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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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于《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认为，击椎生绝非蔡锷，而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对此，笔者于2017年八九月间在本刊发表系列论文《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共20期，指出曾业英先生重大失误20余处，并认为其结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 2018年7月，曾业英先生又在《河北学刊》第4期上发表《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进行辩解和补充。笔者通过认真查考后认为，曾业英先生的“马后炮”全部不响，为此特撰《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一文。本刊自即日起连载此文，敬请曾先生及广大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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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字松坡，别号（笔名）击椎生

如果上期所说击椎生的《回国有感》诗是曾业英先生的阿喀琉斯之踵，那么，本期所说击椎生的《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就是曾业英先生的滑铁卢！

在击椎生的《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一文中，曾先生发现了“击椎生到底是谁”的“突破口” ，即此文中“以热血感热血，以爱力吸爱力”与唐晋源、唐晋湘所编《唐璆文集》中唐璆于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致梁启超信中“以热血感热血，爱力吸爱力”这样的“一字不差的用语” ，于是又如获至宝，立即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并很快得出了一个所谓“特别值得一提”的“结论”：

唐璆的信写在（《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之前的1908年1月21日，击椎生的文章发表在其后的2月28日。这说明绝对不可能是唐璆引自于击椎生的文章，唯一的可能是击椎生引自于唐璆的信。可是，唐璆的信是一封涉及筹滇协会高层庶务兼调查部长云南人孙志曾的隐私，当时没有也是不便公开的私人信件，不可能为击椎生所看到和引用。那么，便只剩下一种可能了，即击椎生与唐璆是同一个人。

基此，曾先生孤注一掷，底气十足地编造了一个举世震惊的“结论”：

尽管本人迄今尚未发现诸如函札、电文或日记之类的原始文献中明言击椎生就是唐璆的直接史料，但就以上整体事实，特别是这两句一字不差的用语而言，在没有出现新的经得起检验的能证明击椎生不是唐璆的史料之前，我认为仍可认定这个在《云南》等报刊上发表诗文的击椎生绝非蔡锷，而八九不离十可认定他就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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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

对此，笔者在本刊《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十：不分阴阳》一文中指出，曾先生在上文中“犯了一个最致命的低级错误” ，即将此信的时间由“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改成公历“1908年1月21日” ，并为此给曾先生“及其文章的 6位实、匿名评审专家以及某某核心期刊的主编、副主编和相关编辑们补一堂微天文历史知识课” ，说明在中国阴历和阳历是不同的，不能通用，唐璆于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致梁启超信，换算成公历即应为“1908年2月22日” 。（唐璆此信原件中的时间仅署为“西二十一日” ，笔者在此文中根据信中内容考证，此信应写于1908年4月21日或5月21日）笔者最后严正指出：

曾先生将唐璆“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致梁启超信的时间说成了“公元1908年1月21日” ，并据以进行的论证和得出的所谓“击椎生与唐璆是同一个人”的结论，除了对读者严重误导、对蔡锷严重不公和严重不负责之外，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和意义!

对于笔者的以上批评，曾先生耿耿于怀，于是在其2018年7月发表于《河北学刊》第4期上《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中，对笔者兴师问罪。曾先生是这样说的：

不在这里交代一下当初我是怎样判定唐璆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1908年1月21日的，就无法解决究竟是谁“犯了最致命的低级错误” ， “既不辨真伪，也不加考证，只要符合自己的主观预设，只要符合自己的‘口味’ ，不管是牛是马，就不假思索地拿来便用” ，因而在“二万多言的文章中，错误连篇累牍，惨不忍睹，不胜枚举” ，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

……

关于唐璆这封写有“以热血感热血，以爱力吸爱力”两句话的信，邓江祁说得很对，的确只署有日子，即“西二十一日” ，意谓阳历的21日，既没有月份，更无年份，怎么认定它写于1908年1月21日呢? 坦白说，我并不是从前辈的现成研判中，如认为它写于“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以及唐晋源、唐晋湘所编《唐璆文集》中记载的其他三种日期中自以为是地挑选一种定下来的，也不是单纯从唐璆此信的内容中判定它写于1908年1月21日，而是与唐璆写给梁启超的另一封信的对比研究中作出这一判断的。（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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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曾先生这里所谓的“另一封信”就是指唐晋源、唐晋湘所编《唐璆文集》所附《唐璆致梁启超手札真迹影印件》中所编《唐璆致梁启超手札（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中旬）》（唐璆此信本来未署时间，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中旬”是《梁启超知交手札》一书的编者根据此信内容所定）。曾先生经过论证后认为此信写于1908年2月19日之前，因此，此信的前一封标有“西二十一日”的这封信就“不就可以确定写于1908年1月21日了吗?”曾先生还在大声抗议：“这样判定唐璆这封信的写作日期，何错之有? 怎么就是‘阴历、阳历不分’ ，未加辨析将唐璆这封信的时间转换成阳历 1908年1月21日?”

关于曾先生在上文中所提到的他是如何判定唐璆“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这封信的时间应为1908年1月21日的内容，我们今天暂且不表，下一期将专门讨论。本期专门讨论曾先生在其发表于《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上《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将“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改成“公历1908年1月21日”这件事本身。

读完以上曾先生为自己辩解的文字后，笔者笑了：原来曾先生自称“坦白” ，其实并不“坦白” ，而是为自己辩解先前将阴历直接改成阳历的严重失误又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

为什么说曾先生当众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呢？笔者认为，曾先生将“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改成“公历1908年1月21日” ，犯有三宗严重错误：

第一，事前不论证。民间有句俗话说， “丑话说在前头。 ”意思就是说，做事之前要未雨绸缪，做好各种打算，有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精神与物质准备，以免意外的情况发生时，手忙脚乱，手足无措，乱了章法，乱了阵脚，最后导致事情以失败而告终。搞历史研究也应是这样，对于先前已经存在的结论，你如有异议，必须事先提出并论述你的新观点，不管你的观点正确与否。这样，当你在以后的文章中运用经你论证了的观点时，读者就不会感到茫然，产生错觉。既然这次你曾先生说，你也发现这封信在《唐璆文集》中标有四种不同的日期，而你并不是“自以为是地挑选一种定下来的” ， “而是与唐璆写给梁启超的另一封信的对比研究中作出这一判断的” ，那么你为什么事前不论证？如果你曾先生当初就发现唐晋源、唐晋湘所编《唐璆文集》中第46页的《唐璆致梁启超手札（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所标时间不应是“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而应是“1908年1月21日” ，那么，你就必须事先论证此信的时间应是“1908年1月21日” 。也就是说，把你今年讲的这些话放到两年前去说，别人也就无从说你阴历、阳历不分， “犯了一个最致命的低级错误” 。而你曾先生两年前不说，到现在再来“辩解” ，岂不是雨后送伞、马后放炮？！例如，笔者在撰写《蔡锷传》《谭人凤传》时，对先前已有结论的观点如蔡锷任职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统领的时间， 1913年10月蔡锷赴京的原因，蔡锷到京后担任过何职以及对谭人凤的年谱和《谭人凤集》中存在的错误的考证，谭人凤的华兴会的创始人身份、《石叟词牌》写作时间等问题，都是事先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并发表相关论文。这样就事先消除了今后可能产生的质疑。此次笔者在撰写中国第一部大型宁调元传记《革命诗魂宁调元传》时，又对宁调元的年谱和《宁调元集》中存在的错误进行了考证，形成了《宁调元家世源流考》《宁调元的名、字、号及笔名考论》《〈宁调元年谱〉考误》《〈宁调元集〉部分诗文写作时间考订》等研究成果，并将陆续发表。这些就为以后《革命诗魂宁调元传》的面世，扫清了障碍。这是搞科学研究和公布自己研究成果时必须事前解决好的问题，否则，以后别人提出质疑，再来大费周章，进行说明和辩解，就显得以前的研究不严谨、过于草率了。这些规则和道理，相信中国社科院的资深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不会不清楚。于历史研究中重大问题的论代均在事前，这是研究历史起码的常识，这还要笔者赐教你吗？

第二，事中不说明。对于“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的问题，曾先生即便错过了事前论证的机会，但也没到其错误无法挽回的时候，还是有补救的机会。这就是事中声明，即曾先生在为唐璆“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这封信中的 “以热血感热血，以爱力吸爱力”一语注明出处之时，在其注释中说明自己所注1908年1月21日并非此信所标时间“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而是另有理由，并简要陈述之。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曾先生将“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直接标明“1908 年1月21 日”而未作任何说明。请问曾先生，唐晋源、唐晋湘所编《唐璆文集》中第46－48页有你所标注的“《致梁启超函》（1908 年1月21 日）”吗？（详见下图）这就充分说明你曾先生在将“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写作“1908 年1月21 日”之时并没有觉得其什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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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文集》中第46页

事前、事中两次宝贵的机会，曾先生都没有主动论证或主动说明，作为久经沙场的资深研究员而言，难道会出现如此重大失误吗？！所以，笔者批评曾先生“犯了一个最致命的低级错误” ，即“对一个中国妇孺皆知之事的无知” ，何错之有？笔者给你曾先生“及其文章的 6位实、匿名评审专家以及某某核心期刊的主编、副主编和相关编辑们补一堂微天文历史知识课” ，何错之有？

其三，事后不认错。事前、事中两次宝贵的机会，曾先生都没有主动交待，主动说明，白白丧失了大好机会，最终铸成大错。碰到这样的事，聪明的人只会打掉牙往肚里咽。所以，笔者《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一文中希望你曾业先生在铁的事实面前主动认个错，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认错，善莫大焉！可你曾先生倒好，一不论证，二不说明，三不认错，还要翻出此事来“说事” ，兴师问别人的罪，真是岂有此理！用俗话说，曾业英此举实为 “屎不臭，挑起来臭” 。

众所周知，当纪委查到贪官收受巨额贿赂时，个个贪官都会辩解，其实我早就要把那些钱物退给他们（行贿者）的，只是没来得及。对于这样的辩解，纪委会信吗？绝对不会，只有傻子才会信。

所以，你曾先生把“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说成是“1908 年1月21 日” ，即便你事前不说，事中也不说，事后又不认错，也无济于事。这道理很简单，比如说，我收了别人的贿款，我主动交到了纪委，我就没事；而你曾先生收了别人的贿款，不主动到纪委交待，你就会有事。如果社科院纪委对员工进行反腐倡廉教育，你还不交待，到了因群众举报，社科院纪委对你进行“双规”之时，你不仅不认错，还辩解说你其实当初就要交待的，并高调质问社科院纪委，现在交待，何错之有?社科院纪委会以为你是在学术争鸣而相信你所说的这些话？！他们就会因此不处理你了？！曾先生啊，曾先生，既然你事前不说，事中也不说，事后又不老老实实认错，那么，后果就只有一条路，用俗话来说，就是“糖油粑粑掉在屎里头，不是屎，也是屎了。 ”（乡下俗语硬是形象、精辟，话糙理不糙）

由上可证，你曾先生将“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说成“1908 年1月21 日” ，事前不交待，事中还不交待，事后等到别人揭发，你才发现有问题，再来辩解早就如何如何，这不是当众撒谎又是什么？你这当众所撒之谎，也只有傻瓜才会相信！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曾先生因不辨史料而导致严重失误还不止上述“1908 年1月21 日”这一例。他还将《南洋总汇新报》一个叫平实的采访人员之语作为唐璆之言，以证明唐璆1906年到日本之前曾经到过云南和贵州（参见本刊《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四：张冠李戴》）。既然这一次曾先生未再提此事，相信其对此已经“有则改之”了吧！

曾业英先生冒着当众撒谎的巨大风险而争辩的“马后炮”的命运又如何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揭晓。敬请曾先生及广大读者期待。（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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