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杭州城，半部江南诗

日出江花红胜火

能不忆江南

杭州自古天下奇，引天下诗人竞折腰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白居易《忆江南·江南好》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柳永《望海潮》

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可谓盛矣！——欧阳修《有美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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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白居易《春题湖上》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杨万里《晓出静慈寺送林子方》

杭州的姑娘，美吗？

不同的城市就如不同的人一样，总是会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如果把上海比喻为一个时髦、现代的摩登女郎，北京比喻为一个温和、典雅的大家闺秀，那么杭州则可看成是一个恬静、优雅的小家碧玉。

“小家碧玉”这个词，当初简直就是专门为杭州女人造的。若说杭州人称得上是中国人里的中国人，那杭州女人就应是杭州人里的“中国人” 。要把以地域划分的一群人用几个简单的特征概括出来，实在是很冒险。好在杭州的好多事情都可以到西湖上去找源头，譬如女人，我们可以说，你看西湖只有5.6平方公里，远看多像一个精致的小盆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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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会有烟波浩渺，不会有大浪淘沙，不会有怒涛拍岸，可是四季仪态不同，画舫游船不断，虽然没有让人眼目心胸激荡的壮观景象，波光云影变幻出的风景却也足以让你懒洋洋地一阵陶醉。所以杭州的女人也像一件精致的摆设，不会让你大喜，不会让你大悲，也很难让人心头留下刻骨铭心的东西，但自有她可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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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女人是慵懒的，但慵懒并不意味着怠惰。她们是品质生活的一部分，她们最明白—浪漫中的务实，或说，在务实中浪漫。在一些人看来，她们没有温州女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上海女人那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但她们很清楚自己只是女人，很多事都可以用女人的方式解决。经常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问我：杭州女人到底漂不漂亮？我的回答是：这也许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她们永远生动。

择水而居，西湖边上的风花雪月

有了女人，自然少不了爱情。杭州尤其是西湖，一个演绎着无数爱情悲喜的城市。如果说西湖是杭州的名片，那么在西湖边上所演绎的风花雪月的爱情则是杭州的灵魂。女词人朱淑真《生查子.元夕》中描述:“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 ”这是一幅多么让人心性摇曳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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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小与阮郁的悲欢离合，白娘子与许仙的惊天动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藕断丝连，柳永与风尘女子的缠绵悱恻，柳如是与陈子龙的情意绵绵……均发生在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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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湖在杭城之西，故名西湖。据史籍记载：远在秦朝时，西湖还是一个和钱塘江相连的海湾。耸峙在西湖南北的吴山和宝石山，是环抱海湾的两个岬角。日久天长，潮汐起落，泥沙在两个岬角淤积起来，逐渐变成沙洲；沙洲不断向东、南、北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一片冲积平原，把海湾和钱塘江分隔开来，海湾变成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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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西湖是以一个让文人魂牵梦绕、赞不绝口的姿态进入文学中的，白居易感怀“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春题湖上》) 。杨万里咏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晓出静慈寺送林子方》) 。围绕着西湖出现的大量《西湖竹枝词》都把西湖披上一套古典温雅的外衣。后来的人们一提起西湖，就难免不追随它的诗意场景，很容易回到古典文学中为西湖所积蓄的情感与精神上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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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人择水而居，要成城成市，或傍河，或临江，或靠海。杭州不用择水，是水选择了杭州，生成了杭州。她依着一条江，可去大海；她怀着一个湖，可孕青山；她还牵着一条内陆运河，可通京都。什么样的城市，可拥有这样近乎奢侈的梦幻水世界啊。所以，她的温润，她的从容，她的闲适气度，都由来已久。

那个苏轼，在这里他不必坚强

南宋俞文豹在《吹剑录》里记载：苏轼曾问幕下士：“我词何如柳七”对方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东坡为之绝倒。在我们看来，豪放派和苏轼已然对等起来。可是，豪放从来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武器。若不是心里有所郁结，有什么可放之于外的呢？一个人可以常常坚强，可以自我修炼得豪放，但总要有那么一个柔软的地方，可以一笔一笔地藏下他所有坚强过后的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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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杭州恰恰是这样一个可以躲避虚妄的、浪漫逃离的目的地。三十六岁，熙宁四年十一月，苏轼第一次来到杭州，一留就是三年，温润的风许诺，深翠的山许诺，碧玺的水许诺，在这里他不用故作坚强。这三年，苏轼的杭州是柔软的。杭州的苏轼，也是柔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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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似乎都为苏大学士量身打造，杭州的山山水水给了苏轼无限的宽慰——山总是藏隐士的。杭州的山都不高，出入自如，平易近人，这就避免了不可自拔的不入世事；水总是鉴明心的。杭州的水是勾留的，连而不断，宁静致远，这就将时间凝在了水里，避免了滚滚流水的伤逝催促。苏轼就是在这里衔觞赋诗，上访佛寺，下采民风，左采菱，右放歌。与其把它理解成一个中央放来的官员，我们更愿意把他采纳为新市民，他不仅是诗人，更是杭州的美食家，规划师，工程师。他的形象在杭州饱满了起来，生动了起来，与杭州融在一起。没有沉重的政治包袱，不必伤神于明争暗斗，一个真正的人在这里得到无需他人认可的神采飞扬。当然诗人的身份并没有因为其他形象的多元而改变，他的诗与杭州与西湖形成了共鸣曲，相互荣光。据有关考证，苏轼是从杭州通判开始填词的，可见这片土地给了他多少新鲜的空气和生长的空间。即使苏轼的词很棒，但我想再也没有比《饮湖上初晴后雨》更使杭州与苏轼的文采相得益彰的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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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句甚至已经成为了杭州印象里最通俗而空灵的描绘。读罢此诗，我总觉得苏轼把杭州当作自己的家一样骄傲地推销着，他说西湖的水好看，山好看，晴天好看，雨天也好看，他将西湖比作这世间少有的美娇娘，无论怎么看都不妨碍她的美，而且无论哪一款美，他都喜欢。这诗除了写景也和苏轼的境遇恰好相吻合，晴是他善良明朗的自由天性，雨是他怀才遇挫的淡然忧伤，但无论哪一个，无论以什么比例调和，无论是淡妆还是浓抹，那个苏轼都始终有自己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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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往常其他诗人写杭州西湖的诗那么绵软，苏轼笔下的杭州清新明丽，自然脱俗。他的豪放在这里得到了调和，故他在杭州所做的诗大抵都被我称作是清丽的豪放派，他的霸气和温柔中和，让人煞是喜爱。南宋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苏轼之诗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异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 ，苏轼留下的有关西湖的遗稿，正是介于绸缪和浩气之间，在其中走出了第三条路径。

这个柔软的而又洒脱的苏轼，比起喝着“大江东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他，这里我宁愿相信他是真洒脱，相信他纵历厄难，随遇而安，抱道守真，不负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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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些词句虽好，但总觉得那些词里他没有找到家，他在漂泊，他的乐观背后依然藏着“微冷”的无奈和哀伤。他不是那个地方的主人。他一生走了那么多地方，起起伏伏，贬谪再三，他在无数诗词的字里行间透露着克服的勇气，他要用豪放克服这人生一切的不平坦不公正。但这克服背后的挣扎真叫人不忍，他愈是豁然，便让人觉得他的伤口扯得愈大。

人生有一个好处，上天冥冥中总会暗暗地设下几个停靠所，好在下一次风雨前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即将来临的危险。危险确实来了，但诗人以诗的方式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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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五年，五十五岁，他又一次踏上杭州，这不再是一场单纯的邂逅，而成就了奇诗人与美江南的相互依恋。他修缮西湖、治理水灾、疏通渠道，他将对杭州的情谊化成了千古的功绩，千古的诗作。

那个苏轼，他不必豪放，他不必踌躇满志，他只要真诚地生活，真诚地快乐就好。他曾经累坏了。而他的杭州只要他快乐就好。归去来兮是西湖，杨柳依依的苏堤，肥而不腻的东坡肉……苏轼之于杭州，是习惯；杭州之于苏轼，是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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