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恩斯特·柏石曼百年前的游历，看普陀山的观音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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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从沈家门坐船去普陀山要两小时。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柏石曼在1907年的最后一天，搭船从沈家门出发去普陀山。他原本想住在普济寺，结果发生了些状况，转去法雨寺。

普济寺和法雨寺都是普陀山主寺，加上佛顶山上的佛顶寺，合称三大主寺。一般而言，去普陀山朝拜敬香，主要是去这三座寺庙。

恩斯特一路上遇到了许多僧人，有几个试图向他化缘，其他大部分僧人都很忙碌，和工人们一起劳作。普陀山给恩斯特的印象不错，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石子路有两三米宽，路面铺设很好。这里森林极美……一路上风景不断变化：山峦中建在山崖上的寺庙，白色的沙滩，拍击突起礁石和海岬的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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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一百年前拍摄的沈家门码头，从这里可以坐船前往普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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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普陀山梵音洞沈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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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出版的恩斯特·柏石曼著《中国的建筑艺术和宗教文化》普陀山卷

一百多年过去了，从沈家门过去的时间大大缩短，普陀山本身变化却并不大。有变化的是普陀山的路面，铺得很好，又宽又干净，人行和车行分道，步行的路面上，用砖雕出朵朵莲花，营造脚踩莲花的寓意。路两侧是树林，枝繁叶茂。透过树林，则能见到海岸，时而是巨石叠嶂的悬崖，时而是沙滩。

普陀山沙滩有两处，分别名为“百步沙”和“千步沙” ，就像名字那样，不算大，却撑起了普陀山“亲子游”的主要功能。确实，如今来普陀山除了香客，多是年轻家庭。

恩斯特在一百年前到访普陀山，住了三个星期，倒也不是为了烧香或旅游。他是建筑师， 1902年， 29岁的他被德国政府派到远东的殖民地青岛，担任东亚驻防旅建筑官员。之后两年，他多次访问天津、北京等地，实践了对中国的第一次考察，心中萌生了对中国建筑和文物进行有计划研究的念头。他向普鲁士皇家文化部申请了一笔经费，供他在1906年至1909年再次游历中国，普陀山之行，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完成的。

他通过建筑和文物来研究中国文化，开创了一条当时来看崭新的研究道路，而后的学术成果，也陆续在欧洲出版，包括《中国的建筑艺术和宗教文化》三卷本，副标题分别是普陀山、祠堂和中国的宝塔。

恩斯特在普陀山做了大量测绘工作，成书后附208张照片和32张插画，由此也可以看出恩斯特的详尽和细致。书中，尤其是对于法雨寺的研究和记录，细致到佛寺的陈设、构造、塑像等，无一遗漏，连佛龛佛台都有详细的记录和笔绘。法雨寺是明朝万历年间所建寺院，由高僧大智创建。据说，大智来自四川峨眉山，在普陀山礼佛时，爱上此地，决定留下。他在这里结庐，后变寺舍，最早叫“海潮庵” ，后又改作“镇海寺” 。该寺康熙年间大修， “法雨禅寺”之名也来自康熙，他还特设一块匾额，御笔亲书“天花法雨” ，如今依旧悬挂在法雨寺的大殿正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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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测绘的法雨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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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拍摄的法雨寺

法雨寺古朴清幽，一如匾额上康熙的书法，拙朴仓遒。我一开始以为法雨寺比普济寺历史悠久，实际上，普济寺虽始建于宋朝，但后世屡遭毁坏，也在康熙28年时重建，时间和法雨寺一样。据说康熙受到观音大士点化，决定划拨钱款，兴建佛寺。另在其南巡杭州期间，两寺的住持也陪伴皇上左右， “感化”他将款项花在建造普陀山的寺庙上。

这叫我想起有一本叫《雪域求法记》的书，内述民国时一位汉人和尚回忆他去西藏求密法的种种经历，其中提到他从小出家，社会动荡，常有社会不同势力来侵占寺庙房舍土地，而住持虽然是出家人，却要积极入世，周旋于当地权贵以交好，以此保护寺庙。这样看来，佛教与世俗力量之间微妙的关系，倒也一直如此。普济寺和法雨寺的主持，若不是陪伴游说康熙皇帝，也是无法化缘来两座梵王宫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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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普济寺沈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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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济寺门前的莲花池沈寅图

普济寺作为普陀山前寺，又是供奉观音的主刹，所有佛寺活动都在此举行。相比法雨寺，其规格和建筑布局，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如果说法雨寺清幽古拙、储秀收敛，普济寺则入世喧闹、香火缭绕。其寺院前的石牌坊、照壁、碑亭、莲花池、石桥等，宛如开放式广场，到有些像如今的现代建筑，故意打破围墙，拥抱市民大众。事实上，过去的寺庙门前，确实也有交易的市集，是市民阶层活动的公共空间，赶“庙会”这一说法，就是这么来的。不过，如今的普济寺，商业区域都被整齐规划到偏居一隅的小巷子里了。

对照恩斯特的记载，普济寺该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观音像，从他拍摄的黑白照片看，那造像面部表情是写实风格，宛若真人。此外，还有尊观音睡像，藏于法堂二楼。按照恩斯特的描述，其姿势和通常释迦摩尼涅槃像接近。我怀疑恩斯特所说的大理石，实际是“玉” ，玉佛倒是中国常见的造像类型，恩斯特的记载中，法雨寺也有一尊玉制观音，简洁素雅，虽是神像，却透着一种亲近感，和鲜活的生命力。只是，如今去普济寺和法雨寺，已看不到这些观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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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拍摄的法雨寺玉佛像

普济寺门前莲花池的一侧，通往岛内巴士站的小径上，能看到一处石塔，塔身四面雕刻着诸佛菩萨和天王，每每经过，我一直好奇石塔来历和建造时期。从外观和样式来看，这塔和普济寺及周围建筑显然分属不同时期，如今又被圈围在一处院落中，也无明显介绍。我在书中找到了答案。此塔建于1334年元顺帝统治时期，由“太子”宣让王捐赠而造，故名“太子塔” 。宣让王帖木儿是忽必烈的皇孙，是彼时的“皇叔” ，蒙古人习惯把男性皇亲都称为“太子” 。当然，太子塔也可能是因为释迦摩尼为太子成佛而得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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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一百年前拍摄的普陀山太子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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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修葺过的普陀山太子塔

观音的道场一开始并非只普陀山一处。净土宗印光大师在1930年修订的《普陀山志》的序言中写道：“其（观音）应化道场，固非一处，如陕西南五台山，大香山，浙江天竺山等。 ”普陀山在许多时期也不是出名的道场，杭州天竺寺就曾一度香火繁荣，声名显赫。只是后来普陀山“感应昭著，香火肸蠁，唯南海普陀山，最为第一” ，所以从诸多观音应化道场中脱颖而出，最终同列五台峨眉和九华山，成为中国四大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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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音洞附近凉亭

普陀山的观音感应故事，多和“潮音洞”相关，记载可以追溯至唐大中元年，一印度僧人在洞口焚烧十指，礼拜观音，洞内忽放异彩，观音大士现身，并授以七色宝石。在宋《佛祖统纪》中也有记载，说大海中的普陀山，就是《华严经》中所谓的南海观音的珞珈山，为什么这样肯定？因为“其山有潮音洞，海潮吞吐昼夜砰訇。洞前石桥，瞻礼者至此恳祷，或见大士宴坐，或见善财俯仰将迎，或但见碧玉净瓶，或唯见频迦飞舞。 ”显然，此处逻辑就是“潮音洞”中观音显现，才确立了普陀山为观音珞珈山的地标。

宋元时期，来普陀山的香客多在此处叩求观音显灵，而明代，更兴起了纵身跳洞，或燃指乞求的风气，以至于明总镇都督李分、宁绍参将陈九思等人，在此立了一块碑，上书“禁止舍身燃指“六个大字，更有数行小字补充：“观音慈悲现身说法是为救苦救难，岂肯要人舍身燃指。今皈依佛教者信心修众善行自然圆满，苦舍身燃指，有污禅林，反有罪过。为此立碑示谕，尚有愚媪村氓敢于潮音洞舍身燃指者，住持僧即禁阻，如有故犯，定行辑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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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舍生燃指碑

不过，如今香客似乎对“潮音洞”知之甚少，去过了紫竹院后顺着石阶而下，见一凉亭则拐去不肯去观音。不肯去观音无疑更出名，唐代末年，日本临济宗高僧慧锷在土台上觅得观音像欲渡海回日本供奉，而每每出海就天气骤变，后观音托梦说要留于此地，慧锷才恍然大悟，留下了观音像。如今不肯去观音的寺院前有一走廊，为”三十三观音灵场” ，内塑日本33座供奉观音的寺院主尊，以表达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渊源。一般而言，香客拜完不肯去观音，就顺着长廊离开，去往南海观音像，恰好错过山石之下的“潮音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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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去观音院落

明代文人张岱也去过“潮音洞” ，为此还写了一篇《海志》。在观音圣诞日，张岱来到普陀山，参加法会。会后，他从太子塔往南边走，经过一片沙滩，到达潮音洞。他听到潮水进出洞口，发出鱼龙吼啸声，想起了观音显现的传说，就问守洞僧人：“志中言潮音洞大士现种种奇异，若住此，曾见乎？”僧回答说，以前菩萨是在这里，只因万历年间龙风大，把洞里的石梁吹倒了，菩萨就搬去了梵音洞。风吹倒了石梁，于是观音搬家了？张岱想笑又不敢笑，只好做了个礼，转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