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遭受臣民唾骂的大明朝灭亡了，大清朝定鼎中原，一个新时代开启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李自成大军已兵临宣府城下，而宣府距京师不过五六百里，指日可达。

告急文书传来，举朝惊慌失措。

崇祯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问“战守之策” 。

众臣默然。

崇祯大为愤懑，悲怆地叫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石匮书后集》卷一）

廷臣们面面相觑，无一言可进。

京外督抚大则认为撤宁远援京师为便，崇祯这才后悔不迭地将吴麟征的《请徙宁远疏》发下，决定弃宁远以卫京师。

他还遍用重赏、高爵位来激励将士用命。

三月四日，崇祯手诏赐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后又补封山东总兵刘泽清为“平东伯” 。另给刘良佐、高杰等二十余员将官晋级。

六日，崇祯下令弃宁远，征召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入卫（《明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七）。

吴三桂和王永吉鞭长莫及；刘泽清近在咫尺，却谎报坠马，脚受伤，拒不奉诏。

唯独唐通率八千人马先到北京，但这杯水车薪，怎救得了明朝的危亡！

无论如何，这可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了。

为了激励将士，崇祯要政府会议措饷，按官爵高低捐助饷银。

过了四五天，只有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捐五万两。

其余高级官员个个如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

阁臣陈演一个劲儿哭穷，说自己为官清廉，从来没有参与过索贿卖官之类的行为，哪有什么钱？！一个子儿也不捐。可后来在闯官的拷掠下，很快就献出了四万两白银。

崇祯派太监徐高到周皇后之父、国丈周奎家劝捐助饷，先晋其爵为侯，然后才开口要钱，周奎死活不掏钱，徐高悲愤之下质问道：“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

崇祯不得已，下了一道诏，云：“休戚相关，无如戚臣，务宜倡自10万至5万，协力设处，以备缓急。 ”

周奎哭丧着脸答徐高：“老臣安得多金？”

徐高边哭边哀求，周奎最终才像割肉一样捐了一万两。

作为国丈，就捐这区区一万两，如何向其他臣工做表率呢？

{!-- PGC_COLUMN --}

崇祯让他再加一万两。

周奎一个劲地哭出穷，甚至向女儿周皇后求援。

没办法，周皇后只好把自己多年积攒的五千两私房钱偷偷交给他。可就这五千两，他还从中扣了两千两，拿剩下的三千两当做自己的捐款上交。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半个月后，在闯军的拷逼下，周奎一下子就献出了五十二万两银子及其他价值数十万两白银的珍宝！

和周奎表现相同的有：东厂提督、大太监王之心，捐饷时只出了万两，后在闯军的拷掠下，从嘴里掏出了现银十五万两，以及与此价值相当的金银器玩。

太监们争着“晒穷” ，以躲避捐助，分别在自己门上贴出“此房急卖”的条子，并把雕镂、古玩、杂物拿出来摆摊出售，一副不典卖家当就活不下去的样子。

这些可恶的太监还公然叫嚣，在宫门上大书特书：“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已经做好了担任下一个王朝太监的准备。

京师的百姓也表现得十分超脱，他们窃窃私语地交谈着、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大变局，大多数人都抱定了“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的思想。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这国难当头，这许许多多的官宦和百姓还生活在浑浑噩噩、愚昧无知的混沌状态之中，可悲亦复可叹！

三月八日，宣府陷落，巡抚朱之冯率部奋战不已，可他手下的士兵却倒戈相向，迫使他含愤自刎。崇祯派到宣府的监军太监杜勋开城出降， “蟒袍鸣驺，郊迎三十里之外”（《国榷》卷一百）。

京师危矣。

崇祯向大臣问策，众人的话题只是围绕“练兵按饷不及” ，别无应对之策。

且高官钳制下属，谁也不准乱说话。

所以，每次召对，众臣左一句“待罪” ，右一句“待罪” ，表情冷漠。

气得崇祯只得痛哭回宫。

吴三桂得封“平西伯” ，获撤宁远之令，如释重负中，更有喜出望外之感。

他兴冲冲地部署撤离事宜，准备上路。

其所部辽兵四万，辽民却有五十万。由于辽兵皆由辽民中来，兵民同为一体，所以朝廷形势虽然紧急，吴三桂却“迁延不即行，简阅步骑”（《四王合传.吴三桂传》），为撤退筹备了数天时间。

于三月初十日离开了宁远孤城，向山海关进发。

如果吴三桂能像“已己之变”中袁崇焕驰援北京一样，以精锐兼程疾驰，旬日当可抵达北京。

可是百姓携家带口，背井离乡，妇幼老少啼号，拥塞于道，每天行路不过五十里。

究其原因，吴三桂乃是为保全自己的实力计，故意拖延时间，延误行期，拟让其他各镇兵马先与闯军斗得你死我活之时，再坐收渔人之利，全取勤王大功。

三月十二日，闯军已经逼近京郊，京师朝不保夕。

崇祯照例向群臣问策。

群臣照例无一人应对，良久，才有人弱弱说了句：“惟闭门止出入。 ”（《明史纪事本末》）。

第二天的朝会上，群臣的表现仍是如此，一个个作木鸡状、作泥塑状，不发一言。

崇祯再也按捺不住，破口大骂兵部尚书张缙彦负国无状，张缙彦立刻表现得相当有性格，他将纱帽往地上一掼，辞职，扬言不干了，这个破兵部尚书谁爱当谁当。

三月十五日，闯军抵达居庸关，之前信誓旦旦要尽忠报国的唐通伙同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了李自成，居庸关不守而破。

此关是北京的门户，闯军一无阻挡地直趋北京。

三月十六日，攻陷昌平，进犯十二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

而在这一天，吴三桂才刚刚走到山海关。

从宁远至山海关两百里，以骑兵行军日行百里计，不过两天路程，吴三桂却足足走了五六天。

而到了山海关，他还是不急不慢，向朝廷兵部“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2“关宁调援纪事”）

崇祯急得直跳脚。

撤宁远而守关门，是王在晋、熊廷弼等等一批极具军事眼光的天才式人物早就提出过的真知灼见，可是，自熊廷弼提出之日算起，到这一年，已经过了整整二十三年！

迟是太迟了，而且还是在这样万不得已的背景下，仓促做出来的拆墙补漏行为，事不可为矣。

十六日入夜，闯军自沙河直撞平则门，火光冲天。

一些早已等候多时的投机官员纷纷走出家门，振臂高呼，迫不及待地要迎接新主。

兵部官员魏提塘到处散发传单，上面全是太监及文武大臣相约迎接闯军的事，领衔名单里有曹化淳、张缙彦等。

三月十七日，闯军东路进至高碑店，西路进至西直门外，炮声大作。

崇祯照例早朝，看群臣惘然无措的样子，气得说不出话，只在御案上写了一串字，其中十二字是“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明季北略》）。

中午时分，闯军猛攻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 “四面如黄云蔽野” ，攻势如潮，极具威势。

一时间， “城上下炮交发，如万雷轰烈，天地震慑，城外火光际天（《明季北略》）

狂轰猛炸持续了一天，第二天，李自成在彰义门外设座，派在十日前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朝城上喊话，但声音嘈杂，听不清楚，依稀是教城上人停止放箭，他有话要讲。

负责守城的襄城伯李国桢大声回话：“我让一个人下去为人质，你上城与圣上面讲！”

杜勋答：“我杜勋，无所畏，何质为！”（《明季北略》）

于是军士将他缒入城，和大太监王承恩一同去见崇祯。

见了崇祯，杜勋假惺惺一副关切的模样，说：“贼人马强众，锋不可当，皇上当自为计。 ”（《明季北略》）

当下转述了李自成的意思：大明和大顺“割地讲和” ，即议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犒赏军银百万两，此后可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觐。

现在京城形如累卵，应该说，这是大明帝国、同时也是崇祯能侥幸逃过国灭身死的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了。

可是大明王朝自开国二百七十多年来，奉行的一直都是“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立国宗旨，事关国体，崇祯还是拿不准主意，问身边的魏藻德：“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 ”

可就跟要不要放弃宁远的争议时一样，魏藻德一言不发，只是鞠躬俯首。一任崇祯火烧眉毛急得团团转，就是不作声，不表态。

崇祯只得让杜勋出城答复李自成：“朕计定，另有旨。 ”

杜勋已走，再问魏藻德，还是支支吾吾，莫一衷是。

崇祯大为扫兴，推倒龙椅，拂袖而去。（详见《甲申传信录》卷一）

议和不成，就只有死拼到底了。

崇祯亲自起草了一份《亲征诏书》，称自己要“亲率六师以往，国家重务悉委太子” ，号召臣民，但有奋发忠勇，到军前听用的， “分茅胙土之赏，决不食言” 。（《国榷》卷一百）

他抱定了身死社稷的思想，吩咐驸马都尉巩永固率家丁护送太子出逃，徐图将来。

可巩永固的回答却是：巩家从不敢私蓄家丁，就算有，要冲出重围的可能性也接近于零。

崇祯叹了口气，只好让太监王承恩召集内侍，死守宫城。

李自成收到了杜勋的回话，遂断了和议之想，下令全线攻城。

先前名列兵部官员魏提塘所发传单榜首的曹化淳，果然按照事先开门迎接闯军的约定，率先打开了彰义门。

曹化淳这边一行动，其他榜上有名的官员纷纷行动，德胜门、平则门等次第打开。北京外城转瞬宣告陷落。

宫城内的崇祯听得外面声如雷震，心知不妙，召问阁臣：“卿等知外城破乎？”

阁臣众口同声地答道：“不知。 ”

崇祯搓着手问：“事亟矣，今出何策？”

众人的回答是，吉人自有天相，皇上洪福齐天，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险呈祥的。

末了，又加一句：“如其不利，臣等巷战，誓不负国！”

话虽然说得好听，但闯军杀向内城时，守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守宣武门的太监王相尧、守齐化门的成国公朱纯臣等争先恐后地打开了城门，崇祯所期待的巷战根本就没有发生。

崇祯听说外城被攻破之时，在殿廷徘徊了一天。当晚，夜不安寝，突有内侍惊慌失措地来报，内城已陷。

崇祯急问：“大营兵安在？李国桢安在？”

内侍答道：“大营兵散矣。皇上宜急走。 ”一句话没说完，就闪得无影无踪了。

崇祯叹了口气，携太监王承恩急往南宫，登上煤山，抬目远眺，但见烽火烛天，内城确已陷落。

崇祯在山上徘徊踰时，心情渐渐安定下来，掉头迈往乾清宫，布置应急善后事宜。

他先提朱笔传书内阁，命人提督内外诸军事，辅佐太子，然后命人温酒，与周后、袁妃，同坐痛饮，慷慨决绝。

他边饮边叹道：“苦我民尔！”

几杯黄汤下肚，他突然又意气自若起来，命人将三个儿子太子、永王、定王叫来。

三个儿子匆匆忙忙地赶来了，身上还穿着皇子的服饰。

崇祯板着脸，说道：“此何时？可弗改装乎？”着令宫女取来旧衣，自己亲手帮他们换上，细心地系紧衣带，一边系一边说：“社稷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实尔父之罪也。然朕亦已竭尽心力，其奈文武诸臣，各为私心，不肯后家先国，以致败坏如此尔。今不必问其祸福，只是合理做去。朕无他虑也。 ”（《明季北略》）

系好了衣带，分别拍了拍三人的肩膀，叮嘱说：“尔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逃生去吧！不必恋我，朕必死社稷，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尔等切要谨慎小心，若逢做官的人，老者当呼为老爷，幼者呼为相公；若遇平民，老者呼为老爹，幼者呼为老兄，或称为长兄，呼文人为先生，呼军人为户长，或称曰长官。 ”

这一番话，全是一个父亲对幼子拳拳爱护的肺腑之言，哪里还有半点帝王的影子？

想了想，又嘱咐说：“万一得全，来报父母仇，无忘我今日戒也！”

然后才千般不舍地让侍从带走，，分送外戚。

看着三个儿子远去的背影，他悲怆万分地叹道：“尔三人何不幸生我家也？”

周、田二贵妃泪如雨下地对周皇后说：“大事去矣！”

周皇后顿首恸哭着对崇祯说：“妾事陛下十有八年，从不听一语，至有今日！”追着出去，拊着太子、二王，流着眼泪，千叮咛、万嘱咐，与他们诀别后，便恸哭着返回了坤宁宫。

崇祯自伤自怜，一壶酒喝尽，才举步走向坤宁宫，发现周皇后已经上吊自尽，遂老泪横飞，口中却连称：“好！好！”

十六岁的长平公主在一旁号哭不已。

崇祯垂泪叹道：“汝奈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挥剑，一剑劈向公主。

公主看见剑来，本能地以左臂一挡，臂被斩断，当即昏厥倒地， “未死，手栗而止”（《明季北略》）。

宫中一时大哗，人人均惊呼道：“皇爷动刀矣。 ”（《明季北略》）

崇祯“遍召所御妃嫔数人，俱亲杀之” ，其中的袁贵妃上吊绳断堕地，未死，崇祯往她的肩头连砍了三剑，三剑砍完，两手酸软。

将这些妃嫔悉数处死后，他又召来太监王承恩一起喝酒，酒毕，吩咐内侍各自逃生。

他换了便衣，手持三眼枪统，和王承恩一起走出中南门。

时已至三更，但见宫中内侍狼奔遯突，四下逃命，而正阳门城上，高悬着三盏白灯笼。

前日，他曾密召守城官，发每座城门备白纱灯笼三盏，吩咐说：“寇信缓急，自一至三，宫中望此灯为号。盖寇攻城，则悬一灯；攻城急，则悬二灯；城破，则悬三灯也。 ”（《明季北略》）

看着那三盏白纱灯笼，崇祯彷徨无计，想起成国公朱纯臣守齐化门，便想过去寻找，但有人告诉他，朱纯臣外出赴宴未归，于是叹骂而去，到了安定门，门坚不可启。

不知不觉间，天将曙矣。

五鼓时分，崇祯习惯性地走到前殿，亲自鸣钟，召集百官。

可是，这个时候，又有哪个官员还会来上朝？

崇祯看着空荡荡的大殿，叹息了一会，走进内苑，又登上了煤山。

在山上，崇祯叹道：“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如先朝靖难时，有程济其人者乎？”

随后又自言自语道：“想此辈不知，故不能遽至耳。 ”

山下的火光与天边的红光交汇，天色快亮了。

崇祯以发覆面，与王承恩双双在山上自缢身亡，留遗书于衣带中，云：“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

在中国历史上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由此宣告灭亡。

提得一提的是，那些对大明王朝的灭亡漠不关心的阁臣们，那些争着“晒穷”以躲避捐助的官宦们，那些抱定了“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心思的百姓们，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大明王朝灭亡后，迎接他们的，将是一段漫长的暗无天日的岁月。

那些官宦所藏着掖着的银子最终会被进入北京城的闯军掠得精光，那些官宦的肉体将会被闯军拷打得不成样子，他们其中的很多人因为满足不了闯军要求而被活活拷死。之前一毛不拔的大学生陈演受刑最惨，被牛金星“以二铁素贯其左右手，所至牵以自随，步稍迟，皮鞭乱下，身无完肤，竟诛死”（《明季北略》）

那许许多多的百姓所遭受到的是更为深重的苦难，无数人的家产变为飞灰，无数人的身体变成白骨，

曾几何时，为了支撑这个风雨飘摇中早已支离破碎的帝国，崇祯在原有赋税的基础上，加派了辽饷九百万，练饷七百三十多万，百姓痛骂崇祯是“重征” 。

辽饷、练饷、剿饷（曾议，未实施）等“三饷”的加派，成了崇祯一生的最大污点和罪证。

然而，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陈支平先生却说：“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

所有人都应该能理解到，在国家发生战争时期，适量的增加赋税乃是无可避免的。

满清入关之初，多尔衮曾大义凛然地指责说：“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 ”然而又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称“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 ”（《明清档案》第1册）

然而，真正的事实却是：这蠲免“三饷”的谕旨并未严格加以贯彻，除多尔衮边外筑城加派九省额外钱粮２５０余万两、顺治亲政命抵额粮，及顺治末一度加征练饷， “以前项辽饷在万历年间加派，故复照旧派征”（《明清档案》第1册）。

因此，明史学家顾诚在《南明史》指出“顺治十八年还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饷，加赋五百多万两” 。

加饷之外， “清军在征服中国各地的过程中， ‘大兵所至，田舍一空’ 。经济最称发达的江浙地区，更遭受异常残酷的焚杀和掠夺，扬州、江阴、嘉定、苏州、嘉兴、金华几个经济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杀精光”（《中国农学史》）

因为满州贵族对汉人的野蛮、灭绝人性的统治，中国各地的人口锐减，全国的耕地面积急剧萎缩，生产遭受空前的破坏，在北京附近以至山东、河南境内大量圈占的土地共达168至527顷，这还不包括牧场和各省六万多顷的驻防旗田。许多汉人被满州贵族强迫为耕奴。

根据《明代与清初耕地数的历史比较》一文统计，明代崇祯时期，全国人口约为两亿，而满清在康熙初期约为五千万，人口损失近四分之三。万历三十六年，明朝的耕地面积是1161万8948顷，等于11亿6189万多亩土地，而清代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数量是500多万顷，也就是五亿多亩。耕地面积损失过半。

这样的背景下，顺治九年征收的农业赋税为“2428万两白银” ，顺治十八年“为银2157万余两、粮648万石” 。

对比“万历初期‘两税收入实征白银266万7680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银一两，麦一石价银0.8两）。则两税收入可达2217万7358两” 。

也就是说，中国百姓以明代百分之五十的耕地承受比明代百分之一百还多的赋税！

大明王朝结束，华夏大地迎来的，将是一段极凄风苦雨的岁月……

《奏折上的晚明》全书完，谢谢各们读者的订阅。喜欢本书的朋友，敬请关注即将连载发布的本书续集《明灭》，覃仕勇为各位讲述南明那一段可歌可泣的血火斗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