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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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曾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和张香涛（张之洞）的合作。」此话让人寻味。

文｜息相吹

回顾清末革命史，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同盟会，最初把起义的重点放在了华南沿海和云南等地。革命党人多次武装暴动都以失败告终，但武昌起义，却在黄兴不在国内，无同盟会领导直接指挥的情况下，一炮打响。

辛亥革命的燎原之火，为什么在武汉，而不在更加富裕的东南沿海燃起？

孙中山和黄兴固然重要，但武昌及位于武昌的湖广总督府，未尝不是历史的另一条暗线：

事实上，无论是参加辛亥首义的湖北新军，还是遥控革命的同盟会元勋，都与出任湖广总督近二十年的晚清重臣张之洞有着紧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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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洞， 1837-1909

担任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曾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和张香涛（张之洞）的合作。」此话让人寻味。

学习日本，最合国情

如果稍微留意近代革命党的元老级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陈其美、蒋介石，不难发现其共同特点：革命活动都与日本密切相关。或是曾留学日本，或是在日本搞过革命。

对近代史稍有熟悉者，早已不会对日本人大力支持孙中山、同盟会的故事感到陌生。但革命党之所以能在日本吸收血液发展壮大，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当年的日本有着大量的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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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

这一切，都发源于张之洞掀起的晚清赴日留学潮。

晚清的中兴名臣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都是靠兵戎起家，但张之洞是个例外。在他早期步入仕途的数十年中，先后出任浙江、湖北、四川等地的学官，兴学育才、结交朋僚，为他日后兴办新学埋下了伏笔。

作为清末推动维新的重臣，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最知名的政绩是修铁路、办军工。但甲午惨败后，张之洞意识到清兵的落后不在于武器，而在于官兵的训练。

在战争中，日本人体现出的训练有素和器械精良，给中国军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人在打仗之前广布间谍，知彼知己。步兵作战时，地图完备，跋山涉水装备齐整，后勤无不周全。

主持过中法战争的张之洞，看出了中日人员素质的差异。此时的日本为了得到满洲的利益，也主动与中国修好。张之洞成为其重点游说对象，陆续有伊藤博文、近卫笃麿等政界要人，亲到武汉访问张之洞。

于是，张之洞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选派留学生赴日学习，尤其是政法和军事；聘请德国教官，效仿日本，训练新军：因为日本的军事训练，就是源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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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年，湖北枪炮厂仿德国88式毛瑟步枪并加以改进，即著名的「汉阳造」步枪，直到抗战时期都是中国军队的主要兵器。最初用于装备湖北新军，也是武昌起义中的主要武器

作为朝廷清流一派的领袖，张之洞此前对李鸿章对外妥协的做法曾激烈抨击，甲午战争期间更是激烈主战，甚至在议和后建言「废约再战」。但战败之后，其思想与做法都发生了相当的扭转。

在1898年的《劝学篇》中，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四书五年」，对出洋留学做出了充分肯定。

而在1901年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他明确力主学习日本。他认为，作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已经改良了西方经验；学习日本，最适合中国国情。而且日本路费便宜，文字相近。

1898年，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函请中国派200名中学生赴日本各学堂学习，并允支援经费。清廷经张之洞会商后，选派两湖聪颖子弟：湖北100名，湖南50名；赴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工、商诸学，揭开了两湖大批派遣留日学生的序幕。

之后，留日学生日逐年增多，日益成风。各级地方政府响应清廷号召，纷纷派遣学生赴日留学；一些中产家庭，也争相自费送子女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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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便是于1902年，得到官方赞助赴日学医

为了鼓励青年留日， 1902年，张之洞不仅将自己的三个孙子送到日本，还促使清政府在1903年，颁布留学归国学生的录用制度，授予一定官职。为当时的青年在科举之外，开辟了新的入仕途径。

当时有人回忆道：「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日本最多），其次就地投考学校，没有钱的就投入新军当兵。」这三条出路，皆出自张之洞。

如果说甲午战争之前，清廷向欧美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更倾向于实业，归国后办工厂、做科研，那么甲午之后的这批留日学生，则多学习政法、军事和师范。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希望通过学习日本的先进，从思想和军事上改变中国的困境。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后世印象里，留日学生更具有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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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瑾在给兄长的信中说：「今日世界某（谋）事，非知洋务不可；若能出洋留学数年，某（谋）事较易。」

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上奏，建议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同年9月，延续近1300多年的科举制废除。

科举制废除，对传统读书人影响巨大，这些士子只能另谋出路。这直接促成了1905年、1906年的留日高潮，人数分别达到了8000人和1.2万人。费正清说，这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蒸蒸日上，社会面貌一新。这批留学生踏上日本的国土后，看到日本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心理大受冲击。

当时日本，各市各町，无不遍设学校，即使穷乡僻壤，也有相当数量的学堂。留日学生比喻：「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鸦片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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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建立于1875年的三重师范学校，属于每一府县都设立一所的普通师范学校

湖南籍留日学生周家纯在一封信中说：「自入长崎以来，流连异土，百感交并，及达东京，益怦怦不能自持……昔日之师傅（指中国），不如今日之弟子。」

当时的日本也是维新派流亡分子的聚集地。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清廷秘密警察的追捕下，躲进日本使馆，后登上日本军舰，才死里逃生。

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报纸发行量位列中国本土第一。梁启超在报纸上谈民权、论时事，介绍西方民主学说。不少青年，当时就是通过《清议报》获得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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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亡日本时期的梁启超

除了知识文化环境，时代变局亦冲击着留日学生们的心绪。

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中国经历一系列动荡。戊戌变法失败，光绪皇帝被废，康梁等人逃亡日本。慈禧太后还闹出了支持义和团滥杀外国使节的闹剧，最终招致了八国联军入华，皇室仓皇西逃。

庚子拳乱期间，沙俄十万大军趁机占领满洲，侵害了日本人在辽东的利益。日本人转而拉拢英国和中国，以求对付沙俄。因此日本更为极力促成中国留学生赴日，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也逐渐被愈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引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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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入侵东北的俄国士兵

经过中国方面的交涉，又碍于英日同盟压力，俄国当时同意分批撤出满洲。但是到了1903年，俄国人并没有如期撤离。

1903年， 4月28日，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披露了俄国对中国的七项撤军要求（譬如其中一条，「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引起日本留学生界的震惊。

日本留学生群情激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留学生原来的同乡会和各种协会，纷纷组织起来抗议。

更是有留日学生组织起130多人的义勇军，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告其「留学生已编义勇队，准备赴敌」。其中有个曾被张之洞推荐到两湖学堂的学生，名叫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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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日时期的黄兴

但当时，清政府担心革命党从中作乱，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取缔。驻日本公使蔡钧向端芳致电说：「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200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

清廷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发动起义而后就义的徐锡麟、秋瑾，参加黄花岗起义的八位留日学生等诸多人物，都是在留日期间，接受了革命思想，并投身民族革命。

革命党人以日本为据点，编写了大量图书。其中，以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影响最大。

只用引用几句陈天华的《猛回头》，便可知道全文的主旨：

那满人，到今日，势消力小；全不要，惧怕他，失掉主张。那列强，纵然是，富强无敌；他为客，我为主，也自无妨。

排满和革命的宣传，极具鼓动性。这些小册子很快从日本留学生的圈子，流传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张之洞创立的两湖学堂和新军军营。

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

义和团运动以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改变。义和团运动让日本的政界人士认识到，清政府已经极度弱小；日本人可以利用清政府，扩大在华利益。

当时日本政界颇具影响力的犬养毅，就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亲日的稳定政权为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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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養毅（1855–1932），后任日本首相，在任上遇刺身亡

早在1897年5月，犬养毅就曾介绍宫崎滔天、坪山周、可儿长一三人考察中国秘密结社情况的任务。同年8月，宫崎、坪山两人在留日学生陈少白的居所首次见到孙中山。

由此，宫崎滔天成了孙中山革命道路上最重要的贵人。随后，他把孙介绍给犬养毅。 1905年夏天，孙中山从美国来到日本。由宫崎滔天牵头，留日学生专门召开空前盛大的欢迎大会，并向孙中山推荐了留日学生黄兴。

同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加盟者400人中，留日学生占大多数，在辛亥革命前，曾有300多位日本人追随过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为中国革命筹集资金，甚至亲自参与革命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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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与日本友人， 1901年。后排中立者即为宫崎滔天

但前面提到，日本的官方意图只是希望培植亲日势力。

以犬养毅为例，与孙中山私交甚密。孙中山最初避难日本，日本政府碍于与清政府恢复的邦交，不愿意庇护。在犬养毅对日本外相的游说下，孙中山以平山周中文老师的名义，在东京获得庇护。

但犬养毅始终还是从日本的利益出发，他多面下注，与清廷的诸多重臣、康梁的保皇派、孙中山的革命党，都有广泛接触。在日方看来，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1903年，犬养毅和大石正巳对中国进行了大约50天的考察，会见了庆亲王奕劻、袁世凯等实权派。

1907—1908年，犬养毅再次来华。通过考察，他看到了清末新政的希望，相信康梁未来是立宪后的第一大党，于是努力撮合孙梁合作。他对待革命党的政策不断调整。

但是，日人宫崎滔天、梅屋庄吉等另一派日本人则不同。他们崇尚孙中山的为人，欣赏他「天下为公」的理念，认为他能拯救中国乃至亚洲，所以义无反顾地支持其革命事业。

宫崎滔天自1897年结识孙中山，到1922年12月病逝，一直竭力援助中国革命。他帮助孙中山在日本驻足，与孙中山谋划惠州起义，促成同盟会成立，作为日本人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还亲自来中国参战。

孙中山的义兄梅屋庄吉，则与孙立下盟誓：「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

梅屋是日本的大商人，与政商界有深厚的关系。他一生将照相馆、电影业的盈利几乎全部投入中国革命，资金总额已是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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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夫妇

在日本民间，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希望帮助中国争取独立。留学生在这之中耳濡目染。

日本友人中岛裁之，曾于1901年在日本创办东文学社，六年间招收学生1767人。他甚至让留学生免交学费，自己千方百计筹款办学。他看到有留学生学习不努力，便认为是自己教管不严，用鞭子鞭挞自己，学生见此，自知羞辱，不敢再犯。

他们播下的种子，最终在武昌收获了果实。

回到武昌

革命党人最初希望在沿海依靠会党，发动起义。但会党成份复杂，山头主义横行，有的会党一面投靠革命党，另一面又投靠保皇派，把闹革命看成做生意的筹码。

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会员积极回国筹备，经过历次失败，黄兴、宋教仁等人将起义的重点放在了长江中下游。用宋教仁的话说：

一、革命之时机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争）；

二、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

三、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这所恃者（用政府军队）使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

宋的话，似有先见之名。湖北新军正符合宋教仁的看法。

这支新军，同留学日本的黄兴、宋教仁一样，同样源自张之洞。且因为张之洞的一系列举措，成了晚清受日本影响最深、留日学生最密集的一支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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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新军操练

甲午战后，张之洞最初在南京训练自强军，回任湖北后，转而成立新军。新军最初聘用德国教官，但是德国在1897年强占中国胶州湾，张之洞开始主张联合英日，对付俄德，于是开始聘用日本教官训练新军。

为了削减中国人甲午战后对日的仇恨情绪，日本参谋本部、军部等机构也频频派人来华游说，主动邀请中国方面到日本考察军事，且专程游说张之洞，向湖北赠送约百种军事书籍，其后更是积极接受中国武备学生留学。

自1898年，清政府开始派遣留日士官生起，至辛亥革命爆发止，中国共派赴日本留学的士官共九期， 656人。其中湖北共有九期112人，位列全国各省之冠，湖南共有8期， 66人，两湖地区占了很大比例。

这些留日士官生在日期间，受到启蒙思想洗礼，回国后则加入新军。同盟会得以轻而易举的渗透入湖北新军。

而张之洞亦对他们的活动网开一面，其中透露出这位清廷大员的微妙心绪。 1901年，庚子拳乱爆发。张之洞痛斥主政者颟顸愚昧，领衔与多位督府组成东南互保，抗拒朝廷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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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张亲自挑选赴日的武备学生吴禄贞等，宣传排满革命的事件。为打消朝廷的怀疑，张之洞对其他革命党人痛下杀手，对自己培养的革命留学生却百般庇护，学成后还极力拔擢。

吴禄贞毕业后，被张之洞委以新军要职，笼络其为亲信。吴禄贞乘机暗中传播革命主张，鼓动有志青年加入新军，还曾应黄兴邀请谋划起义。另一面，他的仕途一帆风顺，成为士官生中的第一个八旗都统和巡抚。吴对张之洞终身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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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起义爆发后，吴禄贞率新军第六镇屯驻石家庄，密谋易帜革命，截断攻打武昌的清军主力的后路，而后进攻北京，但事发前夕被部下谋害

1903年，「大湖北同盟会」成立，此后多次更名、重新组织，但始终致力于在湖北新军中宣传革命。革命党的中坚，此时不再是松散的会社，变成了同盟会和他们在新军中发展的留日军官。

这些留日军官在朝廷体制内本就属于维新派，与革命党人接触后，更是意气相投。而新军的士兵大半识字，有一定文化基础，陈天华《猛回头》等书籍得以在士兵间迅速传阅。

不知不觉中，朝廷所倚重以保卫大清的新军，就这样转变为了革命党起义的核心力量，直至武昌起义的爆发。

清廷困局和未完成的革命

对于张之洞而言，送青年去日本留学，是清政府的革新自救，但留学生越是开眼看世界，便越对朝廷不满。结果越革新，清廷权威越弱，但是不革新，清廷只能坐以待毙。

事后看来，晚清赴日留学潮培养的人才，却是给大清的棺材钉上了无数根钉，且直接引发了推动清朝灭亡的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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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起义革命军攻占后的湖广总督署，张之洞居住办公的旧址，化为断壁残垣

晚年的张之洞，对清廷的态度亦不乏动摇，其保护革命学生的动机，亦难以揣测。当时的革命党人，如孙中山、章太炎等，对其都有较高评价，黄兴甚至对其寄予厚望：

即如张之洞，亦知晓中国革命早晚不可避免，当他对现政府企图反抗之际，即是吾等能够实行革命之时。

辛亥革命前十年，这批留日学生在日本积极筹备革命。回国后，他们掀起了革命浪潮，没有再给清政府留下任何改良的机会。

然而旧秩序打破后，新秩序却无法建立起来。辛亥革命没有开启宪政共和时代，而日式的君主立宪，在中国演变成了袁世凯和张勋的闹剧。袁死后，中国旋即陷入了军阀混战。

曾经环绕张之洞、孙中山、梁启超等人的日本势力，再一次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仍将对这片土地的政治局势施加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开启历史进程的张之洞没有见到大清土崩瓦解的一天，于1909年10月病死。据年谱记载，在他死前三个月，曾与清廷主政者载沣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监国（载沣）以问公（张之洞）。公曰：「不可，舆情不属。」

（载沣）曰：「中堂，直隶绅士也，绅士以为可，则无不可者。」

（张之洞）曰：「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

（载沣）曰：「有兵在。」

公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主要参考文献：

黎仁凯, 钟康模 .张之洞与近代中国1999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2003

冯天瑜.张之洞评传.1991

石嘉.清末留日教育与资产阶级革命.2012

赵大超.犬养毅的对华认识与活动.2016

张隆.辛亥革命中的会党与新军.2007

孔祥吉.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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