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马屁精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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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中世纪社会曾是权利分散，财富分散，信仰统一的社会，这个令西方“停止发展1000年”的黑暗时代其实看起来比某些国家看似这个盛世那个盛世好多了，因为财富分散才会有一个贵族阶层对任何人没有任何依附性，他们生下来就有土地，就有爵位，不需要看人脸色吃饭，不需要参加全国高考，唯一能令这些王侯将相俯首帖耳的是一个没有物质形态的玩意儿，只存在于客观精神世界，即是上帝，所以西方人中，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极端跪舔，好的制度，公平的原则才能较好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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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有些奇葩，某些教科书说封建社会1911年才结束，纯属瞎扯淡的论断，秦灭六国以后中国封建制度瓦解，中央集权开始走向强大， “锄群强而独其大”是中国皇帝们的毕生追求，一个今天耳熟能详的首富“邓通” ，即“潘驴邓小闲”中的“邓” ，他是拥有财富男人的代表，而这个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任何创业的艰辛与煎熬，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当汉文帝痔疮发作流脓的时候，他亲自用嘴为汉文帝吸脓汁，汉文帝大为感动，就给了邓通一个官方的独家铸币权，邓通没事就造钱，完全不需要像美联储那样开会，钱越造越多，他便富甲一方，而他的泼天富贵仅仅是因寄生于中央权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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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中国古代首富令人大跌眼镜，原来是个马屁精货色，但今天的首富水平又能高到哪里去，随便一查某个排名前五的地产巨头，都曾经是达官显贵家的女婿耳，这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一直在延续并香火不断，那么我们说到知识分子，他们的水平如何，就如今天那些经常梦见与自己心中的红太阳共吃红烧肉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一样，古代的那些通过科举上窜的文官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曾国藩与郭嵩焘在日记里就宣布自己梦见了“圣祖（康熙）” ，比如宋朝的欧阳修与司马光曾经为皇帝到底应该叫自己生父为“爸爸”还是“伯父”的问题争执3个月，从此形成左右两派，令满朝文武一股乌烟瘴气只为一个“叫爸爸”的问题。所以自宋朝大搞科举以后，凡是知识分子，甚至是一流知识分子，比起吸屁眼的邓通，其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他们还发展出一种宗教狂热般的“吸屁眼”主义，就是压抑自己欲望，主张“忠君”的宋明理学，这个跪舔理论大纲，后来又在明清成为了科举考的考试大纲。马屁精固然讨厌，但是他们并不是我们历史中腐败的原因，要说腐败的源头不外乎是皇帝们做的“局”而已，在官僚体系中，分为官和吏两种，吏为官的附庸，或为专业人才，或为马仔，官要负责吏的开销，而偏偏在古代，官员的工资很低，没有钱养活身边的附属品，其人员组成又是家中的各种盼着“鸡犬升天”的亲戚，所以开拓灰色收入便成为了必然，当个清官就变成了一种愚笨，只有那种没有从科举考的疯狂中苏醒过来的人，会成天自命清高地抱着“君子不党，王道荡荡”的奴才式的愚忠，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谴责小人而已，历史对他们的总结为：“平日袖手谈心性，临事一死报君王。 ”我们用今天正常人的眼光看，即便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道德楷模，也不外乎是这种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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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皇帝在古代智商虽不足但手段却远远高于凡夫俗子，帮助宋太祖进行“中央集权制度化”的赵普，号称一辈子只看了半本《论语》，即是这个半文盲的宰相，奠定了之后中国中央集权的固定政治模式，所以历史褒奖他为“半本论语治天下” ，显然古代的“治天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需要把人治的半死不活即可坐稳天下，皇帝对文官的态度是，第一，必须通过考试从穷人中提拔，第二，基本工资给的少，默许其创造灰色收入，第三，通过“教育”压抑人性来达到思想反腐。此三种干部队伍建设的理念，可为世界最先进的理念，第一，保证了有权的人都来自于穷鬼阶层，没有太大野心和抱负，第二，朝廷的开支大大减少，又没有增加对百姓的税收，如果百姓觉得税负过重，那一定是贪官搞灰色收入。第三，皇帝也知道“高薪养廉”的道理，只不过用《四书五经》进行思想教育的成本，要比多开工资要低得多了。此三个既定的统治原则，奠定了中国历朝历代不能彻底治理腐败的原因，因为皇帝根本不觉得腐败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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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

唐代时候，税收中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的对比为4:6 ，也就是全国六成的财富留给地方进行建设，留给地方官进行开销，而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其比例达到接近9:1 ，所以中央集权的实质从赵普发明“转运使”开始，无非就是想把财富集中于皇室罢了，中国硕大的地方，其生产力不能自足，其税收又不能被地方官留下，从而就导致越是穷乡僻壤，越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到了晚清，中国终于出了一个官员彻彻底底解决了腐败，这个人即是曾管理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赫德把新的会计制度引入后成功把中国海关变成了全国最清水的衙门，为清政府送上了数十倍于前的收入，他得到了当时恭亲王的接见，并被大加赞赏，他兴奋地向恭亲王表示，他建设的这套“制度” ，将来可以选中国人来取代他的位置，也不会再滋生腐败，恭亲王冷冷地说：“你这个位置，以后只能由外国人坐，中国人我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