的照片上划了记号，婉容成了准皇后。此事让敬懿太妃大为不爽。作为一个平衡策略，最终由荣惠太妃出面说：“既然皇上圈过文绣，她是不能再嫁给臣民了，因此可以纳为妃。 ”于是，溥仪的一妻一妾最终确定下来。两个无辜的姑娘就这样被无情地扯入了争斗，她们的关系也在最初就被植入了竞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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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看，婉容是皇后，文绣是妃子，婉容从一开始就占了上风。实际上，她们旗鼓相当，谁也没有讨到便宜。按照大清祖制，皇妃应早于皇后入宫，以便在皇上大婚之日跪迎皇后。 1922年11月30日， 13岁的文绣入宫。第二天， 15岁的婉容入宫。溥仪在其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这样记载他和婉容的洞房花烛夜：“新娘子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只觉着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溶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门，回来了。 ”其实，新婚之夜的文绣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她9年之后最后提出与溥仪离婚时，列出的理由之一，就是“事帝9年，未蒙一幸” 。

起初，婉容认为是文绣的原因，而导致了丈夫的冷落，文绣也以为是婉容长得比自己漂亮，才使得丈夫如此反常。两个正值花季、本可以成为闺蜜的少女成了情场对手。随着时日的推进，她们才知道，溥仪由于身体原因不能与后妃同住，这成为皇室中不能被公开的秘密。缺乏激情的婚姻生活，加重了她们心中的空虚,截然相反的性格，又使她们因为日常琐事而水火不容。

刚开始的溥仪还能一碗水端平。文绣有才，温柔娴静,婉容漂亮，机敏灵巧。但是对女人缺乏感觉的溥仪，自己都谈不上喜欢谁，不喜欢谁，只能理智地在这场争端中尽量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他会偶尔安排一场家宴，让平日里分桌而食的婉容和文绣坐在一起，在气氛异常中共享六国饭店大厨精心烹制的西式餐点,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由她们不加限制地开展日日做新装，一做一大批的制衣大赛,对于婉容屡屡在她面前揪文绣小尾巴的行为，他也装聋作哑。日子就这样在看似平静的内耗中虚度过去。

1925年，被废黜皇帝称谓，回归“公民身份”的溥仪带着家室和追随者来到天津。到天津后，妻妾间的摩擦日益升温。这种升温首先表现在物资生活的攀比上，溥仪在回忆录中说：“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份。文绣看她买了，自然又叽咕着要。 ”天津租界众多，外国人开的洋行在这里云集，这里是中国北方奢侈品的集散地。一后一妃的物质竞争让财政拮据的溥仪不得不对两人每月的花销加以限制。

文绣的父亲早逝，家道中落的她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在她心中，和其他女人共事一夫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她要的只是享受和其他妻妾一样的待遇，受到一个女人应该得到的尊重。在北京的时候，这些要求勉强能够得到满足，但到了天津后，溥仪感情的天平显然已经向婉容那边倾斜了。这倒不是因为溥仪对婉容有爱，或是溥仪变心了，他对女人没有心。他是怀揣复辟梦到天津的，相对于相貌平平的文绣，家里有一定政治经济后台、受过西方教育、深谙西方礼仪而又娇艳动人的婉容显然更有助于帮助他在与各国政要的交涉中赢得支持率。说白了，此时的婉容对溥仪而言，就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花瓶。渐渐地，他把文绣晾在了一边，有外出活动，也是婉容陪伴左右。婉容告文绣的歪状，他也不调查，不分青红皂白就叫文绣过来训斥一顿了事。文绣被打入了冷宫。婉容很高兴，恃宠而骄，步步进逼。文绣很失落，终日以泪洗面。正常的家庭矛盾已经异化成了一个可怜女子对另一个可怜女子的欺凌。

婉容家境富裕，从小娇生惯养，接受过新式教育，对旧式一夫多妻制很反感，她要的东西和文绣不一样，她要的是精神上的胜利，让自己成为溥仪生活中的唯一，成为后宫中唯一一个有发言权的人。这样的想法本没有错，但这位有着“皇后”头衔的女人，在自己日渐得势之后，却依仗权势，步步相逼，对这个比自己小3岁的妹妹，干出了与皇后身份极不相称的事情。在这场争斗中，她更像是积极进攻、不择手段的士兵。 1925年3月，溥仪一家搬到天津张园后，婉容以“皇后”身份将文绣的房间安排在3楼，她和溥仪的房间都在2楼，从环境上疏远溥仪和文绣。不仅如此，她还经常以小事刁难文绣，让她下不来台。如果文绣反抗，她就会事后在溥仪面前告文绣的小状、搬弄是非。她甚至还授意天津张园小行宫的太监宫女们，用脸色来欺辱这位失势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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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若干证据证明，此时的婉容是病态的。溥仪在回忆录中透露，婉容曾在名老道那里扶乩请仙，倾诉感情苦恼，道士给出的乩文中这样为她宽心：“吾仙师叫金荣氏听我劝，万岁与荣氏真心之好并无二意，荣氏不可多疑，吾仙师保护万岁，荣氏后有子孙，万岁后有大望，荣氏听我仙师话，吾保护尔的身体，万岁与端氏并无真心真意，荣氏你自管放心好了。 ”其中的荣氏指婉容，而端氏指文绣。这则乩文证明婉容对文绣的所作所为源于嫉妒和占用欲，也证明此时的婉容已经有精神分裂的症状，她将一个已经处于下风的可怜女人当成了假想的敌人。丈夫的冷淡、宫廷生活的无聊、贬为公民后生活的冰火两重天、以及从小娇生惯养培育出的任性怎能让这位末代皇后不疯狂。

娴静内敛的文绣在这场战争中更像是保守防御型的君子，可不加节制的欺辱终究是难以持续的。婉容对文绣的压制，由于宫中太监一贯地欺上瞒下，以及溥仪对家中事物的无暇顾及而愈演愈烈，终于酿出了祸端。 1931年8月25日，文绣按照事先周密部署的计划成功逃离溥仪当时居住的静园，之后向社会公开了她宫闱生活的不幸，继而通过律师向溥仪提出离婚。她比婉容要理智，知道造成她悲惨境遇的罪魁祸首是旧式婚姻制度和坚守这种制度的丈夫，娶了她却不懂保护她，和他在一起又有什么意思。

此事一出，社会舆论哗然。家丑不可外扬，通过双方律师的调停，最终溥仪选择付给文绣5.5万两白银赡养费，附加她不能再和其他人结婚的无理要求，被迫答应了离婚，成为中国帝王离婚开天辟地第一人。这场两个女人的争斗，以文绣的离开，做了一个了结。

对于文绣的离开，溥仪终究不能释怀，为挽回体面，他于1931年9月13日在北京、天津、上海报纸上发布广告刊登“上谕”“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制，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 ”直到最后，也要让人蒙受羞辱，这让离开的文绣在后来落魄的日子里即便是沿街叫卖，也不后悔当初的决定。

对于文绣的勇敢，极少数卫道士们在报刊上曾发出过激烈的抨击。但，多数开明人士表现出了理解和赞赏。在1931年9月的《北洋画报》上，特约撰稿人蜀云女士这样评论：“中国男人们之三妻四妾，实在讲不过去，同时为之妻妾者，不甘为妻妾，要求散伙，也说得过去。所以，关于蕙心女士之离溥浩然先生而出‘变昌宫’ ，正不必有什么诧异。 ”溥仪的婚变，间接证明了辛亥革命后，离婚取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逐渐成为一种被社会人士所接纳的处理不幸婚姻的良方。

婉容的目的达成了，但她并不是最后的赢家。 1931年11月10日，溥仪在日本人的一手策划下，逃往东北去实现他的皇帝梦去了。之后，婉容也无奈地追随而去。溥仪在回忆录中说：“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之后，我对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 ”后来的婉容终究背叛了他，她和一个日本军官私通并有了孩子。溥仪到婉容临盆时才知道这件事，他表面不动声色，内心怒火中烧，最终将火气发泄到了这个无辜的小生命身上。溥仪的回忆录中这样记录了他的残暴：“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扔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她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孩子。 ” 好狠心的“男人”！

婉容死于1946年，死因是吸食鸦片和严重精神分裂导致的病弱不堪。文绣在1947年和李宗仁手下的一名小军官刘振东结婚， 1953年9月17日，因心梗死于北京的家中，死前刘振东一直陪伴左右。

婉容和文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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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容和文绣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他不会在你选择离开之后，还当众羞辱你的人格，让你的后半生在舆论吐沫星子的夹击中艰难度日。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他不会杀了你的孩子，哪怕这个孩子是你和别的男人所生，让你的在天之灵难以安息。

连溥仪自己也承认，他的兴趣只有复辟，他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对于他前前后后的四位妻子，他如此坦荡地说：“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样的牺牲品。 ”

两个命运同样多舛的女人，因为一场没有爱的婚姻，耗去了她们的青春和大好年华，最终落得个惨淡收场的结局。在这场争斗中，没有赢家，只有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的启示。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溥仪家的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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