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多富你想不到！辉煌海上传奇与巨商时代，为何最终一败涂地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封建社会和“闭关锁国”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实不尽然，比如宋朝，很多事情超出我们的想象，今天就来说说，大宋鲜为人知的海上传奇与巨商时代。

“南海一号”的秘密

1987年8月，广州救捞局在南海上下川岛海域作业时，意外地发现了深埋在海底的一条古代沉船。这条古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 。 2007年12月22日，整整20年后，南海一号才被成功起吊出水，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条古船将为我们揭开什么秘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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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考古学家鉴定，这是一条南宋初年的商船。它在连通中国沿海和印度洋乃至非洲的海路上，不知航行了多少岁月。仅仅一个舱里，就有名贵瓷器数千件。这条船的主人是谁？这些中国宝物将运向何方？

船上没有发现船主的任何信息。但是，船上一条阿拉伯风格的鎏金腰带，以及两具眼镜蛇的遗骨，使人们想到了一个阿拉伯人的后代，他与这条船很可能有极大的关系。他就是南宋末年福建泉州的海上巨商蒲寿庚。

宋朝的泉州港，千帆竞发，万桅如林，街头各国商人云集，一派异域风情，海外交通、贸易空前繁盛。

泉州港被誉称为“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而驰名中外，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宋朝时，泉州与国外往来的有70余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交通畅达东、西二洋，东至日本，南通南海诸国，西达波斯、阿拉伯和东非等地。

如果说唐诗“万国衣冠拜冕旒”表达了朝贡体制下的政治荣耀，那么宋诗中赞泉州“涨海声中万国商”体现的便是通商体制下的商业繁华。

今天的福建泉州城南一带，东至涂门街，西至溪亭，南至今泉州七中，北至涂山街，周围约三百亩，均为蒲寿庚府邸。这里有蒲寿庚观望海船的海云楼，有据说为蒲寿庚专用的港口。甚至还有一座棋盘园。园子修成一张大棋盘。以三十二名美女为棋子，各就各位，听候弈棋者号令进退。

只要蒲家的棋盘上，珠围翠绕，欢声笑语；大宋的棋盘，就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甚至当南宋丢失了北方大片国土之后，仍然可以依靠海洋贸易，获得大量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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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巨商蒲寿庚

唐代末年，蒲寿庚的祖先从阿拉伯航海而来，蒲家的商船，已经在海上航行了三个世纪，积累了难以计数的财富，正是以蒲氏家族为代表的海商，把中国内陆的产品，从福建泉州港装船启航，远销东南亚、中亚甚至非洲国家，来换取满船的黄金、白银、铜币。当然，也为宋朝廷创造了巨大的税收。

这些中国商船，依靠世界一流的造船技术，规模惊人。南宋官员的笔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录：“一条船可容纳数百人，船中积蓄足够吃一年的粮食，可以养猪、酿酒……”船上还装备了指南针和详尽的海图，才能在一次次远洋航行中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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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管理贸易流通，宋朝政府制定了《元丰市舶条法》，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海商法。基本的原则和今天并无二致。

君王的想法非常实际，宋高宗发诏称“海上贸易获利最为丰厚，如果措施得当，税收以百万计，不是比从百姓手中收税强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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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海船复原图

巨大的中国商船，往来于广阔的海洋之上，由此而来的巨额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南宋国库。到1128年，海外贸易所得已占居国库收入的20% 。这种现象，在传统中国也是孤例。

海上丝绸之路的畅达更甚于陆上，非洲的珍禽异兽，东南亚的香料珠宝，还有日本的铜器等，都顺着这条路，直达东南沿海各大港口，成为皇族高官的珍玩。

这条路连通的不仅仅是远洋航线，它还通往江浙农村一台台昼夜穿梭的织机，通往景德镇瓷器出炉的窑口，通往印书坊装订书籍的车间……远洋贸易带动了制造业、加工业、运输业、服务业的兴盛，甚至农业和种植业，也开始以市场为导向。

民间贸易和海外贸易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市场，成为宋朝这场商业革命中最活跃的因素。

商人地位一下子这么高

1244年前后，蒲寿庚升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兼福建提举市舶，总理海上事宜，管辖所有的商船贸易，成为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

蒲寿庚摇身一变，完成了从商界到政界的成功转换，这种身份的变化耐人寻味。

宋朝由商入仕，亦官亦商的情形相当普遍，千年延续的“士、农、工、商”的排行在宋朝被彻底颠覆，这在前朝是不可想象的。

宋代以前的政府，无不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唐代禁止商人骑马，穿华丽的衣服，禁止商人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大诗人李白，也因为是西域商人的儿子，一度被拒于主流社会之外。但是在宋代，抑商政策被废除了。士农工商，都是平等的社会公民，商人，开始以全新的姿态，登上历史的舞台。

一个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正在悄然形成。一个商人阶层，正在蓬勃兴起。

1055年，宋仁宗至和二年，大学者邵雍邵康节，正在向得意门生张仲宾传授《周易》的精髓：太极图。在他看来，先后考中进士的张仲宾兄弟三人，实在是难得的人才，是他千古绝学的合格继承人。张仲宾却告诉老师，一切荣耀，应该归因于他们有一位伟大的祖父。

张仲宾的祖父十五六岁时，顽皮淘气，天天被父母训斥、家人鄙视，他就留下一句话：“出人头地何足道哉！”

于是，他奋发图强，在县里做起了生意。

几年后，他竟然成了一县的首富。面对着全家的刮目相看，他又留下一句话：“区区一个小县城何足道哉！”

他就把生意扩展到潞州城去。过了三年，成了潞州首富。

面对众人的艳羡的目光，他又留下一句话：“区区一个州何足道哉！”

他就把生意扩展到全国，又过了三年，成了山西首富。

当他富甲山西之后，面对着众星捧月的追随者，又留下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区区一个首富何足道哉！”

于是，他买尽天下之书，大规模兴建学校，花重金聘请四方名士前来讲学。他三个孙子考中进士，他自己也成了一位渊博的学者。

学识渊博、阅人无数的邵康节，也不得不对这位伟大的祖父表示深深的敬意。

于是，宋代的思想精英开始反思商业和商人的作用。苏轼说：“农，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贾，资焉而通之于天下。 ”南宋黄震认为：士农工商，同是一等齐民。认为商人和其他职业是平等的。

甚至在范仲淹的笔下，第一次出现了专门歌颂商人的诗，为商人献上了热情的礼赞：

范仲淹认为，依靠商人，才能使天下货物流通，远近互通有无，上利国家，下利个人。商人决非品格卑下，追求庸俗之辈，而自古以来就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分工。

宋代的思想巨人，无不对商业文明持积极的态度。这是从古未有的风气，这是崭新的思想革命，也成为宋代商业革命的最大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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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商业繁荣

伴随着经济政策的成熟，市场规模的扩展，商业精神的升华，继盛唐之后，宋代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又一次辉煌。据现代学者测算，宋仁宗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堪称和平崛起的世界首富，胸怀博大的泱泱盛世。

没有对外的掠夺，没有领土的侵占，没有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只有和平的发展。现代文明的黎明，似乎已经出现在宋王朝的地平线上。

然而，盛世的辉煌下，危机和隐患也在不断聚集。

无力守护的财富终成祸端

在宋朝的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军队经商屡禁不止，高宗时，名将刘锜手下专门从事贸易的军兵多达六千人，从国库支取的本金为七十万缗。

这些军兵疲于为将领们热衷的商贸经营而奔波，赚得的利润统统流入上司私囊，而军卒应得的衣粮却被任意克扣，结果他们个个“羸瘦单薄，有可怜之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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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士兵和军队军纪废弛，斗志消磨，如何担当保家卫国的重任？这股将帅动用国库经商之风政府并未有效遏制，南宋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最终葬身于外族的铁蹄之下，从这里已经埋下了伏笔。

更大的危机正在来临。

1209年冬天，繁华的临安城忽然变得有些异样，一夜之间，所有的米市全都闭门歇业。清晨，买米的人群在店门口越聚越多， “为什么不开门？”愤怒的质问此起彼伏。

米店的歇业持续了一天，两天，三天……京城陷入一片混乱，等米下锅的饥饿人群终于忍不住了，大家砸开米店的大门，开始抢米，这股抢米风潮持续了将近3年，临安也逐渐陷入萧条中，惹出这场祸端的正是由纸币交子改名的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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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为了拒收会子，临安城所有的米店老板决定用集体罢市的方式抗议。此时，北宋时交子良好的信誉早已经不复存在， 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它与交子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不置准备金、不许兑换、可以随意增发，这就为中国纸币打开了末日之门。

南宋时，钱引改为会子，宁宗年间，为了北伐筹备粮草，把会子的发行量扩大14倍，导致会子不断贬值，老百姓谁都不愿意把不断贬值的会子攥在手里，纷纷以会子挤兑铜钱。朝廷的禁令也无法阻止低价抛售和拒收会子的狂潮。通货膨胀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使富户大受损失，贫民更是雪上加霜。

抢米风潮的爆发并未让朝廷警醒，南宋朝廷一有财政短缺，就以滥发会子的方法来饮鸩止渴。几十年后，宋理宗时期再次爆发会子危机，会子与铜钱的兑换率暴跌25个百分点，米价也立即暴涨至以前的13倍，二百文的会子，居然还买不到一双草鞋，老百姓不再把会子当钱看，抛弃焚烧，毫不爱惜。

这样的恶性循环，造成国家财政枯竭，不但无力扩充兵员，增添装备来抵御外敌侵犯，反而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人心涣散，繁华一时的大宋因国家信用的丧失一步步走向崩溃。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绮罗竞豪奢。 ……”柳永《望海潮》描绘的杭州胜景引来后世无数的艳羡和唏嘘，繁华与贫弱，成为宋朝最复杂，也最难解的悖论。

传说这首词引发金主觊觎江南而挥军南下，无力守护的财富竟成了宋朝的催命符，异族铁骑踏上中原，直至崖山的绝壁上，陆秀夫背着九岁的小皇帝纵身跳入万顷碧波，宋朝的繁华终于在金戈铁马中零落成泥。

宋朝这场延续几百年，盛极一时的商业革命随着国家内忧外患的加剧逐渐走向沉寂，终于未能促成更大的飞跃，此时，在世界的另一端，商品经济的种子才悄悄萌芽。

地中海沿岸，以桥梁和广场为中心，从庄园和城堡逃出来的自由民开始聚集，这里流动着自由城市的空气，他们将建造日后的名城——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这就是11世纪欧洲自治城市的原形。

乍看起来，它们和宋代中国城市比起来，可谓是相当的“糟糕” 。然而就是在这些看似腌臜龌龊的地方，在封建领主管辖的缝隙中，一种全新的、足以改变后世的蓬勃力量正悄悄孕育着——城市的自治、市民阶层的扩大、工商业活动的日趋繁荣与规范，金融信贷的兴起，契约精神和法律的完善， ……这所有的一切都将最终成为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的掘墓者，并进而演变为资本主义横扫欧陆乃至席卷世界的强大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