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桂林梁家族学风的百年传奇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想象先人那种大家族的生活，那种三世、四世、五世同堂的经验。以伦理见长的中国文化在近代遭遇了考验，并迅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家庭、宗族伦理是跟王朝专制一样消逝了，但新的个人以上的文明单位——纵向的代际或横向的兄弟姐妹，并没有建立起来。即使那些一度最先进的中国人，如孙中山、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的后人跟他们似乎属于不同的种类。当代人所称谓的“官二代”、“富二代”绝大多数只是不知天高地厚或说不肖子孙的代名词。今天的中国人近乎失教，失去身心的归宿和认同。只有父子两代之间的传承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家教、家风，这是当代人的遗产，也是我们中国人仍得努力寻求人生的自我完善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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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中国的巨国规模和悠久的文化可以代替一家一姓的浅薄、粗鄙、无文，能够给失教的当代人以教化；更不用说，总有例外能给人以教育和示范。在传统家族向现代艰难转化的今天，我们考察这些家族，可以理解传统与现代变易最为深刻的道理，可以理解人生的诸种况味。广西桂林梁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纵贯数代而一脉相承的家族。

梁家籍贯广西桂林，到梁承光一代，听朝廷命剿捻军，最后在山西做官并卒于山西，留下妻儿。梁的儿子梁济只有八岁，家贫不得回广西，母亲带着他到北京讨生活。光绪十一年，梁济二十七岁，考中举人，他的父执多贵，而他不求闻达，直到四十岁才当官。

梁济的官职不大，口碑却隆。他自承：“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人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据说有赶驴车的看到他，居然叫他的名字，请他上车。《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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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逊位，共和建立，梁济辞职家居。民国的内务部总长一再邀请他出山，他拒绝，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易代变革，在人心中掀起的波澜是巨大的，对梁济来说，这一变易是难济未济了。他认为：“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 ”因此在民国元年，梁济就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

但梁济绝非愚忠，他清楚清王朝的专制腐败与积贫积弱，他的视野极为广泛，读过严复翻译的不少西洋名著， 1902年，友人彭翼仲创办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日报》，对这一新事物，他从物质和精神上也给予了不少支援。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后，梁济的态度是旁观。次子梁漱溟参加反清的京津同盟会，他只是以“谨身以俟大命可也”相劝，并未表示强烈反对。他自己则明确表示，内心“极赞共和” 。

因此，从他计划殉清，到实现，整整七年，他都在观察新的时代社会，他对民国寄予过希望，然而他失望了。他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 ，可借机舒缓社会矛盾。虽说“国粹莫大于伦常” ，不能轻易更改；但若使“全国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 ，则价值相抵，可以“不惜牺牲伦常以为变通之策” 。故“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 。但他痛心地说：“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梁济甚至知道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的自杀，也许他知道有人会称他为“梁疯子” 。他说，只有那些“注重须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国可以立，不专靠死板法律以为治”的人，才是“真能知我心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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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梁济六十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结果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11月10日，梁济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即今天的积水潭。他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

可以说，梁济绝非遗老，也毫不糊涂，他说：“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他自己如此通透：“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

遗憾的是，梁济这样的中国人在我们文化里如此罕有，他至今都被人们忽视。他的儿子梁漱溟认为，他有任侠、认真、不超脱等特点，这些精神个性也影响了孩子。但实际上，这个六十岁自我了断的中国人极为开通，他对友人、对孩子都是和蔼的、循循善诱的。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梁济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庄重的，平等的，又是尊重的。在梁漱溟的记忆中，父亲对他“完全是宽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 。他“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 ，他自己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 。

梁漱溟到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梁济不让他读，而让他学习《地球韵言》。年轻的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梁济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他的影响是有力的，使得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跟他一样，以至于在梁漱溟十七岁时，梁济赠其两个字“肖吾” 。

自杀前三天，已经下了决定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这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后的话。

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活下来，并开始了他传奇而高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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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跟毛泽东同年，他的一生也跟毛泽东结缘。冯友兰在他去世后写的挽联说：“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 ”上联即述其德业，下联则涉及跟毛泽东的缘分。

1918年，两人在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二十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泽东谈中国的出路，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毛泽东后来则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

梁漱溟没有进过大学，他是自学成才的。仅有中学文凭的他被蔡元培请到北大教印度哲学，三十多岁即在军阀韩复榘治下开展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的时刻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文献。前者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 ，宣称世界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后者则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 ，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他的自信被不少人斥为狂妄。 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这些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