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大数据与历史学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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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是科学还是人文学知识？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科学。今天的历史学，虽然不像社会学、经济学那样是一门完全的社会科学，但是也越来越科学化。科学化的历史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历史学的科学化有两个方面，即史料学方面和方法论方面都要科学化。这两方面都做到科学化，历史研究才能成为历史科学。

兰克史学掀起的史学革命就是史学近代化或者科学化的第一步

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史料学的科学化，开始得很早。钱乘旦教授指出，在史学史上， “兰克之前的历史学著作写作比较随意，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是这样。你不知道这些记录的来源和出处，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也不知道它们运用了哪些史料，或者根本就没有史料而只是凭道听途说甚至想象。比如‘霸王别姬’ ，威武悲恸、气壮山河，后人却无法求证。英国历史学家马考莱的《英国史》写到光荣革命，也是生龙活虎，但也无法验证。中世纪的西方编年史有很多是修道院修士们所写，一部分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但也有部分是听说的。中国古代后来编修‘正史’ ，倒是要用起居注这一类文字记载，不过也没有一定的规范。 ”确实如此，项羽乌江自刎，离司马迁写《史记》时，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司马迁怎么知道霸王在哪里别姬，唱了什么歌？霸王别姬这件事，是无法证明的。皇帝的起居注，皇帝每天发生什么事情，都记载下来，但是皇帝有时候也拿来看，看到不顺眼就要删掉。所以根据这个起居注写成的实录、正史，其真实性值得怀疑，用这样的材料写出来的历史，也可能存在问题。

到了19世纪后期，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才开始把历史学进行科学化。兰克对历史学的改革，被称为“兰克革命” ，而他所创建的新的历史学，则被称为“科学的史学” 。由于兰克的科学化史料考证对于史学研究至关重要，所以兰克史学掀起的史学革命就是史学近代化或者科学化的第一步。在兰克看来，历史学就是通过搜集、辨析原始的文献资料，并依靠这些经过考证的史料，用文字复原曾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即所谓“如实直书”原则。兰克革命的核心是用一种非常严谨的方法研究历史，规范其研究方式，把历史学当作一个专业。兰克提出写历史要非常准确、完全真实。为此他制定了一套规范，要找到非常可靠的文书、档案等资料，证明是非常坚实可靠的内容，才可以当作写作素材。使用可靠史料是恢复真实历史的基本出发点，而判断史料的可靠性，就需要依靠一整套完整的科学方法。这样一来，历史研究就变成科学了，通过使用科学方法而写出真实的历史。

要准确、真实地写历史，要尽量运用没有经过加工的史料，即第一手史料，例如文书、档案等。但是这些材料只是素材，其中包含的信息是不是正确，还需要考证。不能因为是司马迁说的，所以“霸王别姬”就是完全真实的。要弄清楚，这个故事是谁听见的，谁记录的，为什么他会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等等。这些，我们要弄清，如果没有弄清，那这就是一段不可靠的史料。因此，弄清史料来源，保证史料的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

资料爆炸，必将引起旧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

但是，所用史料全都正确无误，就能够保证研究结果正确吗？我国经济史研究的泰斗吴承明先生说：“即使做到所用史料尽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 ”要得出正确的结论，研究方法也必须科学化。

历史学家也在追求怎么使历史研究变得科学化。 “新史学”这个名词是美国学者鲁宾逊在1912年出版的《新史学》一书中提出来的。而实际上，早在1903年，梁启超先生在同样题目的文章中就已提出了这个口号。不过梁先生没有对此展开细致的讨论，而鲁宾逊则做了很详细的论述，讨论怎么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鲁宾逊之后，不断有人提出要发展“新史学” 。 “新史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登峰造极。其中最有成就的就是经济史，被称为“新经济史革命” 。为什么叫作革命？一个原因是过去的历史学都很不重视定量的问题。例如《史记》里说项羽带8000江东子弟，打垮了秦朝。但是项羽到底有多少兵，谁也不知道。又如秦始皇讨伐南越，出兵50万，抵御匈奴出兵30万，而当时中国的人口大约只有2000万。因此这些数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无从考证。古代打仗喜欢虚张声势，交战的一方明明只出兵3万人，常常说是10万、20万、30万人，以壮大声势，吓唬敌人。由于这些数字不可靠，所以无从进行定量研究。到了后来，可靠的数字多了，这个时候就应当强调定量。

在经济史研究中，传统的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后来数据多了，定量研究兴起，于是形成两个阵营。

那么，史料爆炸和方法变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关系非常密切。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高夫说， “历史学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资料革命’ ，这一革命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资料爆炸，必将引起旧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反过来说，研究方法的变革也会引起史料的重大变化。很多材料原来不被视为史料，可现在变成了重要史料，比如各种文书。重视地方民间文书，是从谁开始的呢？是我的恩师傅衣凌先生。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厦门，厦门大学师生逃难到闽北山区。傅先生那时是青年教师，看见村子里、祠堂里都有一些契约文书。傅先生在大学里念过社会学，觉得这些文书很有意思，就把它们收集起来，从里面搜寻有用的信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结果，傅先生就成了我国使用民间契约文书研究社会历史的第一人。可以说，这些史料的发现和使用促成了我国农村社会史研究产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中可以说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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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来自李伯重：《大数据与历史学科学化》，《北京日报》， 2017年07月11日。

编辑：素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