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心锐气探索不止，写意人物画家方增先

文/潘风全

上世纪70年代， “浙派”人物画家方增先执笔完成了一册《怎样画水墨人物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技法书。在那个绘画书籍匮乏的年代，这册书的出版无疑给当时的人物画坛增加了几分学术色彩，因而该书很快就成为许多画家学习中国人物画的案头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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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60年代末，方增先就已著述过同样的技法书， 70年代出版的这一版应算是在先前著述基础上的补充和完善。那么，这两版书的差别在哪呢？方增先从最初随“海派”花鸟画家王个簃学习写意花鸟画技法开始，就在思考如何能更好地将写意花鸟画的运笔、用墨特点结合到写意人物画的创作上。他将传统艺术形式与新时代的需求相结合，从中找到了一种能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绘画表现形式，从而形成了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浙派”人物画。丰富的笔墨节奏和多样的结构穿插，使“墨团团里墨点点” ，线条和墨块不再是“你是你，我是我”的毫无关联的面孔。另外，大量“没骨法”也被移植到现代写意人物画的创作上。这些特点在70版的《怎样画水墨人物画》中得到了充分印证。而在60版的技法书里，线条和墨块的关联似乎并不多。因此， 70版《怎样画水墨人物画》所呈现的才是真正广受学术界关注的“浙派”人物画的基本写意体系和艺术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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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方增先离开了他长期创作的教学单位——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到上海开始新一轮的艺术探索，似有一种“快马加鞭未下鞍”的变法力度和气势。他不愿重复那些娴熟的、早已给人们留下固定印象的大笔大墨的风格样式，而更愿意尝试用许多细细的、长短不一的线组织画面，以写意线描法（不同于工笔线描）来寻求突破。这会不会是画家从中国古代汉画像砖的形式效果上获取的艺术灵感呢？尽管这样的处理远不及他原先作品中固有的、讲究笔墨风格的“浙派”人物画特点更强烈、更引人注目，但他这种锲而不舍、深入探索的勇气还是让人十分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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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增先是否也意识到了这类尝试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看到，他90年代的力作《母亲》，以及后来的几幅大尺幅水墨人物画创作，仿佛又重新回归了“浙派”写意画表现体系，并且在构图和画面张力方面比其早期的成名之作《说红书》《粒粒皆辛苦》更多了一分雄心和锐气。方增先在创作《母亲》时已年届花甲，能出此扛鼎力作实属难得。另外，方增先于90年代还创作了一批以古代人物为表现题材的小品画，一改多数画此类题材对唯美过度追求的小情趣，而是追求一种大气势、大氛围，使得画面更具深厚、高古的艺术格调，如其发表于第105期《荣宝斋画谱》的作品《溪山依然如画》《落日山水好》等。

20世纪成就了一批在当代人物画，尤其是在写意表现领域有极大贡献的画家。从他们各自的人生道路及艺术闪光点看，无论是巨幅题材的创作，还是信手拈来的写意小品，都能让人领略到画家的生活积淀和笔墨功力。就像善画毛驴的黄胄一样，方增先笔下的江南牧童和牛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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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上海当代中国画优秀作品展——上海作品展”开展，方增先创作的写实人物画作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再次让人感受到画家旺盛的艺术创造力。该作依然展现的是宏大的构图。此幅作品中，方增先对十多个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的艺术处理，厚实、拙涩的笔法替代了其早期潇洒、俊逸的用笔，大面积的深色调取代了以前清新的浅色调。画家借鉴山水画中乱头粗服皴擦的用笔特点，有意淡化在《说红书》《艳阳天》等插图中借用的写意花卉的笔墨手法。从整体境象看，此幅作品表现得更加深入，也更具气势。

方增先，这位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名满画坛的当代人物画家，与他的同道一起，将现代人物画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艺术高度。 “浙派”人物画在当时成为全国人物画坛一枝独秀的、极具表现特点的、地域风格突出的绘画流派，效法者众多，影响广泛。黄胄、王盛烈、杨之光等画家也都是当时人物画坛的骁将。可现今，黄胄、王盛烈两位先生已经离世，杨之光则多以斗方大小的水墨人物小品及泼墨、没骨画舞蹈人物为主；而年逾八十岁高龄的方增先却依然以其一腔雄心锐气和扎实的笔墨功力，向世人展示巨幅新作。方增先这种对新时期写意人物画的探索精神，值得钦佩。

2013年，方增先获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 。这是文化艺术界对他在现代人物画这一艺术领域所取得的骄人成绩的充分肯定。祝愿方先生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