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民间铸钱，发表“经国大体”之论，贾谊政治家的素养何其多？

公元前168年，大汉帝国朝廷颁布政令，为边境提供军粮以及钱财者可封爵，平民与罪犯都在许可之列，此为大汉帝国卖官之始，人们显然已被这一大事件吸引了眼球，而很少注意到在这一年，一位年仅33岁的朝廷官员离开了人间，此人叫贾谊，去世时为梁怀王太傅，如果这道政令颁布时，贾谊还在，以他的性格必将向问题作激烈的谏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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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似乎是天生具有高度责任心的谏诤者。公元前175年，文帝颁布法令允许民间铸钱，贾谊毫不犹豫的劝阻文帝，他的理由是百姓并非皆是善类，难保没有弄虚作假的，而朝廷该对这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处理是一个问题，倘若置之不理，那社会必将混乱，倘若严厉打击则会增加难度，他的建议是允许私人铸钱不可，但禁止私人铸钱更不可，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遍布全国的用来铸钱的铜收归国有，文帝对这样的建议置若罔闻，这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节俭的帝王在处理民间主权问题上似乎有失水准。

他曾经盛产铜的一座山赏赐给了自己的宠臣，这位宠臣所铸的钱成了帝国的流通货币，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些封王和一些重臣被允许铸钱，可以使国家的费用充裕，而不必向百姓征收赋税，这正是贾谊和文帝对治术的不同境界

这次铸钱的失败并不能阻止贾谊继续谏诤的脚步，公元前174年，他的政敌前任右丞相绛侯周勃因被人污蔑谋反而被判入狱，在狱中这位帮助文帝入住未央宫的元老忠臣受到了狱卒的百般凌辱，以至于在出狱后感叹说，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真不知道狱卒还有那么大的权力呀，谏诤得知此事后向文帝上言，以“投鼠忌器” ， “刑不上大夫”等古语来劝说文帝对待臣下不能滥施刑罚，应当适当的培养大臣的气节，文帝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

两年后针对文帝封淮南王的儿子刘安为列侯一事，贾谊三次提出反对，淮南王刘长曾在封国内大行其道，驱逐朝廷按规定派遣的官员，在朝廷眼中此人是封王中最没有教养也最危险的一个同姓王，文帝不得不将他废掉，使其最后愤恨而死，贾谊知道文帝是想将刘安先封侯而后升为王，他上书请文帝三思，理由是，天下人都知道淮南王的死跟朝廷有关，他的儿子刘安一旦被封侯，必定会替父亲讨个公道为名与朝廷为难，所以文帝的做法无疑是授人权柄，但是文帝没有接受贾谊的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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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是贾谊在封国问题上对问题的首次谏诤，两年前他就向文帝上了一道治安策，在这道被后人称为“经国大体”的争论中，贾谊对封国问题提出了独到而又精准的见解。

大汉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实行郡国制，即郡县与封国两种制度，作为汉代的地方行政主干，郡如果不是在封国境内就要归中央直接领导，封国的主人是朝廷册封的王，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朝廷规定一块地方由他们高度自治，中央指派一名官员到封王身边担任丞相，以此来监视封王的举动，大汉帝国实行这种行政制度，一方面是由于高祖皇帝的政治财产遗留，另一方面则是对秦王朝败亡的经验总结，在一些有识之士看来，高祖皇帝能得到江山，各地封王用尽的力量尤其巨大，而秦王朝之所以瞬间瓦解，是因为实行了绝对的郡县制，没有封王为其阻挡农民军团的进攻。

汉朝初年，高祖皇帝在位时，基本扫清了异姓王，文帝时期同姓王崛起，使中央并处于管理失控的境地，这种国中之国的现实，在贾谊看来就是一股暗流，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爆发毁灭帝国，他举出汉初几位异姓王谋反的例子来推断这些同姓王同样也会谋反，即使没有谋反的证据，确有谋反的实力，而此时天下依旧太平，是因为朝廷派去封王那里承担担任丞相的官员对中央负责，并对封王有制约，可一旦这些人年老退休，封王羽翼丰满，即使朝廷想要派人去封国也成了难事，他的建议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增加封国的数量，而削弱了封国的权利，贾谊一厢情愿的认为诸侯的权力小则容易用法令和礼教约束，权力小则可以使他们的非分之想不再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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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贾谊和文帝都知道，那些王并不会轻易让中央的这种想法得逞，贾谊给出的策略是“未生子而先分家” ， “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也就是，先把封王的土地分为若干块，等他们的子孙出世后再将土地划归于这些子孙名下，表面来看封王的土地并没有减少，因为迟早是他们的子孙来继承这些土地，但实际上封王土地的数量已经被严重削减，他们因为他们的子孙在没有出世前，封王对控制的土地没有控制权。

文帝虽然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但后来晁错的“削藩” ，武帝的“推恩令”等种种对封国的措施源头都在贾谊这里，贾谊并非是夸夸其谈，只在大局着眼，一些细枝末节也是他关注的对象，并能提出相当符合实际的建议，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是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