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物价！乾隆的困惑与误判

摘要：被物价困扰的乾隆王朝

物价物价！乾隆的困惑与误判// //

撰文|黄大拿&编辑|楚琦

引文：地大物博，人民极其勤劳，何以如此衰败？英国人在思索着原因。另一边乾隆皇帝同样也在思考。

乾隆皇帝，一个中国史上抹不掉的名字。

在他手里，继承并发展了所谓“康乾盛世” ，创造了赫赫有名的“十全武功” ，面对外人的觊觎，一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威力更胜过了十万雄师。

但是这个高度自恋的统治者也有困惑难解的问题。那就是物价。

一

脆弱的盛世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人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在此之前，英国人对神秘的东方古国充满了好奇和仰慕。

这种感觉主要缘于《马可?波罗行记》等游历中国的著作的影响。

在马可波罗的笔下，元大都经济繁荣，在这座巨大的商业城市中，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在此贸易，华丽的宫殿金碧辉煌，黄金遍地都是。而经济大都市杭州的繁华则堪为世界城市之冠，人口稠密，房屋多达160多万所，杭州人对来贸易之外人很亲切， “待遇周到，辅助及劝导，尽其所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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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马可波罗之后，西班牙传教士传教士门多萨则在《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中写道：“这个国家（指当时明朝）的男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人们食品丰富，讲究穿着，家里陈设华丽，尤其是，他们努力工作劳动，是大商人和买卖人，所有这些人，连同上述国土的肥沃，使它可以正当地被称做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 ”【2】……

类似影像牢牢地刻在了英国人的头脑中。一踏上中国土地，他们急不可待地要用眼睛来验证以往的印象。

但很快，英国人失望了。

大清朝很富足吗？

不能说不对。英国人和清朝官员打过交道之后，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感叹：“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空闲的时候，他们就吸烟或者咀嚼槟榔。 ”

在帝都，英国人看到许多肉店， “店里切肉的模样同我们的相似，我们不能说伦敦的肉类供应比北京好。在这大城市里，同我们在自己的大城市所见一样，除了各种没有门面的商店以外，还有好几千人叫卖他们的货物……我们在北京旅行时所见的妇女，一般的容貌极为娇嫩，面色是自然的优美。 ”【3】

但奢华的另一面却触目惊心。

清廷雇佣了许多老百姓上船为英国人服务，英国人描述，这些底层百姓消瘦得让人吃惊， “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 ”“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

清廷对使团很慷慨，给英国船送来大量活猪活鸡，有些死掉的被英国人扔进海里，岸边看热闹的中国人见了，争先恐后跳进海里去捞。

更可怕的是随处可见的弃婴，英国人心惊胆战地记录了所见：“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死婴的尸体漂流在珠江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仿佛那只是一条狗的尸体。 ……”【4】

英国人用亲身经历粉碎了虚幻的印象。他们确认，这个表面上繁华似锦的天朝实际已经病了，底层百姓惊人的贫困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威胁。

地大物博，人民极其勤劳，何以如此衰败？英国人在思索着原因。

另一边乾隆皇帝同样也在思考。

二

“鱼虾蔬果无一不贵”

清朝皇帝的勤政是出名的。尽管深居宫中，通过官员的不断奏报，底层百姓的穷困还是进入了乾隆的视线。

早在英国人来朝之前十年，即公元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喜欢做诗的乾隆爷就写了一首关心民生疾苦的诗，题目叫《民数谷数》。诗曰：

谷数较于初践祚，增才十分一倍就。

民数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

以二十倍食一倍，谷价踊贵理非谬。

谷贵因之诸物贵，何怪近利居奇售。

诗当然很不高明，但其情怀值得大大地嘉赏。为什么这么说呢？翻译一下此诗大意就明白了。

乾隆爷说，拿现在与我最初登帝位作比较，谷物增产仅一倍，而人口却增加了二十倍，谷价焉有不贵的道理？因为谷贵，带动其他各种商品价格高涨，又怎么能单独责怪商人囤积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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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在上的皇帝笔下出现一首如此接地气的诗，真是不容易。

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动乾隆爷写下这首诗？

很简单。高昂的物价已成为乾隆年间严重的社会问题。

过去人们观察物价往往以米价作代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市场远较现在单一，对民众来说，粮食是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它在人们的消费构成中占了绝大比重，市场也主要是以粮食为轴心而进行，因此米价的变化基本能够反映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

来看看清代的米价。根据史料，清代米价上涨始于康熙的晚年。

在天下最富庶的苏南一带，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康熙四十六年（1707），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是时米价每升七文，竟涨至二十四文。次年及四十八年均大水，米价虽稍落，每升仍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每升十余文，二十年以后，连岁丰稔，每升十四五文为常价。五十年大旱，每升涨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常价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文之间。【5】

钱泳亲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根据他的记载，约100年中，苏南米价上涨了约四倍！

比钱泳年纪稍长且同为苏南人的著名学者洪亮吉则在乾隆末年回忆说， 50年前其祖、父之时，每升米不过六七钱，每丈布不过三四十钱，如今每升米需三四十钱，每丈布需一二百钱。【6】

不仅仅是江南，根据官员对朝廷的奏报，贵州、湖南、山东、山西等地的米价也遵循着同样的上涨趋势。

对老百姓来说，更要命的问题是物价的上涨是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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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末年，浙江人汪辉祖在文集中说， “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蔬果无一不贵”；两江总督尹继善则奏称， “年来百物腾踊，无不价增”；山东巡抚杨锡绂报告， “凡布帛丝棉之属靡不加昂” 。

物价上涨原本不是什么稀罕的现象，一般而言，供求定理会发生作用，随着供给量的增加，物价总会回到一个大致均衡的水平。

因此，在传统社会，荒年米价必上扬，面随着丰年的到来，米价一定会滑落。而且即使是荒年，如果非生活必需品，由于需求并不曾增加，也很少出现价格大幅上浮的现象。

但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规律在乾隆朝似乎失灵了！

不仅仅是像米谷这样的生活必需品，简直是“百物腾贵，无不价增”；而且价格一上涨就无法回落，始终居高不下，哪怕遇到了丰年，米价也没有显著下行的趋势。

面对这种怪象，当时人们大惑不解，称之为千古罕见的奇观……

三

乾隆爷也困惑了

乾隆朝的物价到底怎么了？

乾隆十二年（1747年），朝廷不止一次开展讨论、筹思对策。

探究物价高昂的原因，传统社会主要有三个视角。

一是指向天气灾害等自然因素；二是指向囤积居奇的商贾。传统社会，每逢物价畸高引发民怨的时候，官府就会拿出几个自己认定的奸商来祭刀，几乎是一个惯例；三是指向人口增长压力。

乾隆朝的物价大讨论当然也不例外。

但前两个，很快就被乾隆皇帝否定了。

乾隆在和臣下讨论时说， “若谓水旱偏灾，则以往皆有，何以从来未闻如此之贵，且亦当歉者贵而丰者贱，又何至到处皆然，丰歉无别？”

乾隆爷说，你们把板子打到天气灾害身上没道理啊，要说水灾旱灾，过去何尝没有？但为什么从来不曾听说像现在这样物价高得如此离谱？而且按照情理，灾年物价贵，丰年价格应该便宜才对，为什么现在几乎没有分别？

指责奸商，乾隆爷认真思考之后也认为没有根据。因为奸商囤积居奇向来是地方长官严打的对象，在两三个地方，官府打击不力是正常的，但几乎所有省份物价均为少数能量巨大的奸商所把持，这个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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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口增长的压力，起初乾隆也不认为这是导致物价普遍高昂的主要原因。他对臣下说：若谓户口滋繁，则自康熙年间以来休养生息，米价从那时起便该逐渐加增，为什么偏偏到了今天而“一时顿长”？【7】

在皇帝的诘问下，文武百官哑口无言，屏息静气地等待乾隆爷自己的答案。物价高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总得有一个说法啊。

万万没想到，一向以英明神圣自居的乾隆爷居然表示自己也被这个问题难住了。乾隆说：“朕反复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处之方。 ”

经过反复思考，既未弄懂物价高昂的原因，也未找到妥善的应对方法，这话未免太不像乾隆往日的风格了。

乾隆皇帝深深的困惑在这里简直呼之欲出！

直到公元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乾隆写下《民数谷数》，从这首诗可以看出，物价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乾隆。

而从诗要表达的意旨来看，乾隆最后选择倾向于把物价高昂的推手指向人口增长。原本被自己否定的因素为什么又会被重新认可？

其实不奇怪，堂堂天朝上国的皇帝，一个问题想了几十年，总交白卷肯定不好，最后找一个像是正确的答案，勾一下交上去吧。应试教育考试中，经历过选择题考验的人不难理解这种心态。

提交了答案，乾隆爷的困惑显然并没有消除。

四

不盯货币量能行吗？

人口增长、需求增加，导致物价上涨，当然是一个因素。

清代户口繁衍“实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 ，这是学界一个公认的结论。

但这种压力会给物价带来多大的影响，则言人人殊。货币史权威彭信威反对将人口增长将物价上涨机械相连，他在《中国货币史》中说：“康熙乃清代的盛朝，政简费轻，人口的增加率应当是很大的，而米价却很平稳，可见人口增加对于白银购买力的影响不大。 ”【8】

如何看待乾隆朝的物价？倒是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英国使团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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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录《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英国人说：

“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吏们的薪金仍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根据过去传教士的帐目看，过去物价比现在低得多。现在中国有些必需品的价格已同英国差不多了。 ”【9】

这一说法得到了彭信威的认同，彭信威认定， “乾隆时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是美洲的低价白银流入中国” 。【10】

而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资料，这家公司在1708-1757年的50年间，因贸易逆差向中国运送了650万镑的白银，而在1776-1791年中又运送了367万镑的白银。在65年间仅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家就输入了1017万镑，年均15.65万镑，折合63万银元。【11】

著名经济史学家全汉升则在《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的变动趋势》一文中判断：“从1700年至1830年间，仅广州一口输入白银约共4亿元。 ”【12】

这么多的白银流入市场，不就是今天经济学家所说的“货币超发”？

物价普遍性持续地上涨，不紧盯货币量怎么能够找到症结？

巨额贸易顺差居然没给乾隆朝的底层百姓带来多大好处，反而削弱了他们的购买力，加剧了贫困，这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注释：

【1】《马可波罗行纪》，上海古籍版。

【2】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中华书局版。

【3】、【4】、【9】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群言版。

【5】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版。

【6】《洪亮吉文集》，中华书局版。

【7】《清实录》，中华书局版。

【8】、【1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版。

【11】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广东人民版。

【12】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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