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宋教仁之死，引爆南北混战的黑暗时代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这是孙中山在宋教仁追悼会上献的挽联。内中没有悲戚之情，只是直白地道出了宋教仁被暗杀的原因，袒露了革命党人为民权宪政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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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政党政治曙光将现之际，宋教仁突然被刺，全国上下人心激愤，纷纷要求严惩凶手。而随着案件真相显露，中国政治局势因之急转直下，南北双方兵戎相见，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历史进程。

宋教仁(1882-1913) ，字得尊，号遁初，别号渔父。湖南省桃源县人。 1902年去武昌普通学堂读书，期间与黄兴结识，相处甚密。 1904年2月15日，在长沙西园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时，年仅22岁的宋教仁被推选为副会长，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随后他被派往湖北，在武昌组织华兴会支部。 1905年同盟会成立，宋教仁是发起人之一，并被推举为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 1910年至1911年在上海任《民立报》主笔。署名“渔父” ，发表了大量时论文章，披露清政府假立宪法的真面目。辛亥革命后，宋教仁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长。 1912年5月，宋教仁出任农林总长，曾拟定整顿农业诸项政策，在民国建设中显露卓越的才华。

宋教仁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杰出人才，精力充沛，口才出众，组织能力强，政治素养出类拔萃。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束。在他的主导运作下，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62席中占有392席，而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计仅223席。国民党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通过合法组阁、实现政党政治的前景可期，这也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治预期和政治热情。

在国民党选战告捷之时，宋教仁正在家乡湖南桃源探母尽孝。闻讯后他立即动身，沿江东下，一路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为建立责任内阁大造舆论，大有实行民主政治舍我其谁之慨。其言论风采，令听众欢欣鼓舞，涌动如潮。

以“稳健”著称的宋教仁锋芒显露，自然招致忌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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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仍然接连电邀宋教仁北上赴京，共商国是，时人以为这是宋要组阁的迹象。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准备由上海启程，乘特别快车，沿津浦路返回北京。 10时左右，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陪同下，宋教仁从《民立报》社来到沪宁车站接待室稍事休息。 10时40分，宋教仁在吴仲华引导下，与拓鲁生、黄兴、陈勤宣、廖仲恺等人一起，向车站检票处走去。刚至检票处，忽然响起一声沉闷的枪声，只见宋教仁用手捂住腰部，惊呼：“我中枪了” 。紧接着两声枪响后，车站旅客惊慌逃散，一时秩序大乱，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迅速趁乱逃之夭夭。

于右任迟了几步赶来送行，正值宋已中弹，急忙借来汽车，将宋教仁急忙送往沪宁铁路医院，要求医院医师会诊急救，院方乃请格尔本医师和比林哈斯医生共同诊视，认为伤势很重，必须开刀才能有望。为了争取时间，遂在12时30分送入手术室开刀。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弹头有毒，由此可见暗杀者致他于死地的决心。

宋教仁在病榻上曾托黄兴代拟一电，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并表明心迹，诚挚地希望：“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

22日凌晨病情恶化，至4时，已不能言语，遂含恨而逝。据送行的友人描述，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做依依不舍状，眼眶中尚有泪珠。

23日午后3时大殓。给遗体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教仁遭此惨祸，不可不留一历史性的照片，必须把赤身伤痕也摄出来。最后拍了两张照片，一张赤身，一张正冠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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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宋教仁遗体出殡时，由吴铁城等乘马前导，极尽哀荣。 1913年4月13日上海各界在张园举行宋教仁追悼大会，由陈其美主祭，居正赞礼，汪洋读祭文。

宋教任遇刺事件的发生,正处于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于是人们对案件的内幕产生了种种猜测,同时也把这两大政治力量推上了风口浪尖。

3月21日，袁世凯迅速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等人“立悬重赏，勒限缉凶” 。 3月22日下午，又下令令“迅缉凶犯，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 。与此同时，政府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舆论。

黄兴致函闸北警局及公共租界总巡捕，申明如能拿获凶手，即赏银1万元。

3月22日晚，案情即露端倪。一个国民党员带着一个古董字画商王阿法来到英租界的巡捕房。王阿法说，一周前，有个叫应夔丞的拿出一张照片，叫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王阿法未应允。而后当看到报纸上登出宋教仁遗像，才恍然明白应夔丞叫他暗杀之人正是宋教仁。

英国巡捕根据这一秘报，在迎春坊妓院将应夔丞抓获。并立即前往其家中搜查，在应家发现了一人神色慌张，带回巡捕房审讯，发现此人正是暗害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随后又在应夔丞家中查获了大量公文，并抄出手枪一支。经认定,枪内子弹与宋教仁体内取出子弹型号相同。

与此同时，沪军都督陈其美命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潢详查“宋案”前后各地来往电报，发现在此期间应夔丞与北京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迭有电报往来。在应家查获的公文中，也搜出同样内容的密电和信函。这些函电表明应夔丞与洪述祖是暗杀的主凶，而洪述祖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世人皆知洪述祖、赵秉钧两人是袁世凯的心腹。一时之间，案情似乎已水落石出，幕后主使非袁世凯莫属。

黄兴愤然写了一幅挽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国民党人经过半个月交涉， 4月16日，上海租界公审公廨才同意将应夔丞、武士英两犯移交上海检察厅接管。江苏都督程德全在革命党人强烈要求下，提出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并在4月26日将搜缴的全部证据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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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遇刺案，使一度缓和的南北关系迅速紧张起来。袁世凯陷入政治上的被动局面，赵秉钧也被迫于5月1日称病离职。孙中山力主乘民气高涨之际武力讨袁，提出“联日”、“速战” ，组织军队先发制人。但黄兴与胡汉民、谭延闿等多数革命党人认为南方军队准备不够，主张法律解决，通过国会中的合法斗争来制裁袁世凯。但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已势成水火，兵戎相见已经不可避免。

百年后的今天，宋教仁遇刺案究竟何人主使，学术界仍存在分歧。有学者就认为，宋案多有蹊跷之处，陈其美有更大的嫌疑。

但毫无疑问的是，宋案是民国政治史上的悲剧，政党政治的梦想随之彻底破灭，政治暗杀则被后起者仿效，良性政争仍然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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