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景炎:让开国献礼酒香飘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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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 , 北京秋高气爽 , 23岁的高景炎 , 人生第一次出远门 , 从家乡无锡来到首都北京 。

和众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 , 他在前门大栅栏的一个小旅馆里暂时落脚 , 等待分配工作 。 就这样兴奋中夹着一丝茫然 , 熬了10多天后 , 高景炎得知自己被分到位于八王坟的北京酿酒厂 。 北京酿酒厂前身是1949年5月成立的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 , 是北京第一家国营酿酒厂 , 也是如今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

租辆三轮车 , 带上铺盖行李 , 高景炎来到他一生结缘的地方 。 从车间技术员干起 , 到技术科长、技术副厂长 , 再到厂长 , 直至1999年退休 , 高景炎在这里挥洒了37年的心血和汗水 。

“这么好的条件 , 得干点事儿啊 。 ”年轻时的高景炎 ,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 他主动向上级提要求:到车间去 , 跟着酿酒师傅们劳动 。 发酵车间闷热潮湿 , 劳动强度大 , 高高瘦瘦的高景炎才90多斤 , 可仍坚持要扛150斤装高粱的麻袋 , 一趟下来挥汗如雨 。

一年间 , 高景炎把白酒、葡萄酒、溶剂等车间劳动个遍 , 这段经历让高景炎迅速成长 , 成为厂里年轻的专家 。

车间劳动之余 , 高景炎了解到酿酒厂为新中国诞生生产献礼酒的光荣历史 , 也对他后来的恩师王秋芳渐有耳闻 。

王秋芳比高景炎年长13岁 , 今年已93岁高龄 , 是建厂元老之一 。 实验厂成立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过去靠“眼看、鼻闻、手摸、脚踢”的传统手工作坊式的酿酒生产 , 向现代科学化生产方式转变 。 经过反复取样、化验、核实 , 王秋芳组织汇编的《传承北京二锅头的分析方法及产品质量标准方案》 , 成为酿制二锅头酒的标准 。 这是北京二锅头酒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

1949年7月 , 距新中国成立还有3个月 , 实验厂接受了一项光荣任务——在10月1日开国大典前 , 生产一批酒作为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献礼酒 。 为了能按时完成任务 , 全厂上下齐心协力 , 起早贪黑 , 挖酵池、立甑锅、育酒曲 , 终于在1949年9月 , 生产出首批红星二锅头酒 。 由于当时没有专用的白酒瓶 , 献礼酒还是以啤酒瓶进行灌装 。

献礼酒被配以红五星、蓝飘带的“红星”商标 , 红星代表中国革命 , 蓝飘带代表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 每每听到这些 , 高景炎心中总是莫名激动 。

便宜、顺口 , 对红星二锅头酒 , 老百姓评价甚高 。 可要真想喝到 , 却并不容易 , 因为到1949年底 , 一共才生产20.5吨 。

1965年 , 高景炎工作的第三年 , 北京市场也仅有红星二锅头一个品种 , 年产量几百吨 , 无法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 “二锅头酒紧俏到什么程度?”高景炎回忆 , 寻常百姓想要喝 , 只能逢年过节凭购货本买两瓶尝尝 。

“二锅头酒啥时能多到想喝就喝呀?”这个问题 , 一直埋藏在高景炎心底 。 后来 , 北京市政府要求 , 北京酿酒总厂对各郊区酒厂归口管理 。 所谓归口管理 , 当时为归口科长的高景炎说 , 就是要按照为新中国诞生生产的献礼酒——红星二锅头酒的工艺 , 统一生产标准 , 让郊区酒厂增产量、提质量 , 满足老百姓需求 。

作为先后两代酿酒技术骨干 , 为郊区酒厂“补课”的重任 , 自然落到王秋芳、高景炎头上 。 编讲义、培训、上课、手把手传授技术 , 高景炎跑遍北京各个郊区 , 把二锅头酿酒技术传播开来 。 也正是这段经历 , 让二人结下深厚的师徒情 。

在房山交道酒厂 , 没讲课房间 , 高景炎就在车库里挂一块黑板 , 工人们席地而坐;在延庆八达岭酒厂 , 路途遥远辗转乘车 , 早晨出发中午才到 , 讲完课回城已是天黑;在怀柔汤河口酒厂 , 条件艰苦到连酱油都买不到 , 葱花汤撒点盐就着窝窝头 , 就是一顿饭……

苦中作乐的高景炎 , 对山高路远全然不在乎 。 很快 , 昌平酒厂的“十三陵牌”、通县酒厂的“向阳牌”、大兴酒厂的“永丰牌”、牛栏山酒厂的“潮白河牌”等北京二锅头酒遍地开花 , 到1981年 , 年产量大幅提高到3万吨 。 二锅头酒香溢京城 , 老百姓喝好酒不再是一种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