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王安石写给司马光的一封回信《答司马谏议书》

公元1070年，王安石的新政已经开展了将近一年。在这一年的时光里，司马光的心里承担了太多的担忧与不安，担忧的是新政急于打破祖制和传统，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而令他不安的是王安石的性格太过刚愎执拗，做事不容商量，一意孤行。司马光清楚王安石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志向高远的能臣，但是他这种过于激进的动作对大宋王朝的未来真的好吗？心中怀揣着种种困惑和不安，司马光尅是提笔写下来他相对王安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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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三年，也就是1070年，对于宋朝的历史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王安石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一年。对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关系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头，在这一年里，司马光完成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他给王安石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在这封信中，他跟王安石在讨论这个国家的未来，讨论王安石的政治作风。王安石写了一封回信《答司马谏议书》。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两封信所产生的的时间背景，还有在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1070年的时候，神宗提出来要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对于司马光个人来说，进入枢密院那就等于进入了宋朝的中央领导集体，就不再是一个一般的官员了，就变成了国家领导人了，但是司马光拒绝了。老臣韩琦就派以个专门的使者，从河北的大名府赶到开封，去找另外一个老臣文彦博，给文彦博送了一封信。这封信只有一个宗旨，就是劝说司马光要接受枢密副使的任命。韩琦在这份信中是这么劝司马光的，就说我知道你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觉得现在皇帝的主张，现在这个国家的政策和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所以你不愿意接受它。但是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任命现接受下来，留在皇帝身边，试图改变皇帝，进而影响到国家的政策。当你留下来尽了最后的努力，可是这些努力都不奏效的时候，你再提出辞职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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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安静地看完了韩琦的这封信，想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给文彦博再施了一礼，非常严肃地说，自古至今不知道多少人都是he9名利诱惑带坏了，毁了自己的名节，我是不能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看在这儿司马光体现出来的是他是把他的政治理念和枢密副使的高官厚禄这两个东西是放在完全队里的层面上来看的，一头是枢密副使的高官厚禄，另外一头就是他的理想，这就是司马光的看法。文彦博听到司马光这个话之后，发出了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叹息，他知道司马光肯定是不可能改变心意了。在给韩琦的回信中，文彦博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君实作事，今人所不可及，直当求之古人中也。 ”（《太平治迹统类》）“君实”是司马光的字，他说司马光做事为人的风格，现在的人都赶不上，我们只能去古人中找这样的人。意思就是说司马光这个人太过书生气了，始终不肯妥协。司马光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治家如此，就未免太过执拗了，司马光显然缺少妥协的智慧，所以司马光有一个外号叫做司马牛，就说他很执拗。

司马光不肯妥协，那么王安石是否又能够妥协呢？王安石也有一个外号，叫做“拗相公” 。这两个人性格是非常之像，他们的相似度要远远地高于他们的不同之处，就人格，人品，性格而言，这两个人简直就是孪生兄弟。在当时閤门司的官员看的最清楚，閤门司就是皇帝的礼宾官，谁要见皇帝都必须经过閤门司来排班，所以他们亲眼看见每一个人是怎么进去的。只要司马光在殿外候着等着进谏的时候，王安石一定会及时出现。而王安石出现的时候，皇帝是一定会先见王安石，再见司马光的。接下来当司马光进去的时候，司马光就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在他对面宝座上坐着的那个人好像就是王安石本人。几乎只要司马光在，就能够看到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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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司马光，王安石一直是穿着铠甲的，全副武装，一丝一毫也不肯放松。王安石太知道司马光的价值了，他也太知道这个人跟自己相得太不一样了。神宗很想提拔司马光做两府大臣，他曾经私底下和王安石讨论过这个事情，王安石是这样子回答神宗的，说像王安石这样的人所有那些变法的反对派，那些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他们都依靠司马光，把司马光当做一个核心，我们不应该给自己树立这样的麻烦。这其实也就是王安石用人的原则，他把是否支持他自己的想法当做一条红线。就在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的时候，有一个前任的谏官傅尧俞回朝了，这个人是非常敢说话的，曾经和司马光在谏院一块工作过，和王安石也是老朋友。傅尧俞回来，王安石接见他的时候就和他说，我希望你能够再回到谏院来工作。王安石试探傅尧俞对于新法的看法，傅尧俞就说了我平生从不欺瞒任何人，如果我们做了谏官的话我一定会说真话，我一定会批评新法。这样子傅尧俞也就没有做成谏官。

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这种作风意见是非常之大的，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宋朝的政治风气是有着非常强大的破坏力的，这个破坏力可能要远超那些具体的变法措施的破坏力。司马光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关就关了半天，一直到晚上吃饭都没有出来，一直在忙着写一封有三千字的长信《与王介甫书》。从司马光给王安石写第一封信开始，一共是写了三封信。王安石至少应该是回了两封信，加起来他们两个人通信是五封，这五封信是了解司马光和王安石关系非常重要的文献。但是我们通常知道最多的就是王安石唯一留下来的那一封《答司马谏议书》，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封信，究竟在说什么。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的变法人物当中我们最熟悉的一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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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三千字的《与王介甫书》司马光所表达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对王安石的政治作风的批评。很简单，可以总结为两个“太” ， “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就是未来追求为了达到那个不同寻常的功劳，甚至会忽略了那些最基本的常识，这是第一个太。司马光说王安石还有一个“太” ， “自信太厚” ，就是拒绝任何批评意见，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认为自己的见识全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王安石就是这样对待别人的意见。

其实类似的批评在十三年前就曾经过，十三年前我，王安石的好朋友刘敞和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就曾经对王安石有过类似的评价。十三年前那个时候，王安石是常州的知州，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是常州属下宜兴县的知县，一个年纪很轻的知州领导着一个年纪很长的知县。这里面当然有个人的因素在里边。王安石决定在当地修一条运河，于是就把属下的这些县的知县都召来跟他们商量，司马旦就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工程量太大，而且工期太急了，这样就会给老百姓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不如就把这个工程分散到各年，这样容易成功。但是王安石还是按照自己的原计划开工了，但是王安石的运气很不好，这一年秋天的时候赶上了下大雨，工地就没法干活，正常的做法是解散让他们回家，但是王安石不肯，他还想着这个工程按时完工。最终就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王安石在常州知州这个位置上干的时间很短，十个月之后他就被调走了，这个工程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烂尾工程。这个工程王安石自己也是很痛心的，但是他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全部是向外归因的，包括上级不够支持他，下级包括知县司马旦不够配合他，还有就是老天爷也不给力。这就是王安石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所以他觉得做事情就应当一个人说了算，决定了之后就应当坚持到底，这就是王安石从这个烂尾工程当中总结出来的教训。但是别人不这么看，晚安是的好朋友刘敞知道这个事情就给王安石写信，在信中，刘敞说了一句话“初不能为无意也”就是起初的时候不能够做到无意，就是无心。这个指责王安石是很在乎的，感到非常的委屈，于是就给刘敞回信说你怎么能说我这呢？而且你是一个那么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个话说的太重了。刘敞批评王安石的就是你心太急了，太想立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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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王安石只是一个知州，做的事情做错了影响不过是一州之地。可是现在王安石不同，他现在是受到皇帝信任的参知政事，在主持一国执政，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如果仍然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那么他将给这个国家造成怎么样的影响，而且会大大加剧这种已经存在的这种官场急功近利病，会加剧老百姓的负担。

接着讲王安石接到司马光的信之后，王安石有一个答书。王安石的答书比司马光的信更加的出名，就是《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暗示很汪洋恣肆，非常有力量的政论文章。文章里头有四个“不为” ，是王安石反驳司马光的话，王安石把司马光对他的批评总结为四点，侵官，侵夺官僚机构的权力，生事，就是做新的之前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还有就是征利，就是剥削民间，还有就是拒谏，听不进去反对意见。然后王安石就在这篇文章里头予以了非常铿锵有力的反驳“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

事实上王安石这四个“不为”在逻辑上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其实最危险的存在于第一个“不为” 。司马光批评他侵官，而王安石说我是接受了皇帝的命令搞这一套的，所以这个不叫侵官。可是我们提到皇帝制度的时候其实是有两重皇帝的，一个是具体的人，还有一个就是象征性的皇帝，那个宝座所代表的国家的长远利益，代表着江山社稷的长远利益。那个象征性的皇帝其实是包括了古圣先王以及本朝的列祖列宗的好的做法的。象征性的皇帝和具体的皇帝不可能永远做到一致，而那个象征性的皇帝才是个正确的皇帝，就是通常臣下们拿来约束坐在位子上的按个具体的皇帝的仅有不多的武器之一。具体的皇帝必须要受到列祖列宗的说法做法的约束，必须要受到儒家经典的约束。而王安石在这里却把那个具体的皇帝捧到了至高无上的位子，他在用神宗皇帝个人打压在蔑视列祖列宗，借此来应对对手对自己的批评和指责。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他把具体的皇帝个人从祖宗之法，从按个正确的皇帝的“笼子”里边放出来之后，后来的人还拿什么来约束具体的皇帝呢？王安石正在帮助皇帝树立起独断专行的权威，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所昭示的危险将在未来的宋朝政治中慢慢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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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安石和司马光就先写到这里。欢迎大家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