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名将狄青战功赫赫，为何满朝大臣都一定要杀他而后快？

狄青是北宋名气最大、经历最富传奇色彩的将领之一。他年少犯事，被刺面而发配从军，在军中因为能骑善射、勇谋兼备，而被范仲淹等文臣惜其才而举荐，从小卒擢升为方面大将。更因为他在战场上披头散发，戴青铜面具，冲锋陷阵时犹如恶鬼，因此所向难当，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屡建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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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狄青又作为大军统帅，奇袭昆仑关，剿灭侬智高叛军，收复广西地区，声望达到极点，班师回朝后，被宋仁宗破格提拔为枢密使，然而这也埋下他被众臣猜忌、并群起而攻之的祸端。

兵者凶器也，因此作为执凶器的武人，必须严格控制。文官政府提防与限制武人参政，本是天经地义。现代各个主要强国，不论实行何种制度，皆不约而同以文官政府执政，现役军队将领被限制不能参与政务。这都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军队这头怪兽的能量太过强大和恐怖，必须牢牢关在笼子里，施以各方制约。

如果放出这头怪兽，让军事将领能够自主参与甚至决断国家大政，便可能形成吞噬一切的军国主义政权，死伤数以亿计、几乎毁灭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便是惨痛教训。而宋朝由文官士大夫集团执政、压制武人地位的根源，同样是汲取晚唐五代兵乱的教训。

唐朝晚期和五代十国时期，各路军阀数十年混战，杀得中原大地生灵涂炭，田地荒芜，白骨堆积如山，死尸被腌制当做军粮。此时手握刀剑的武人地位何其隆高，文官儒士与之相比犹如猪狗，可那样的国家，那样的政权，那样的天下，究竟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因此，当从人间地狱劫后余生的人们，在初生的大宋王朝便痛定思痛，以数十年之功徐徐图之，终于解决了持续数百年、困扰无数明君良臣的藩镇骄兵难题，并确立了影响后世千年的文官政府体制。

宋朝历代帝王身体力行，倡导“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官僚士人主导舆论时评，称唯有「东华门唱名金明池赐宴」的进士们方才算得上“好男儿” ，以广泛科举制来收揽天下精英，终于实现了文官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之道。

虽然这种以文驭武体制，必然导致了重文轻武的弊端，但从来矫枉必须过正，令国家再无武将割据反逆之祸，中原百年无事，百姓安居乐业，实为功德无量。

狄青之所以名气甚高，是因为他并非出身世代将门，而是从行伍小卒出身，却做到枢密使这一国家宰执的高位，经历甚为传奇。可是这个传奇本身，就是宋仁宗力排众议、乾纲独断的，狄青本人的能力资望，并不足以胜任这一位置。他的军事才能和战绩，即使只在北宋一朝也也远算不得出类拔萃。

且不说宋太宗朝第一名将李继隆，两次大败辽国名将耶律休哥，斩首万级，又大破党项叛军，几乎将西夏扼杀于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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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朝第一名将曹玮，多次大败西夏李继迁（李元昊之父），三都谷之战大破吐蕃三万铁骑，斩首万级，令北宋西部边境安定四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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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青的战绩比这两位先辈明显逊色，且不必论，此外还有章楶、王韶这些进士出身的文官名将，论战功论将才，又哪里比狄青差了呢？

狄青的人品操守，也远远算不上完美无暇，而是功名之心甚重。他之所以和之前赏识提拔他的韩琦、范仲淹等文臣，在之后都产生极大矛盾，分道扬镳，其实一半责任要算在他自己身上。

比如韩琦之所以会当面打脸，称「东华门唱名金明池赐宴」的进士们方才算得上“好男儿” ，是因为狄青竭力称赞力保的那个“好男儿”焦用，其实是个贪污军款，被不堪忍受的部下告发的兵痞，韩琦不顾狄青求情而斩杀此人，正是为整肃军纪。而狄青却因此怀恨在心，觉得自己不如韩琦的只是“少一进士功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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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宋仁宗定要让狄青这样一个德不配位、无以服众的武人出任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因此才会遭到文官士大夫们的集体抵制。这更违背了宋朝开国百余年来的文官政府传统，很容易让人不愉快联想到五代乱世，如后周王朝建立者郭威，便是在后汉政权枢密使的位置上，起兵篡了皇位，自己也落得个满门百余口被杀的惨痛下场。宋仁宗：赵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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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从晚唐与五代兵乱汲取的最大教训便是，「一千个文官贪污对国家对百姓的危害，也比不上一个武将割据一方，起兵造反。」这在当时不止是赵宋皇帝的私心，更是整个统治精英集团的普遍共识。

因此，在所有文官士大夫看来，宋仁宗的任命，是成心把狄青这个于国有功的将才去往火坑里推，让他成为举国公敌，人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包括欧阳修、文彦博等名臣在内，不断上奏章弹劾狄青，是为大宋王朝防微杜渐之“公“ ，亦是为文官士大夫集团压制武人之“私” ，两者本为一体，密不可分。

而他们给狄青加以种种捕风捉影、不切事实的”罪名“ ，并非要致狄青于死地，而仅仅是为了逼宋仁宗将狄青调任，正是出于为国家保全功臣的”公心“ ，也是真心为了狄青的前途着想。

正如唐朝初年，李靖攻灭东突厥汗国回朝后，首先收到的就是一大堆朝中大臣弹劾他的奏章。立下灭国不世之功的武将，因为满朝百官群起而攻之，就避免了君主必然的猜忌，免去了可能的杀身之祸。所以李靖战战兢兢伏地请罪，唐太宗宽免其”罪“仍赏其功，如此则上下得安，才是保全功臣之道。唐朝卫国公：李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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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宋仁宗和狄青都不能体会一众大臣的良苦用心。宋仁宗坚持了四年，才终于扛不住满朝众臣，给狄青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宰相头衔，让他离开中枢外放陈州。狄青也因为这四年的持续煎熬，如坐针毡，竟郁郁而终。

两宋三百年，论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可说是冠绝华夏古代各朝；而宋仁宗赵祯执政时期，文明之华美、人才之昌隆又可说是盛冠两宋，这一切都离不开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吕夷简、庞籍、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章惇、王韶等千古名臣的群策合力。

和在历史星河上众星璀璨的宋仁宗“嘉佑、庆历盛治”相比，狄青个人的悲剧，也只是历史大潮的小小浪花罢了。这场悲剧不能变成大唐卫国公李靖一样的喜剧，如果非要找一个所谓“凶手”的话，也只能是拔苗助长、不切实际的宋仁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