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脚的起源:为防疫古人如何解决大妈们串门、扎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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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脚的传统文化习俗 , 是对女性的一种物化 , 就像是无形的锁链 , 使之失去自由 。 在女权低下的古代社会 , 妇女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财产 , 一种可以用价格来衡量的物质财富 。 这种物质财富的价值 , 与物质财富的安全性 , 即持有这种财产的人在占有时所享有的财富安全性 , 是成正比 。 话句话说 , 财富的可靠性 , 也被纳入财富本身的价值衡量过程之中 。 通过减小失去这一财物的风险 , 提高财富安全性 , 毫无疑问 , 可以增加其价值 。 而价值的大小 , 就是这些作为财物的女人们生存的概率的大小 。 可见 , 在当时 , 这对于她们也是有利的 。 如果你占有一件财物 , 而这件财物却可以随时跑掉 , 也可能会随时跑掉 , 那么 , 这件财物 , 在没有采取防范其逃跑的措施的情况下 , 其实是毫无价值的 。 这就是那些当爹妈的 , 为什么忍心去给自己的女儿裹脚 , 因为这可以增加其作为财物的价值 , 换句话说 , 这可以给她升值 , 给她们提升生存优势 。 这种想法可不是胡说八道 。 有古文献记载为证 , 不但汉族这样看待这些财物 , 就连外族 , 也是这样看待的 。 《烬余录》:"金兀术略(掠)苏……妇女三十以上及三十以下未裹足与已生产者 , 尽戮无遗" 。 不是我说的那么残酷 , 历史的真实面貌 , 就是这么残酷 。

然而 , 所谓的文化劣根性 , 到底是不是有道理?高跟鞋 , 实际就是裹脚布 。 口红、隆胸、整容、丰臀、减肥 , 这样一种作茧自缚的文化 , 比裹脚布还丰富多样!传承自西方的文化劣根性 , 恐怕更为明显!

那些致力于减肥的女人所不明白的是:对于大多数男人 , 真实的情形 , 其实是这样的:女人瘦些抱着更轻松 。 女人胖点抱着更舒服 。 当你抱着一小捆干柴的时候,你可以更轻松 。 当你抱着一大捆干柴的时候,绝不会更舒服 。 所以 , 实际上 , 女人就应该多吃、多占(空间) , 而不是像古人一样包小脚 , 甚至更过分 , 把自己的整个身子当作小脚包起来 , 并且美其名曰减肥or瘦身 。 一个人要活成自己的模样 , 必要蔑视公众舆论 。 公众舆论就是一种规训个人的方式 , 通俗的说就是把你卖了 , 还让你帮着数钱 。 裹小脚 , 从公众舆论的角度看来 , 其实也是一种舆论管控的手段 , 使之脱离属于自身这一群体的舆论场 , 使之一个个处身于男权社会的包围和压制之下孤立无援 , 从而丧失乃至无法产生反思这一切的能力 。

裹脚这种习俗 , 非常的古老 , 其所持续流行的时间 , 也很长 。 任何一种长久持续的习俗 , 其背后都必然有其足够深刻的理由 。

《宋史·五行志》:"理宗朝 , 宫人束脚纤直 。 "

宋英宗熙宁六年(1073年)春 , 苏轼在太常博士直史馆杭州通守任上 , 作《菩萨蛮·咏足》:

涂香莫惜莲承步 。 长愁罗袜凌波去 。 只见舞回风 , 都无行处踪 。

偷穿宫样稳 , 并立双趺困 。 纤妙说应难 , 须从掌上看 。

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 , 也曾作《菩萨蛮》:

淡黄弓样鞋儿小 。 腰肢只怕风吹倒 。 蓦地管弦催 。 一团红雪飞 。

曲终娇欲诉 。 定忆梨园谱 。 指日按新声 。 主人朝玉京 。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辍耕录》:“张邦基《墨庄漫録》云:‘妇人之缠足 , 起于近世 , 前世书传皆无所自 。 《南史》:齐东昏侯为潘贵妃凿金为莲花以帖地 , 令妃行其上 , 曰此步步生莲华 , 然亦不言其弓小也 。 如古乐府、《玉台新咏》 , 皆六朝词人纤艳之言 , 类多体状美人容色之殊丽 , 又言妆饰之华 , 眉目、唇口、腰肢、手指之类 , 无一言称缠足者 。 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隐之徒 , 作诗多言闺帏之事 , 亦无及之者 。 惟韩偓《香奁集》有《咏屧子诗》云:六寸肤围光致致 。 唐尺短 , 以今校之 , 亦自小也 , 而不言其弓 。 ’惟道山新闻云:‘李后主宫嫔窅娘 , 纎丽善舞 , 后主作金莲 , 髙六尺 , 饰以寳物细带缨络 , 莲中作品色瑞莲 , 令窅娘以帛绕脚 , 令纎小屈上作新月状素韈舞 , 云中回旋 , 有凌云之态 。 ’唐镐诗曰:莲中花更好 , 云里月长新 。 因窅娘作也 。 由是人皆效之 , 以纎弓为妙 。 以此知札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 , 如熈寜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 , 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 。 ’”

陶宗仪推测札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 , 然而 , 考古发掘却证实女子缠足起源于宋朝 。 所以陶宗仪的这一说法 , 并无实证 。 从陶宗仪的记载之中 , 我们可以确切知道的是 , 在熙宁(1068年至1077年)和元丰(1078年至1085年)时期 , 裹脚的习俗已经开始兴起 。

我觉得 , 完全可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解释人类的群体行为和传统文化 , 或者更进一步的说 , 只有从自然科学的角度 , 才可能找到其背后的真正原因 。

如禁食猪肉的习俗 , William H.McNeill《瘟疫与人》一书曾对此作出解释:“一些宗教饮食习惯可能与减少寄生虫感染机会有关 , 比如有的宗教禁食猪肉:猪是近东村庄的腐食者、喜食人粪和其他‘不洁’之物 , 它们的肉如不经彻底烹煮便当作美食 , 就很容易把许多寄生虫吞进肚里 , 现代的旋毛虫病就证明了这一可能性 。 ”

比如 , 北方民族曾盛行一种有关婚姻的习俗 , 所谓的收继婚制 , 又称为转房婚 。 通常是指女性在丈夫死后嫁给其兄弟的习俗 , 包括丧夫的妇女改嫁给夫家其他男性 , 如亡夫的叔、伯、侄、甥等 , 乃至儿子(非女方亲生子)的习俗; 也包括男子续娶姐妹的习俗 。

《耶律庶几墓志铭》:"惯宁相公故 , 大儿求哥妻继母骨欲夫人宿卧 , 生得一个女儿 , 名阿僧娘子民 , 得儿一个 , 名迭剌将军 。 "《史记.匈奴列传》:"父死 , 妻其后母;兄弟死 , 皆取其妻妻之 。 "

这样一种习俗 , 更是一种将女人物化的证明 。 这些被物化的女人 , 已被视为集体财产 。 然而 , 正是这样一种习俗 , 其背后也有着自然科学的行为逻辑 。

【高凯所著的《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社会变迁三论》(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06年) , 其中第一部分《地理环境与汉魏时期匈奴、鲜卑的“收继婚”问题》中涉及到“收继婚”问题 。 他认为 , 汉魏时期匈奴和鲜卑的“收继婚”问题 , 是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下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制度 。 通过对地理环境下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含量变化规律、传世文献的记载与大量的匈奴 、鲜 卑考古资料的综合考察来看 , 匈奴 、鲜卑之所以产生“收继婚”俗 , 是因其所居住地区地处高纬度、干旱、干燥的内陆寒冷地带 , 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含量低 , 造成了匈奴 、鲜卑族育龄妇女在妊娠过程中的大量死亡 , 以致产生了匈奴与鲜卑族中育龄男女中的男多女 少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 ;而为了确保健康的育龄妇女尽可能的去生育后代 , 以保证其 自身的种族繁衍 , “收继婚”俗便应运而生了 。 】(1)作为游牧民族主食的肉食 , 其中相较于素食可谓富含的铜元素 , 在被人体吸收的时候 , 会和原本稀缺的新元素产生相互拮抗 。 胎儿脑部 , 正是含锌量最高的器官 。 在妇女怀孕之后 , 对于锌的需求量翻倍增长 。 如果孕妇缺锌 , 就往往会出现羊水早破、免疫力下降、分娩并发症 , 以及流产、早产、死产等问题 , 导致妇女死亡率暴增 。 于是乎 , 收继婚制就成为了就有效防止人口崩溃和民族灭绝所形成的共识 , 是在集体性的生存方式中体现出来的必然现象 。

对于裹脚的习俗 , 也可作出同类的解释 。

宋朝正值地球史上的第三小冰期 , 当时北方的严寒、洪水、黄河改道等自然生存条件恶化 , 尤其是黄河改道 , 引发了河道沿岸洪水并淹没低地 , 将北方农民置于不可承受的生存风险之下 , 这就导致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大规模移民活动 , 这些北方移民基本都是向南迁移 。 William H.McNeill《瘟疫与人》一书也曾对瘟疫的发生 , 作出一个科学解释:“某个地区之所以会有瘟疫肆虐 , 很可能是因为该地之前的环境稳态被破坏了 , 病原体与人畜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平衡 。 ”自然生存条件恶化和瘟疫的发生 , 正是第三小冰期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次生灾害 。 与严寒、洪水、黄河改道等自然生存条件恶化的灾难同时发生的 , 正是瘟疫 。

宋代 , 是一个瘟疫多发的朝代 。

《宋史·五行志》中记载有几十次的瘟疫 , 显然 , 这些都是影响较大的瘟疫:“淳化五年六月 , 京師疫 , 遣太醫和藥救之 。 至道三年 , 江南頻年多疾疫 。 大觀三年 , 江東疫 。 建炎元年三月 , 金人圍汴京 , 城中疫死者幾半 。 紹興元年六月 , 浙西大疫 , 平江府以北 , 流屍無算 。 秋冬 , 紹興府連年大疫 , 官募人能服粥藥之勞者 , 活及百人者度為僧 。 三年二月 , 永州疫 。 六年 , 四川疫 。 十六年夏 , 行都疫 。 二十六年夏 , 行都又疫 , 高宗出柴胡製藥 , 活者甚衆 。 隆興二年冬 , 淮甸流民二三十萬避亂江南 , 結草舍徧山谷 , 暴露凍餒 , 疫死者半 , 僅有還者亦死 。 是歲 , 浙之飢民疫者尤衆 。 乾道元年 , 行都及紹興府飢 , 民大疫 , 浙東、西亦如之 。 六年春 , 民以冬燠疫作 。 八年夏 , 行都民疫 , 及秋未息 。 江西飢民大疫 , 隆興府民疫 , 遭水患 , 多死 。 淳熙四年 , 真州大疫 。 八年 , 行都大疫 , 禁旅多死 。 寧國府民疫死者尤衆 。 十四年春 , 都民、禁旅大疫 , 浙西郡國亦疫 。 十六年 , 潭州疫 。 紹興二年春 , 涪州疫死數千人 。 三年 , 資、榮二州大疫 。 慶元元年 , 行都疫 。 二年五月 , 行都疫 。 三年三月 , 行都及淮、浙郡縣疫 。 嘉泰三年五月 , 行都疫 。 嘉定元年夏 , 淮甸大疫 , 官募掩骼及二百人者度為僧 。 是歲 , 浙民亦疫 。 二年夏 , 都民疫死甚衆 。 淮民流江南者飢與暑并 , 多疫死 。 三年四月 , 都民多疫死;四年三月 , 亦如之 。 十五年 , 贛州疫 。 十六年 , 永、道二州疫 。 德祐元年六月庚子 , 是日 , 四城遷徙 , 流民患疫而死者不可勝計 , 天寧寺死者尤多 。 二年閏三月 , 數月間 , 城中疫氣薰蒸 , 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數計 。 ”

《宋史·五行志》中有关疫情的记载 , 熙宁(1068年至1077年)和元丰(1078年至1085年)之前 , 有过两次 , 分别是淳化五年(994)和至道二年(996) 。 紧接其后 , 也有两次 , 分别是大观三年(1109)和建炎元年(1127) 。 以美女知名的苏杭 , 瘟疫尤其严重 。 《宋史.苏轼传》:“杭水陆之会 , 疫死比他处常多” 。

牛顿如果是女人 , 那么她应该在瘟疫发生的时候 , 就已经挂掉了 。 自从女人从小脚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 , 我们才发现:女人天生是社会动物 。 为了串门和扎堆 , 女人们完全悍不畏死!可想而知 , 全国的不少大妈们 , 一月来还是在四处乱窜、集结、窜门、扎堆、拉家常!

古人们在特殊时期 , 能不考虑对这样一些灵活移动而防不胜防的传染源采取足够强硬方才有效的措施?毫无疑问:要战胜肺炎 , 必须要先战胜大妈 。

你若是在此时见大妈们热乎私聚 , 你也会顿时怀疑五四时几个所谓进步主张是否靠谱 。 个人推断:中国古代裹小脚的陋习 , 应是起源于疫期 。 虽陋 , 却有效!不但于人类群体自身的生存和繁衍意义重大 , 且对于大妈们的生命保障 , 有其必要性!于是乎 , 裹小脚也就成为了就有效防止人口崩溃和民族灭绝所形成的共识 , 是在集体性的生存方式中体现出来的必然现象 。

感觉非复古不能解决大妈们串门、扎堆的问题 。

大妈们若还要乱跑乱动 , 可能要被迫复古了!

注:

(1)高 凯《中国古代“收继婚"问题的由来及其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