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不起房租的宋朝官员

付不起房租的宋朝官员// //

宋仁宗时，有一位学者型官员，叫做穆修，是一个很有才华、也很有个性的士大夫，很多人都慕名想请他写软文。话说亳州有个声名不太好的土豪，捐资修了一座佛庙，庙成，由知州大人亲自出面，请穆修写了一篇《修庙记》。穆修应邀写了文章，却没有提到土豪的名字。那土豪捐资修庙，本来就是图个流芳百世啊，你不写他的芳名，岂不是白捐了款？

土豪就给穆修送来500两白银，请他在《修庙记》中补上名字。穆修却坚决不答应，将银子掷回去，还扔下一句狠话：“吾宁糊口为旅人，终不以匪人污吾文也。 ”意思是说，我宁愿喝稀粥度日，也不能让土豪的名字玷污了我的文章。所以今天我们不知道那个捐资修庙的亳州土豪究竟姓甚名谁。

当朝宰相也听说了穆修的大名，想结识穆修， “且将用为学官”——大约是要将穆修提拔为哪个学校的校长之类。但穆修“终不往见” ，一直不去拜访宰相，校长也就当不成了。可以想象，以穆修这样的个性，生活必定过得比较清贫。

穆修晚年寓居京城，等候朝廷安排职务，每到交房租之日，都要犯愁。他给友人写信发牢骚说：“半年住京，延伺一命，虽室有十钱之物，亦尽为薪米、屋直之费。 ”手头的钱，基本都用于买米、交租。

为了补贴家用，穆修刻了一部唐朝著名作家柳宗元老师的文集，印了几百册，在东京大相国寺摆了地摊卖书。有几个读书人走过来，也不问价钱，直接拿起书翻看起来，穆修一把夺过书，以鄙夷的语气说：“你要真能将此书从头到尾读一遍而不出差错，我白送你一册。 ”结果将顾客都吓跑了， “自是经年不售一部” ，一年下来，一本书也没能卖出去。所以穆修还得为交房租之事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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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时期还有另一位叫做章伯镇的学者型官员，生平不详，只知道他跟欧阳修、司马光等学术界大腕都有往来，当过翰林学士，学术身份有点像今天的大学校长、社科院研究员，总而言之，是一名体制内高级知识分子。他也为交房租犯愁，也发牢骚说：“任京有两般日月：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 ”

料钱，即月俸；房钱，即房租。按宋人习惯，官员薪俸在月初发放，在等发工资的日子，总是觉得时间快过好慢；房租则是在月底缴纳，交房租的时候，又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章伯镇的自述，真个是道尽了今日工薪阶层的心声。我们感同身受。

那么，为什么宋朝的章伯镇们要为交房租之事犯愁呢？原因无非有两个：

第一，薪水微薄。宋朝官员的工资收入，包括正俸（钱）、禄粟（米）、职钱、职田租金、公用钱（办公经费）、给券（差旅费），看起来似乎很不错。现在许多人也都说宋朝官员俸禄太丰厚，甚至还有人言之凿凿地称宋朝实行“高薪养廉”之策，其实这是今人的想当然。

平心而论，唐宋时期的官员俸禄确实要比明清时期的优厚，但真正能够领到高薪的只是政府高层，比如宋朝的宰相、副宰相，月薪为300贯（不含其他津贴），按购买力折算，大约相当于今日的15万元。而广大中下层官员的薪水并没有这么高，王安石曾在宋仁宗嘉祐年间上书皇帝，建议给中下层官员加薪，因为“方今制禄，大抵皆薄， ……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 ”小州县官员的月薪才四五贯钱、八九贯钱，折算成人民币，也就三四千元的样子。

我们前面说到的穆修，晚年被任命为“文学参军” ，一个闲职，月俸才七千贯钱，加上其他津贴，估计也就十几贯左右。而按司马光的观察，当时在京城有一套房子放租的中产之家， “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 ，每月收到的租金就有15贯。以穆修的这点工资收入，肯定付不起太高的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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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北宋京城的楼价与房租都非常高。宋人自己说， “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 ”在穆修生活的那个时代，京城一套豪宅少说也要上万贯；一户普通人家的住房，叫价1300贯。显然，寻常人家都买不起房子，只好租房居住。但房租也不便宜啊，一般的住宅赁价，每月至少也要几贯钱。

宋仁宗皇祐年间，有一个叫做苏颂的下层文官，曾给自己算过一笔账：“月俸共十七千，赁宅养马已费三之一。 ”苏颂的月工资是17贯钱，其中三分之一用于供房、养马（相当于今日养一辆车），当时养一匹马的费用大约每月2贯钱，扣除了养马成本，住房月租金需要三四贯钱。

假设穆修租住的房子跟苏颂的差不多，房租也是三四贯钱，即意味着他每个月要掏出约三分之一的工资用于供房，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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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穆修也用不着抱怨，首先，他是一个有情怀的学者，对物质享受也不是太在乎；其次，当时像他这样租房子居住的官员非常之多，北宋名臣韩琦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 ”连宰相都是租房一族，朱熹考证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 ”

诸位年轻的看官，如果你们未来的丈母娘非要逼你买房子，买不了房子就不给结婚，你可以将朱熹的这段话转给她：年轻人暂时买不起房有什么打紧，你看宋朝的宰相都是租房子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