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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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于《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认为，击椎生绝非蔡锷，而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对此，笔者于2017年八九月间在本刊发表系列论文《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共20期，指出曾业英先生重大失误20余处，并认为其结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 2018年7月，曾业英先生又在《河北学刊》第4期上发表《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进行辩解和补充。笔者通过认真查考后认为，曾业英先生的“马后炮”全部不响，为此特撰《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一文。本刊自即日起连载此文，敬请曾先生及广大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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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字松坡，别号击椎生

第六，曾先生必须重新论证唐璆是《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的作者。笔者在《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一文中曾指出，早在1898年的湖南时务学堂学习期间，蔡锷就在梁启超、唐才常的影响下，开始钻研国际公法。 1899年东渡日本留学后，为了救国救民，蔡锷继续研究国际法学，并利用其1900年至1901年协助梁启超编辑《清议报》并先后任“瀛海纵谈”、“译书附录”两个专栏主笔之机会，先后发表了《英德协商》《英俄法之海权》《孟鲁主义》《外交》《人道乎抑人道之贼乎》《观俄》《东洋之大外交家》《将来之支那》《支那人之特质》《平和者欧洲以内之平和也》等40余篇涉及国际法学和中国外交问题的时评、政论文章。 1901年，为了使国人认识“吾国之地位与夫列强对我国之情形” ，蔡锷又翻译了6万余字、涉及东西方列强侵略包括云南、广西及西江流域在内的中国各地并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支那现势论》。 1902年，为了介绍和普及国际公法知识，蔡锷又编译出版了对中国近代国际法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国际公法志》，其中又大量涉及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蔡锷完全能够在1907年写出《云南外交之失败与挽回》这样既有国际法学知识、又有外交学知识的文章。

曾先生应当知道， 1907年3月31日唐璆在《云南》杂志第五号发表了《救云南以救中国》一文，而击椎生则从《云南》杂志第四号起开始连载《云南外交之失败与挽回》一文。（详见资料之一）通过唐璆与击椎生针对同一问题，在同一时间，同一杂志上发表的这两篇文章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篇文章存在三个方面的“大为不同” ，因而唐璆绝对不可能是《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

一是对于列强侵略云南的认识和揭露程度大为不同。击椎生的文章中不仅揭露列强在铁路、矿产方面对云南的侵略，而且还陆续详细地揭露了列强在云南商埠、民政、邮政、货币等方面的侵略。而唐璆在文章中则认为， “今法人铁路，直贯滇省；七府矿产，归其掌握” ，只字未提法人涉及云南商埠、民政、邮政、货币等方面的问题。直到1908年6月，唐璆在为成立的筹滇协会所起草的《筹滇协会发起意见书》一文中提到该会所实行之事、救滇之本也仅为“（云南）矿产如何采掘，实业如何振兴，铁路如何举办” ，而对于云南商埠、民政、邮政、货币等方面的问题仍旧只字未提。

二是对云南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大为不同。唐璆认为，云南被列强侵略，其原因很简单，就是“政府放失其责任” ， “不能保土地人民权利” 。 “使政府与长官而真可恃，则云南何至有今日也?”而击椎生则认为云南问题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政府不知处置保护国（安南、缅甸）”的远因，也有“各国诱我以外债， ……而胶州、旅顺、威海、大连、广州、九龙之租借乃成。 ……而一时矿权、路权、兵权、财政、行政等权悉入外人之手” ，以致云南“数年前堕入英法占领之范围圈内”的诱因，还有英、法分别侵占缅甸、安南后竞相侵略云南的近因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三是解决云南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大为不同。唐璆认为， “今欲为亡羊补牢之计，所以要求政府者无他，速简廉干之长官，合全国之力，大修战备，以对法人，保全云南而已。 ……虽然，大修战备以练兵，固为救云南之要策，此权操于政府，而执行者在长官也。我国民惟要求与赞助而已。若我国民之力所能，为义务所尽者，有四事焉：一曰广兴教育；二曰广兴实业；三曰行地方自治团体；四曰联合各省，集股以修铁路。 ”其中，对于兴办实业，唐璆认为， “云南宜广交通集股于各省，各省亦宜助资本于云南，则公司可成，而实业可兴。 ”至于铁路，唐璆认为“就云南而筹之：北路通四川，曰滇川铁路；东路通广西，曰滇桂铁路；中路通湖南，曰滇湘铁路。就三路较之，尤以滇湘铁路为尤急” 。 “若滇湘铁路不修，无论经济竞争，军事竞争，必归劣败，云南终不能救” 。而击椎生则侧重于运用国际法原理，条分缕析地揭露英法列强违背与中方签订的条约和违反国际公法的事实，主张清政府与英法列强谈判废约，收回被列强抢夺的利权。在铁路方面，击椎生分别提出治标和治本两策。就治标之策而言，一方面云南要设保护铁道及巡防各队，认真训练，期有实力，以备将来之战争；另一方面由外商部照会法国公使订定保护铁路的条约。就治本之策而言，击椎生提出要鼓舞民气收回滇越之路权。他认为，要达此目的，必有三个方面的准备：第一，要做好谈判废约的准备。二，要做好自办铁路的准备，并主张自筹经费修筑云南铁路。第三，要做好武力夺回路权的准备。在云南矿产方面，击椎生运用英、美法律知识详细剖析了隆兴公司的章程，认为该章程“以法律论之，则一契约也。以事实论之，则一特权也” ， “就万国通例言，凡一国之特权，无论许与本国人或外国人，其给与及撤回等事，均为内政主权之作用，非他国所得预闻。即以契约论之，英法政府，亦不得干预” ，这样中国政府就有废约的理由。因此，他主张清政府废除隆兴公司的矿务章程，收回云南矿产权，并希望滇民“尽力而为” ，同时“借外省他山之助”筹集资金，自主开发云南矿产，使“利源不外溢也” 。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对照，我们确实不难发现，无论是对于云南问题的认识，还是对云南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以及解决云南问题办法的提出，唐璆与击椎生的看法、观点和主张都是迥然不同的。唐璆的较为粗浅、简单，击椎生的则更为深刻、全面。而两者根本不同的是，击椎生在文章中始终依据国际公法来展开论述、据“法”力争，而唐璆在文章中则始终对国际公法只字未提。

再者，笔者在前文中曾指出，曾先生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一方面一口咬定唐璆就是《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的作者，一方面又自相矛盾：

第— ，曾先生在介绍击椎生时说：“他还是一个精通法政知识的人，不但熟悉一般国际、国内法，还通晓行政、商业、交通、金融等方方面面的专门法。 ……只要浏览一下他长达6万余字的《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看看他是怎样试图利用各种法律知识，挽回清廷和云南官吏丧失的铁路、矿产、领土、司法、关税、商业、行政、邮政、金融、货币等权益就一清二楚了。 ”但在介绍唐璆时，曾先生却说，他 1906年下半年逃亡日本之后才“开始学习法政知识” 。所以笔者指出，曾先生在这里开了一个天大的国际玩笑：唐璆学习法政知识不到半年，就成了“一个精通法政知识的人，不但熟悉一般国际、国内法，还通晓行政、商业、交通、金融等方方面面的专门法” 。（详见资料之二）

第二，为了证明唐璆具备与《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作者击椎生相当的研究外交问题的水平和能力，曾先生还说：“唐璆这时最为关注的时局问题是什么呢？恰恰也是外交问题。他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近日时势所最当研究者，与数十年来与外人交涉掌故，不知以何书为好？恳指示数种，即当购阅。 ’可见，击椎生与唐璆这时都很关注外交问题，因而不能排除击椎生《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就是唐璆当时研究外交问题的成果之一。 ” （详见资料之三）但唐璆写此信的时间，《唐璆文集》标注的是“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换算成公历应为1908年2月22日（关于此信时间，笔者查考后认为应为1908年4月21日或5月21日）。而击椎生的《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在《云南》杂志第四、五、六、八、九、十一、十二号上连载的起止时间为1907年2月13日至1908年2月28日。也就是说，到1908年2月28日，击椎生的《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已在《云南》杂志连载完毕（虽然文末有“未完”字样）。而此时，唐璆才开始注意外交问题，并向梁启超请教该读之书。这比击椎生开始在《云南》杂志上连载《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整整晚了一年的时间。这样一来，曾先生所谓“不能排除击椎生《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就是唐璆当时研究外交问题的成果之一”的说法，无疑又是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此外，如前所述，击椎生的《云南外交之失败与挽回》和唐璆的《救云南以救中国》曾同在《云南》杂志上发表，两文的内容均为分析列强对云南的侵略，探讨云南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无论是在内容的广度而是在深度上，后者均难望前者之项背。如果像曾先生所说，击椎生真的是唐璆，那么，曾先生还必须深入研究并说明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既然唐璆已经在《云南》杂志上发表了长达6万余字的《云南外交之失败与挽回》，全面揭露了列强对云南铁路、矿产、商埠、民政厅、邮政、货币等方方面面进行侵略的事实，全面提出了反对列强对云南侵略的方法和策略，为什么他又要在同一杂志上发表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远不及于《云南外交之失败与挽回》的《救云南以救中国》？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第二，唐璆一手策划的《筹滇》杂志第1期于1908年6月创刊，其中刊登其《救云南以救中国》等五篇文章，如果《云南外交之失败与挽回》真的也是唐璆所写，为什么他不把自己这么重要、这么重头的文章一并刊入？此外，击椎生的《云南外交之失败与挽回》一文于1908年2月28日在《云南》杂志第十二期上连载时文末有“未完”字样，但此后并未续完，而1908年6月之时，唐璆尚在日本，为什么他不把《云南外交之失败与挽回》这么重要的文章续完并编入《筹滇》杂志？

所以，曾先生要证明唐璆就是《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的作者，不再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必须拿出新的证据来重新进行论证唐璆是《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的作者。

第七，曾先生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唐璆是《佛国陆军之腐败》一文的译者。击椎生于1908年2月在《云南》杂志上发表译作《佛国陆军之腐败》，次年2月又将此文在南京出版的《南洋兵事杂志》上发表（改名为《法国陆军之腐败》）。（详见资料之四）这充分说明击椎生翻译外国军事著作绝对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对于国内外军事问题和军队建设一直有兴趣、有研究。此外，《佛国陆军之腐败》一文，系击椎生译自法国民主党代议士哈姆伯鲁妥的短篇论著，说明击椎生当时具有较高的阅读和翻译外文的能力和水平。

笔者曾在《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一文中曾指出，蔡锷童年就爱读“孙、吴、穰苴诸书” ，在日本留学期间，为了救国救民，又弃文习武，先后就读于成城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为了“知己知彼” ，在未来的战争中战胜列强，蔡锷十分注意研究列强的军事问题，并在其1902年发表著名的《军国民篇》中，对美、法、德、意、俄、英、奥、日等国的军队建设、军费开支等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回国后，蔡锷虽然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从事军事教育和新军编练工作，但对国内外军事动态和军队建设、军事教育等问题的研究兴趣丝毫不减。 1907年5月，时任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的蔡锷致信在日本留学的好友陈绍祖，请其“定《太阳报》、《兵事杂志》及《朝日新闻》各一份，托该社按期邮寄” 。 1909年2月，时任广西标统的蔡锷还致书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好友石陶钧，与之探讨军队编制、陆军教育、军人精神等问题，并请求石陶钧：“关于安南调查记事各书，不论新故，概请费神搜求若干种见寄，以速为妙。又日本出版之射击教范，体操、击剑教范，野外要务令等，亦恳赐一份为盼为祷。 ”此外，早在留日期间，蔡锷就具有翻译外文资料的兴趣和能力， 1901年就翻译过法国人编著的近7万余字《支那现势论》，连载在《清议报》上；1903年又翻译了日人中野礼四郎10余万字的《东西洋教育史》。因此，蔡锷当时完全具备研究和翻译《佛国陆军之腐败》一文所需的研究国内外军事的兴趣，和阅读、翻译外文资料的能力和水平。

曾先生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为证明击椎生当时与唐璆一样都在日本而多次拿击椎生译作《佛国陆军之腐败》说事，并认为《佛国陆军之腐败》系唐璆所为。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曾先生居然在文章中对于唐璆是否具有对于国内外军事问题和军队建设有兴趣、有研究，是否具备阅读和翻译外文的能力和水平，这两个证明唐璆“八九不离十”就是击椎生的至关重要问题只字未提！而且在其《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上《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中，仍未见其这方面的“马后炮” 。曾先生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未对上述两个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论述，可说是其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了草马虎。但经笔者严重提醒，曾先生在《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中仍未见相关的研究和论述，就是对历史研究工作极不负责的表现了。

既然曾先生在《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中表示：“欢迎邓江祁继续就本文所涉问题进行‘商榷’甚至批评，但也希望这种‘商榷’和批评，能真正如邓江祁自己所说，是从‘摆在那里’的‘历史事实’出发的，而且是讲道理的。 ”那么，笔者就不客气地再一次“讲道理的”提出这个“摆在那里”的“历史事实” ，真诚希望曾先生能在下一次的“马后炮”中，就唐璆是《佛国陆军之腐败》一文的译者问题，拿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之，给历史、给蔡锷、给唐璆、给广大读者一个满意的交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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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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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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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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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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