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歌唱家蒋大为的退休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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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书法成为蒋大为退休后的乐趣这一

1980年，蒋大为凭一曲《红牡丹》一举成名。 1986年，《敢问路在何方》又将他送至艺术生涯的巅峰，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他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歌坛王子” 。

如今，他已从“歌坛翘楚”升格为“泰斗级歌唱家” ，被欧美专家赞誉为中国的帕瓦罗蒂。他还是位“开拓型歌唱家” ，作词作曲的歌曲达上百首，其中多首歌曲获国家级奖项。

一步步走来，倍感艰辛。他的人生随着民族声乐的起伏进入波峰波谷，他始终坚信，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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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大为在桃花盛开的背景前献歌

2012年， 65岁的蒋大为退休了，他离开了工作近40年的中央民族歌舞团。但他没有选择退隐，他用“中国唱法”演绎着歌坛的不老传奇，他说：“能唱就无所谓退休。 ”

他义演、收徒、做评委、讲学，他依旧是那个字正腔圆、观点尖锐、爱惜人才的天津汉子。

蒋大为从小就是个唱歌的好手，初中时就已是学校风云人物，随便唱唱就是一等奖，一直是学校大合唱的领唱。高中毕业后，他在天津已小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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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蒋大为夫妇同台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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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时的蒋大为

1969年，正在内蒙古插队的他，被调入吉林森林文工团。蒋大为称， 5年的森林警察生活锻炼了他，给了他深厚的积淀。

1975年，蒋大为凭借自己作词作曲的《采伐工人心向党》留在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到北京，他登上了梦想的舞台，成为歌坛新星。自此，《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北国之春》《敢问路在何方》……一首首歌曲脍炙人口，被广为传唱。

蒋大为不仅在北方红极一时，他还在东莞用“赔钱我们付，赚钱你来付”的合同，为大陆的民族歌手闯出了一条在歌舞厅唱歌的新路子。

据了解，改革开放后东莞的歌舞厅异常火爆，但大型的豪华歌舞厅，只邀请港台歌手，从不让大陆的歌手进入。

在当地一位警察朋友的引荐下，蒋大为来到东莞一家豪华歌舞厅。 “当时他是怀着较劲的心态去的，他就不服这个劲儿。他跟经理说，这场赔了他来付钱，如果赚了对方来付钱。 ”

没想到，当天票房大好，蒋大为带来的营收比港台歌星还多。次日，他便收到了歌厅董事长的盛情邀请，希望再次光临演唱。

对于蒋大为在民族歌舞厅唱歌，有些人不理解。 “我说，那里也姓社不姓资，我走到哪都唱桃花盛开，唱骏马奔驰，我又不唱别的。 ”他用票房证明了大陆歌唱家的魅力，之后，一些大陆名演员陆续进入东莞民族歌舞厅唱歌。

蒋大为成名曲颇多，常常要唱够八首观众才让下台，殷秀梅等人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蒋八首” 。 “在我们团我是猴皮筋儿，今天节目少了，我就得多加歌，谁没来了，我得加歌。因为杨丽萍经常迟到，我经常给她补这个猴皮筋儿，救场如救火。 ”

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歌手，蒋大为经历了一个从中学生、下乡知青、战士歌手、歌坛翘楚的转变。他用经历证明，唱歌无所谓专业业余，只有水平高低。

如今“桃花盛开”已满30载，当年的小伙已过耳顺之年，但他的歌声仍明亮且富有磁性，众多歌曲久唱不衰。在民族声乐界里，作为一位将近70岁的高龄的老者，他每年都要举办几场独唱音乐会，这在音乐界是罕见的，他演绎着一个不老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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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当团长时的蒋大为

1985年，年仅38岁的蒋大为当选为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国家一级歌舞团团长。他两袖清风，出了名的节俭，连开会用车都非同一般。

国家民委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上级单位。 1986年，民委召开会议，让蒋大为参会。然而，出发前他被司机班告知，团里仅有的两辆小轿车都外出了。

“我说有什么车能开的，司机班说只有一个130的小卡车，我问能走吗，他们说能走，我说就这个。 ”于是，蒋大为就坐着这辆车来到了民委。

看见卡车里的蒋大为，大家笑了。如此座驾，让民委领导不解。谁也没想到，蒋大为这位厅局级团长竟以这种方式出现。 “我说这不也是车吗，打出租车不得花钱吗，我能到就行了。 ”蒋大为回应。

据了解，从1985年上任到1990年辞职，蒋大为担任团长6年来从未在团里报销过一张出租车票，也没报销过一张饭费单，全部都是自己花钱。生活中他也是个衣冠朴素，不讲排场的人。在与光明网采访人员的两次会面中，蒋大为都以一身便装加身，衣衫上没有出现亮眼的名牌logo 。

“我从来不穿名牌，全是国产的衣服，没有名牌，我对这些不在乎。 ”对于网上曝光的佩戴LV腰带的照片，蒋大为回应称：“那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他认为，男人的魅力不在于一身名牌，一身香水，而在于内涵和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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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大为不爱排场、不爱穿、只爱才。他是慧眼的伯乐，帮团里调入不少闪耀的新星。他向采访人员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1982 ，民族歌舞团看上了内蒙古歌手德德玛，并派两人到当地协商要人。当地领导闻听此事，坚决不见歌舞团的人，连理都不理。

当时蒋大为与李谷一等人正好在内蒙古演出。一次演出前，当地文化局、广电局的领导请蒋大为等人吃饭。饭桌上，蒋大为接到同事的“求助电话” ，问是否能在德德玛调动上帮忙说句好话。

于是，他将德德玛的事提到饭桌上，问当地领导是否能放人。虽然李谷一等人也帮着做工作，但对方还是坚持不放。后来，对方说“大为，你跟我喝酒我就放人。 ”

为了保护好嗓子，让唱歌时有个好状态，蒋大为向来滴酒不沾，尤其是在演出前，他连稍带刺激的食物都不吃。闻听对方的话，为能留住德德玛，蒋大为决定破个戒。

“我就一个字，放不放？放我就喝。不放，我就不喝。 ”当对方回复“喝就放”后，蒋大为称， “那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当即咣一大口，一杯二两的白酒就进肚了。

虽然那位领导有点后悔，但李谷一等人均给予作证，无奈之下，这位领导终于放人了。当年，德德玛就被调入了中央民族歌舞团。

蒋大为笑着说：“可能德德玛都不知道，她是我用一杯酒换来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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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蒋大为在去军队慰问演出的大巴上，写出了广受官兵喜爱的《骏马奔驰保边疆》。 “当时连词带曲也就20分钟，顺口就唱出来了，这速度也是高级作曲家的水准。 ”

如今，他创作的歌曲已达上百首，其中《我爱桃花我爱家》《说中国》《和谐祖国美好的家园》《大爱永恒》等，可谓蒋大为近几年的力作，它们多次出现在央视的大型晚会上。 2012年央视春晚，一首《思乡曲》更勾起千万游子的思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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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的蒋大为

在引起观众共鸣的同时，蒋大为的多首歌曲获得了国家大奖。《骏马奔驰保边疆》曾多次获奖，并被选为全军推荐歌曲。建党90周年之际，《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从1.8万首歌曲中脱颖而出，入选2011年“唱响中国十大金曲” 。

然而，作品颇丰的蒋大为从未在音乐学院接受过正规声乐训练。 “我没啥功力，我写词写曲唱歌全是业余。 ”他自称是位业余词曲作者，写歌曲断断续续，有灵感了就写，没灵感也不勉强。

如今，蒋大为在独唱音乐会上常给观众带来新的惊喜。因为他知道，歌手要保持常青，必须有新作品的支撑。同时，他还在努力做好传帮带。他常邀请徒弟同台，同唱新曲。于是，《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就有了师徒对唱、徒弟独唱等多个版本。

在诗歌创作中，蒋大为提倡兼容并包，为我所用。他看过“中国好声音” ，也听过周杰伦的双节棍。他称， “好声音”上有些对经典的改编“改得很好” ，他还夸周杰伦的《青花瓷》“歌词写得很美” 。

“我的思想不保守，很开放，从来没有学派之见，什么通俗、美声，我觉得好的东西都属于艺术的精华，我们都应该学。我就是这样包容地走过来的，所以有了今天的成就。 ”

在艺术创作上，蒋大为刻苦学习，兼容并包，虽然仍自称业余，但不容否认，他已是中国民族声乐史上鲜有的创作型歌手。

蒋大为用歌曲抒发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家乡的思念。 2007年，已满60岁的蒋大为满含热情地为家乡写出了《我是天津人》，抒发胸臆的同时，也回应了外界对他国籍的质疑。

据了解，多年来，国籍问题一直是蒋大为很烦的一件事。

“绿卡10年前就注销了，为什么报纸和网上总是说我是加拿大人。一定是秦火火他们的闹的。 ”蒋大为认为，网上信息胡说八道，不负责任，的确该清理清理。 “我这人也不爱出国，国外的演出都不爱去。我现在的身份就是退了休的中央民族歌舞团老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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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55岁的蒋大为遇到了难迈的坎儿，以至于他开始怀疑自己。

这一年，他发现自己声音不亮了，高音不好使了。以前唱6场，高音都找不到毛病。 55岁时， 1天1场，唱到第3场就开始吃力了。

去医院后他被告知：“蒋大为你到点了” 。医生说，蒋大为的高音能坚持到55岁已经不容易了。 “帕瓦罗蒂70岁还开独唱音乐会，我55岁就到点了，我就不服气，我就郁闷。 ”他回家后看三大男高音，感觉自己的唱法有问题，于是开始研究自己，研究美声唱法。

“到我这个年龄，快70岁了，所有的肌肉都松弛，能唱出清澈明亮的声音，就要靠方法。 ”他发现，声乐就是声带功能的表现，他在声带训练上下工夫，找到了训练声带的办法。

两三个月后，蒋大为过坎儿了，并实现了质的飞越。 “一下都有了，高中低都有了。而且，我的低音比原来更厚了。 ”他还就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叫《声带的功能》。

自1984年央视“青歌赛”开办以来，蒋大为一直担任评委。迈过坎儿的蒋大为顿悟出了“中国唱法” ，他在“青歌赛”上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称，中国民族声乐要科学化，绝不是西洋化，这是“中国唱法”的根本。

对于民族声乐，蒋大为一直是在拿自己做试验。他给唱歌下了个定义，就是在音符上说话，说出高低长短强弱快慢，以及各种情感符号，字正腔圆是科学唱法的基础理论，也是最高境界。

“不管遇上哪一浪，我都坚持自己的唱法，我不跨界，我就坚持我的界，我永远是蒋大为的界，跨界本身就是四不像。 ”他认为，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希望。

蒋大为心直口快，率性而为，抛出了不少其他人不敢说的观点。他总结为三句话：一，民族声乐“千人一声” ，已走到拐点；二，男人唱歌就要出男人声，不男不女的声音不值钱；三，不能随便改歌曲的调型，改调型就要改唱法。

“我这个人在理论上可能提的观点比较尖锐了的点，因为我觉得我从事民族声乐这么多年了，我对她除了有份感情，还有份责任。

“我都是快70的人了，我并不是想向谁证实，我是想向自己证实，到底什么是科学唱法。 ” 如今蒋大为还在研究科学唱法，或许他会为中国音乐的科学唱法努力一辈子。

此外，在声乐理论方面，蒋大为还将发声上升到哲学和心理学层面。近年他走入中央党校，成为第一个在此授课的歌唱家。

“声音好坏由心态决定，所以称为心声。 ”他告诉学员，声音是一张名片，好的声音要有诚信度，以及如何科学发声，才能持久、洪亮且富有磁性。 “科学的说话方法其实和唱歌一样，会说话就会唱歌了，只是把语言加上音符，让音符说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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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蒋大为

采访人员：从艺40多年来，您有没有遇到非常尴尬的时候？

蒋大为：70年代，当森警时有过几次，挺尴尬。 20多岁时唱过《伟大的北京》，怎么也想不起下一句，结果没办法，鞠个躬就下台了。

刚去民族歌舞团时， 3天背一首外国歌，现在不行了，唱新歌容易忘词，老了，不敢唱新歌了。

采访人员：您曾说再也没有郭兰英那种好声音了。

蒋大为：现在的“好声音” ，与郭兰英的好声音不是一个概念，郭兰英是真实的，现在的“好声音”是一种商业、一种炒作。一首歌之所以称其为经典，你要找到它的精华，节奏上、旋律上，速度上，它都有经典的理由。

采访人员：听说您收徒不少，最近又有什么新发现吗？

蒋大为：我参加北京的“我的北京我的家” ，我就发现了咱北京的邮递员，那小子声音非常好，叫李浩鹏，我就把他收了，我是真的收了，我觉得那孩子条件都不错，干我们这行要真实，嗓子得好，要有悟性，我挑人还有一点，你品质还要好，你别乱七八糟的，把我弄得不清不白了，那个我不能要。

采访人员：平时您怎么给学生上课？

蒋大为：我大部分时间在演出，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天天陪学生上课。我带着他们演出，在后台上课，现场指导。真正像老师那样，在钢琴边上这种不多。我上课方式不是那么死板，毛主席的运动战，我们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告诉他们注意事项，经常带他们演出，演唱会时我不请嘉宾，大腕儿我不请，带的全是学生。其实我也很感谢他们，演出他们帮我了，从感情角度来讲，我也得到了像老师和父亲那种满足感，我看到他们高兴，孩子给我另一种快乐。

采访人员：您几乎年年都要上春晚，家人什么反应？

蒋大为：没办法，越到过年过节，越是要站在台上。好在家人能理解我的职业特点。其实我们也很孝，可能我们都是在经济上孝，很少看父母，没有这个时间，到过年过节就多给家里拿点钱。

采访人员：您现在的晚年生活如何？听说您书法不错。

蒋大为：我这人比较宅一点。我不喝酒，不打牌，也不出去玩。我没事在家听音乐，看书，看电视，写字。平时在舞台就够闹的了，我基本上关在屋里，有时候我连音乐都不听，就静心地写写字。

书法界都说我字写的不错，让我练这个练那个，练那个碑那个贴，但到现在为止，我老老实实写楷书。我从唱歌上知道，基本功最重要，任何时候，基本功越扎实越持久。

采访人员：除了那个唱歌的100个为什么，您未来还有什么打算？

蒋大为：我也没什么打算，我胸无大志。河北有个人给我写了个传记叫《微笑的歌王》，我没让她出版，广唱赞歌没意思。

人死了就完了，还传啥记呀。活都活不明白，还写本传记。说实在的，我们这种人，没有拿破仑那种价值，写那啥没有什么意义。倒不如写点好玩的，给大家一点启发启迪或对人有点用的。这个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