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六年刘长源应诏，胡安国《春秋传》的现实底蕴

导语：绍兴六年刘长源应诏,胡安国《春秋传》的现实底蕴

绍兴六年,监察御史刘长源应诏上书言“当今之弊凡十有二事”中,其中之一便谈到此“民困不择令”,“大略谓今内侍犹以奢侈相胜,宾友燕集,尚有宣政之余习,远而将帅各以富贵自矜,财用节于陛下之一身,所省几何,而盆于天下,安得不匾”更为重要的是,南宋武将因其时地位的改变,已突破了北宋以来严禁武人干政,其作用只限制在军事领域中的界线。不仅参政、议政而且还具有了“权威”的性质,这正如绍兴八年,左宣义郎王之道上疏中所言及的那样“今天下之权,不在庙堂,而在诸将。诸将拥重兵,据要地,僵赛自肆。倘从金盟,而不与诸将议,使金诚和,犹恐自疑而至于溃败。万一挟诈,是使诸将得以有词,而不出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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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春秋》者莫伙于两宋”,宋儒重视《春秋》,可谓臻于极点,四库《春秋》类中的卷中,宋人之作就占了卷,居于三分之一强。造成宋儒《春秋》著述丰富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缘于两宋内忧外患频仍的现实,因为《春秋》道“名分”,既涵括了大一统思想,也包蕴了尊王攘夷意识在其中,从维护国家政权而论,无疑“教化”色彩强烈,文人的这种心理取向作用于“文官政治”体系下是其必然结果。北宋灭亡后,作为“罪过”推托,当“王安石”成为众矢之的时,其于科举制度的变革—《春秋》没有列为官学,便成为追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了,《宋史》卷三百二十七载王安石“黝《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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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实际上,对这一事件本身的理解,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其表面,因为作为王安石本人来说,他并不反对《春秋》,这可从两个方面能仅仅局限于其表面,因为作为王安石本人来说,他并不反对《春秋》,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其一,王安石本人有这方面的著迷,《宋史艺文志》载有王安石的《左氏解》一卷其二,其弟子门人中,治《春秋》者并不乏其人。至于王安石戏为“断烂朝报”,《春秋经解》跋解释为“王荆公初欲释《春秋》以行于天下,而苹老之书已出,一见而忌之,自知不能复出其右,遂低圣经而废之,此断烂朝报也',不列于学官,不用于贡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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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并非如此,孙觉之春秋传》中,杨时序之言就解释得非常清楚“熙宁之初,崇儒尊经,训迪多士,以为三传异同,无所考证,于六经尤为难知。故《春秋》不列于学官,非废而不用也,而士方急于科举之习,遂阅而不讲”但因此成了元枯党人和洛学后人的把柄。对《春秋》学的重视,在南宋初期一方面表规为对王安石的批判,另一方面,便是有鉴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尊王攘夷意识从其理论意义到实践的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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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宗的话说即“比诸儒所得尤邃”,其深邃之处便在于“借经论道”,学术和政治现实的密切配合。南宋初始,文人臻于宋金局势的变化,心态骤转,“由右武道抑武,最终归于崇文传统国策上来的这一发展轨迹”,实际上是有其舆论支撑的,而胡氏《春秋传》适时体现了这一精神意思,故四库馆臣作评“顾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傲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 ”《朱子语录》亦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 ”明袁仁的《春秋胡传考误》自序阐述的更为尽透“宋胡安国愤王氏不立春秋也,承君命而作传,志在匡时,多借经以申其说,其意则忠矣,于经未必尽合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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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准南渡时势,以立言”“羽翼正经,明天理而扶世教,有功于圣人之门者也。 ”《春秋传》阐发微言大义,有补于世,针对性极强,几个要点体现为一,严夷夏之防二,诛讨乱臣贼子三,尊君抑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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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三点也正是南宋初期对金形势内隐的几个关键为题,其托讽时事,多处致意,“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 ”故颇得高宗赏析,《玉海》卷二十六“绍兴二年,胡安国侍读,专讲春秋,时讲官四人,几援例乞各专一经,上曰他人通经,岂安国比不许。 ”见胡安国在高宗朝的时誉,其《春秋传》在学术上与收夺兵权所“形成”的呼应之势,为高宗集团的政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程系理学受到高宗的推崇,并最终超越同时井峙的其它学派而占据主导地位也是自然之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