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塞尔纳：18世纪全球化视野下的“最后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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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5日下午，法国革命史著名学者、巴黎一大教授、法国革命史研究所前所长皮埃尔·塞尔纳（Pierre Serna）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做了以“革命运动与18世纪的全球化问题”为主题的讲座。此次讲座是塞尔纳教授革命史主题系列讲座的第五讲，由北京大学高毅教授主持并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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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纳教授在讲座中

“全球史”：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虚假的发现”

塞尔纳教授首先为法国的全球史研究“正名” ，认为“全球史”并不是英美学界在21世纪的新发现。塞尔纳指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全球史（global history）开始于21世纪初的世界史书写中。全球史的概念引起所有人的注意，但这是一种“虚假的发现” 。这一“发现”源于1989年这一具有双重意义的历史时刻：其一，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人们因谈论革命而感到疲倦。其二，冷战迎来根本性的转折，包括柏林墙的倒塌和欧洲社会主义体系的终结。弗朗西斯·福山撰写了《历史的终结》，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历史的终点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走向失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世界连成一体，这就是幸福的历史（但塞尔纳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幸福）——这一叙事开始于发现南北美洲、东西印度的16世纪。

塞尔纳认为， “全球史”的概念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知识欺骗” 。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掩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关于世界史的讨论的意义。世界史在这一时期处于普遍史解释的核心，也是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原动力。不论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重要著作，还是日本“战后史”的历史书写，讨论的都是自欧洲资产阶级兴起以来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发明了一个概念“经济世界”（économie-monde），这一概念当然不等于全球化，但人们很清楚存在一个“经济世界” 。如果阅读法国殖民主义学者德勒兹的著作，就会发现他的书中充满了世界地图。如果阅读让·饶勒斯的《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就会发现该书讨论的完全是法国在世界以及在欧洲的位置。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学科领域，人们将对世界的认识作为一种工具，而这被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叙事以及欧洲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所掩盖。自由主义似乎“发明”了全球化，这是虚假的。

重新审视“大西洋革命”

塞尔纳希望重新运用历史研究的世界视角，避免将法国革命与18世纪的其他革命割裂开来。在1955年世界历史科学大会上，雅克·戈德肖提出了“大西洋革命”的概念，塞尔纳对此非常重视。他对“全球化”的兴趣不仅在于地理维度，还在于时间维度。他将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与18世纪的众多革命联系起来，为“大西洋革命”寻找遥远的渊源。塞尔纳对“大西洋革命”的批判性在于，戈德肖看重的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他关注克伦威尔的共和国。第一个将国王砍头的不是法国人，而是1642年的英国人。 1649-1660年间，英国走上了共和主义的激进道路，甚至发生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掘地派运动。英格兰的共和国在大西洋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一种共和主义秩序。

大西洋革命还蕴含着18世纪的跨国文化交流，例如“激进启蒙” 。来源于英国的共和主义激进政治哲学——包括约翰·洛克、休谟、麦考莱等——对博丹、孟德斯鸠、卢梭等法国人产生了影响，这些激进主义思想以新的观念被理解，包括人民主权、转化为实在法的自然法、公民权等，成为政治组织的根本法则。 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存在一个“文明共同体” ，人们不再信奉“安全”的哲学，即讨论为了安全而放弃自由，从而建立专制政体，相反，人们认为“自由”应该体现在政治组织之中。集体自由、个体自由、民族自由成为政治斗争的目标。我们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中看到了“革命”概念，其讨论对象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

这些思想成为一种文化财富。不过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作为严肃的历史学者，我们不能将革命仅仅诠释成思想的美德，革命是一种现实的暴力。我们要将革命整合进世界性的社会政治语境之中，其中激进的政治话语逐渐具有了支配性地位。

18世纪的全球化语境：英法争霸

要理解革命的世界性，同时还要关注另一个现象——这一现象长期被大革命的雅各宾派历史学家所摒弃——在1690-1815年间，两个国家处于争霸状态，即英国与法国。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18世纪下半叶的众多革命。我们可以在这里列一个战争年表：荷兰独立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16年签署的《乌德勒支和约》非常重要，它允许英国几乎排他性地在西属殖民地进行贸易）；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在地缘政治方面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七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以及革命期间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1792-1802），这与前述战争既是断裂又是延续的， 1804年重燃的战火一直烧到1815年法国的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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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战争（1756-1763）的国际形势。图中红色部分为英国、普鲁士、葡萄牙及其盟友；蓝色部分为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俄国及其盟友。塞尔纳称之为“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 。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在近几个世纪中，总是存在两个或三个处于斗争状态的大国，最终一方取得支配地位——16世纪是西班牙， 17世纪是荷兰， 18世纪的英法两国处于对立状态，前者在19世纪征服了世界；到了20世纪是美国，如今中美两国走向对立，而中国很可能会支配着21世纪。有趣的是，当我们讨论全球化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不同国家之间冲突的历史，并非仅仅是世界市场或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

塞尔纳由此提出这样的论断：讨论革命当然可以思考诸如自由等政治观念、社会经济的结构、尤其是权力结构的演变，不过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并不在于卢梭或自由，而在于英法争霸。 18世纪是一个没有石油、飞机或互联网的世纪，控制海洋是取胜的关键。英国人要建立一个在三方面压制法国的国家体系——政治上的议会，军事上的海军，经济上的伦敦证券交易所。七年战争使英国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呈现于世：英国拥有众多一等战舰，每艘船至少有74门大炮，这种战争机器每艘价值200万里弗。英国在全世界拥有海上的压倒性优势，一等战舰达60-80艘，总价值达1.2亿里弗。法国在1760年的岁入是3亿里弗，这意味着英国可以将法国1/3的岁入使用在海洋上。

七年战争是一种新型战争的实验室，对法国意味着要大量提高军事预算，而这会体现在针对人民的赋税上，这在当时的陈情书中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另外不能忽略的是，北美的加拿大在18世纪也是英法争霸战场的一部分。英国当时处于弱势，因为他们的殖民地非常有限。法国曾有一个绝佳的方案，却没能付诸实施——从圣劳伦斯河口进入，占据加拿大（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经大湖区占据密苏里，顺密西西比河南下直捣路易斯安那。塞尔纳诙谐地指出，假如路易十五是一位伟大的国王，或者有一位像英国的皮特那样能干的大臣，英国殖民地就会陷入被动的处境。

七年战争意味着两国都需要强大的资金来源，军事战争的背后是经济战争。战争加强了对非洲的剥削，蔗糖种植园主的资本主义剥削使殖民地成为英法争霸的又一个战场。七年战争之后，首要的财富来源就是非洲，其次就是英法各自国内的税收。保罗·肯尼迪、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其他经济史学者都指出，七年战争之后，英法两国针对各自臣民的税收越来越高，这在民众中引发了骚乱。 1763年英国取得胜利，于是把头转向13块殖民地，提出宗主国是为了这些殖民地免受法国人的暴力而进行的战争，因此他们应该纳税——印花税、蔗糖税等等。殖民地则回应：“没门！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英法两国的战争导致了针对殖民地的税收，并在美洲引发了政治后果。

美国革命的世界性影响

塞尔纳接下来讨论了美国革命的创新意义。首先，美国革命不单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共和革命。宗主国糟糕的经济治理在殖民地引发了人民的政治反应；这引起了历史学家所说的“美国性”（américainité）意识，即宗主国之外一个新群体的意识，这种美国性是革命性的，因为它要求一个新的政治主权。

其次，美国革命包含着世界主义的思想原则。塞尔纳在这里提及一位有趣的人物：托马斯·潘恩——他称之为“两场革命之人” 。潘恩是一位移居到美国的英国人， 1776年1月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常识》，其中为美国的反叛进行了正名。潘恩思想涉及的不是全球化的历史（histoire mondialisée），而是世界主义的历史（histoire cosmopolite），即全体人类而非全体资本家的历史。潘恩的格言是：“哪里没有自由，就是我的祖国。（Where liberty is not, this is my country.）”这意味着我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法国人、中国人、日本人，我是人类的一员。哪里有奴役、奴隶制度、不公正，我就愿意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以便为这个国家而战斗。这很有趣，因为这里存在着观念的转变——他关心的不再是各国的资本家走向世界，而是作为世界公民关心人类的革命，他在这个意义上捍卫着自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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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1737-1809），《常识》的作者， “两场革命之人” 。

不过革命史学者总是忽视对反革命的研究。事实上，没有反革命史就没有革命史；我们总是看到革命者的错误，总是谈到革命者的激进、夸张、极端，但是或许因为反革命总是非常强大的。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是革命者；这是历史学家建构的“美国神话”（mythe américain）——在当时有一半的美国人忠于君主，他们就是所谓的“效忠派” 。在美国，保守主义者通常不说“革命”而说“独立战争” ，因为不存在社会变革；进步主义者会说“革命” ，因为从君主国变成了共和国。 “革命”是一个海纳百川的“收纳箱” ，但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塞尔纳指出，当他在法国阅读中国史书籍的时候，他经常会感到惊讶，人们在提及1949年时不会说到中国革命，而是“中国解放”——这意味着人们发动革命是为了“解放” ，就像美国人发动革命是为了“独立” 。

法国大革命：18世纪的革命终章

塞尔纳在结论部分提出，现代史学都将法国大革命视为“第一个”——1848年起义的人民将自己与大革命联系起来；1870年，巴黎公社将自己与革命时期的巴黎市府（两者在法文中同为Commune de Paris）联系起来；1917年，第三共和国的政治人物声称要完成山岳派的事业。显然，中国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列宁的革命，而列宁也是一系列革命的后继者。但当我们注视18世纪时，却可以发现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一连串重大革命中的最后一场。如果我们变换视角，就会发现法国革命是最后到来的，并且从其他革命中汲取了经验。当法国人在美国革命中战胜英国人时，他们就预计到英国人会报复，因而法国国内的税收变得更为沉重，公共舆论因而变得愈加恼火；法国国内的叛乱从1780年开始就未停息。

如果我们观察当时的地图，会发现整个欧洲都处于叛乱之中：1770年的乌克兰；1780年的爱尔兰；1782年的日内瓦；1783年的尼德兰；1787年的比利时；1788年的列日地区……1789年，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最后一场革命的发生地。每一次的革命者都面对着欧洲君主的军事干涉——1780年，英国残暴地打击爱尔兰；1782年，法国打击瑞士；1787年，普鲁士和英国共同打击尼德兰联合省；1788年，普鲁士打击比利时；1790年，普鲁士和英国共同打击列日……法国革命者深刻吸取了教训。革命在最初阶段有很多失败的契机，因为欧洲君主就像警察一样监控着欧洲的秩序。法国人关注美国，认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赢得了“独立”战争。正因如此，塞尔纳提出“一切革命都是独立战争” 。法国的主权也依赖于“独立”战争，同时它也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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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毅教授评议

讲座结束后，高毅教授进行了评议，并主持了塞尔纳教授与现场听众的进一步探讨。高毅教授在评议中指出，全球史、全球性、全球化问题是西方史学的主潮之一。我们都讲法国大革命是“革命之母” ，后来的革命都以她为借鉴。塞尔纳教授则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最后一场革命”——真正的革命周期开始于克伦威尔的共和国，因为英国革命第一次砍掉了国王的头，从而造成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与激进启蒙。这种意识形态宣传了共和国，用一套新的政治话语来取代旧的政治话语，还包括世俗化的问题。共和主义的政治话语开始弥漫整个欧洲—大西洋地区，开启了一系列革命。教授非常强调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的背景， 18世纪是英法争霸世界的时代，英国的高压在法国引起了很多的反弹。这个时代的欧洲动荡不安，法国大革命是在总结了一系列起义的经验发动起来的。经验就在于，用“独立战争”对抗反革命，大革命于是成为一场激进的革命。这些观点对我们而言比较新颖，涉及18世纪的全球化问题，这在当时就是英法争夺世界霸权，他们的战线从拉芒什海峡（英吉利海峡）扩展到包括印度、北美等在内的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