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灾害的主要特点与应对措施

三国时期灾害的主要特点与应对措施// //

汉代农舍

所谓灾害，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多灾的国度，水、旱、蝗、震、疫多有发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小农经济占社会主导地位，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类控制和改变自然、抵抗自然的能力较弱，加之人为的战乱和破坏严重，各种灾荒的发生就十分频繁，危害性也很大。汉末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战乱频发，民不聊生，加剧了灾害的危害。

一、三国时期的灾害主要特点

对于三国时期这一说法的界定，一般分成狭义和广义。狭义是指从220年曹丕建魏，到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约60年；广义是以魏、蜀、吴三个政权正式建立之前。因此三国的历史包括三国正式建立前三十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大概从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0年）董卓之乱开始”为期，约90年。笔者亦以此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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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农耕

水灾共11次，成灾较重6次。黄初四年六月， “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杀人民，坏庐宅”；

景初元年， “九月，冀、兖、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没溺死亡及失财产者，在所开仓振救之”；景初二年七月“会霖雨三十余日，辽水暴涨，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

赤乌八年夏， “茶陵县鸿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余家”；赤乌十三年八月， “丹阳、句容及故郸、宁国诸山崩，鸿水溢”；太元元年， “秋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

旱灾6次，成灾较重4次，汉兴平元年， “是岁旱，蝗虫，少谷，百姓相食”；嘉禾五年， “自十月不雨，至于夏”；建安十二年， “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五凤二年， “是岁大旱。民饥，军士怨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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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谷物

蝗灾5次，都造成了严重的灾害。汉兴平元年， “蝗虫起，百姓大饥”“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 ，黄初三年， “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饥，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廪以振之” ，初平三年“是时蝗虫起，岁旱无谷，从官食枣菜，诸将不能相率，上下乱，粮食尽” ， “尚书郎以下，自出采樵，或饥死墙壁间” 。建安八年， “时大旱蝗虫起”

震灾8次，其中自正始二年十二月至正始六年二月南安郡、魏郡地震连续四次，黄武四年， “是岁连震”造成的损失较大。火灾5次，较为严重是建衡二年三月“天火烧万家余，死者七百人” 。

以上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人畜大量死亡，由于战乱频发，三国时期根本无暇顾及灾后的防疫与救治，致使疫随灾生，疾病广为流行，形成了危害巨大的瘟疫，共发生九次惨烈的疫情，最为严重的是建安二十一年暴发的疫情，时间长，死亡人口多，从百姓到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均染病而死，显贵莫能免除，以至多年后文帝曹丕书于元城令吴质时也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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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

此外，孙吴凤皇二年至三年， “自改年及是岁，连大疫”所造成的危害也十分惊人。

三国时期的灾害包括自然灾害和瘟疫之灾，期间交替发生，连绵不断，仅一部《三国志》中所录就有水、旱、蝗、震、火、瘟疫等灾类。其中多发性、危害性较大的水灾、旱灾、蝗灾并称为中国三大灾害，明末农学家徐光启《除蝗疏》言：“国家不务畜积，不备凶饥人事之失也。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 。

其特点有三：一是发生频率高。计有水灾11次，旱灾6次，蝗灾5次，震灾8次，强烈传染性疾病9次、火灾与风灾5次，共成灾44次之多，平均近两年就会发生一场灾害。二是危害性大，人口损耗严重。灾害的频繁发生，造成粮食短缺，因饥饿而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是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其次是传染病的发生，由于医疗条件低下，防范不得力，也造成人口锐减，同汉时相比， “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等史录就说明灾害对人口大量减少的作用力极其严重。

三是各种灾害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往往是旱灾带来蝗灾，粮食减少，形成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从而又形成瘟疫，如汉兴平元年， “是岁旱，蝗虫，少谷，百姓相食” ，建安十二年“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 ，建安十三年十二月“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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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

二、三国时期灾害的应对措施

由于频繁的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破坏十分严重，人口死亡率很高，国家和民众财产损失较大，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冲击，危及封建国家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地位，因而历代封建国家都非常重视对灾荒的应对措施，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魏蜀吴三国的荒政主要有：屯田增产，储粮备荒；兴修水利，治理水患；轻徭薄赋；赈济。

（1）屯田增产，储粮备荒

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造成了粮食生产的大量减少，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 ，而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因此，保证粮食生产与存储是防灾、减灾的第一要务。三国的统治者都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 ，开始广兴屯田，增粮备荒，曹魏在这方面做的较好较早。

汉兴平元年， “蝗虫起，百姓大饿” ， “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 ，因蝗灾造成了大饥荒。针对严重的灾害，曹操认识到粮食生产是防灾、减灾的第一要务，即于建安元年， “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 ，并“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粮谷的丰富稳定了民心、军心，增强了防灾、抗灾能力。此后，魏国历任帝王都比较重视屯田，推行各地，郡县例置农官，即所谓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等。一直到咸熙元年罢典农官， “是岁罢屯田宜以均政投，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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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画像石“大禹治水”

孙吴的屯田事业采纳了陆逊的意见。黄武五年春“是时，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日：甚善” ，并且也于诸郡县间置农官，如华永先“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 ，从“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 。 “青龙三年春，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 ，广为屯田。

蜀之屯田事业不及魏吴，从史料上看，虽也有督农之官，但仅见设汉中一郡， “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 。且屯田只限于为解决军粮运输之难和为久住之基， “亮每患粮不继，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耕者杂於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故只有军屯而无民屯，主要因为蜀地气候、土地适宜粮食种植且物产丰富，号为天府之国， “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 ，战乱和天灾又较少，农业生产所受影响较小，不足以形成灾荒，所以颇无屯田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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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堰

建立仓储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国家一项重要的防灾备荒措施，历代形式不一，影响较大的是常平仓，创建于西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由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所创，起到调节谷价的作用，以防灾荒时期粮价暴涨。建仓储粮备荒作为的一种最基本的防灾形式为后代所沿用。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也一直沿用了这种防灾备荒的措施，从《三国志》中多处所录每遇灾荒，则“开仓廪以振之”、“所在积粟，仓廪皆满”、“田畴辟、仓廪实”等史料来看，说明当时三国时期各国也十分注重粮食的储备，设有粮仓，丰时储备，灾时赈济，是当时一种重要的防灾的措施。

（2）兴修水利，治理水患

兴修水利也是防灾、减灾的主要措施，特别在传统农业时代，水利设施在防水灾、治水患、保证农业生产方面的作用极为重要，为此，三国统治者对兴修水利，积极预防灾害十分重视，其中，曹魏由于地处北方，水、旱之灾较多，新兴水利事业亦最为发达。仅曹操亲自主持的就有四处，建安七年“遂至浚仪，治睢阳渠” ，建安九年春正月， “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 ，建安十一年“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建安十八年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 ”

上行下效，在曹操的极力主张下，曹魏中有识之臣也积极兴修水利以防灾、减灾。陈留太守夏侯惇于建安八年左右， “时大旱，蝗虫起，惇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 。杨州刺史刘馥在任时， “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其陂塘之利，至今为用” 。馥子靖任镇北将军时， “又修广戾陵渠大堨，水渠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自利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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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被水淹没的三杨庄遗址

相比之下，吴、蜀二国之新兴水利事业并不多。孙吴较著名的有赤乌八年八月， “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 。其他如“永安三年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工程，则因“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而并不成功。蜀汉诸葛亮较注重对水利设施对防水旱之灾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兴建了各类灌溉设施，时人称为“诸葛堰” 。特别对都江堰水利工程尤为重视， “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发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3）轻徭薄赋，宽息养生

轻徭薄赋，宽息养生是灾害之年有效减轻农民负担、休养生息，使农业生产得尽快恢复，从而起到减灾的目的的有效措施。从史料上看，每次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后，统治阶级都会采取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促进农业生产的重建与复苏，尽可能地减轻灾害所带来的影响，稳定社会，安抚灾民。

建安九年九月，曹操“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 。同时对租赋明确规定：“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

文帝延康元年二月：令“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也，设高禁重税非所以便民，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 ，并“遣使者循行郡国，有违理掊克暴虐者，举其罪” 。黄初四年“诏日：且休力役，罢省徭戍，畜养士民，咸使安息” 。蜀国诸葛亮要求“唯薄赋敛，无尽民财” 。孙权黄武五年春下令“其下州郡，有以宽息” 。黄武五年“冬十月，陆逊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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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庄遗址

轻徭薄赋，宽息养生的荒政从实质上没有改变残酷剥削的本质，但对减轻灾民经济和思想压力，促使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恢复，平息因灾荒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还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4）开仓放粮，赐谷济生

开仓放粮，赐谷济生是古代社会应对自然灾害的主要手段，是封建国家为民帮助灾民渡难而无偿发放救济粮、款等物质的紧急措施，对于传统农业时代脆弱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来说，政府赈济几乎是临灾时维持生存的唯一办法。

赈济的形式以谷赈为主，根据灾情的不同，兼有贷赈、帛赈、除租、优恤等方式。兴平十四年曹操下令“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建安二十三年，曹操颁布《赡给灾民令》：“魏书载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以上无夫子，若十二以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瞻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赤乌三年孙权“诏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岁又水旱，年谷有损……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廪以赈贫穷”；赤乌十三年“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障宁国诸山崩，鸿水溢，诏原逋责，给贷种食” 。孙权在建安二十四年“遂定荆州，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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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庄古井

从以上赈济措施来看，开仓放粮，赐谷济生是荒政的最主要形式，对减少人口死亡、维持社会发展的作用非其他措施可以替代，另如振贷、赐帛、复除租税、给贷种食、除其米限等作法则起到减缓灾害影响，有助于恢复生产的作用。因此，统治阶级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赈济措施，经常有“遣使者循行”、“察将吏清浊，民所疾苦”、“谨察非法”的督察制度，甚至于“行东巡”亲莅民间。所以，在封建社会国家，开仓放粮，赐谷济生是荒政的最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汉书》、《三国志》、《三国食货志》、《三国经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