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马来半岛⑥｜槟城：南洋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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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与哈尔滨很像。哈尔滨是俄国人建立的城市，槟城是英国人建立的城市；俄国人到来是基于铁路，英国人到来是基于航海；俄国人把沿铁路线称为中东铁路附属区，英国人则把槟城、马六甲、新加坡合为海峡殖民地；这两地都和中国人有关，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社区。与马六甲比起来，槟城的历史并不长，早期来自中国的航海家将这里称为槟榔屿（Pulau Pinang），但无人定居，直到18世纪，才有苏门答腊人到来居住。

槟城原本是吉打州苏丹的领地。在1771年，吉打苏丹同英国东印度供公司签订了协议，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权，换取对抗暹罗的军事援助。 15年后，弗朗西斯·莱特代表东印度公司接管槟城，命名为威尔士王子岛，他本人也就成为了这里的第一任总督，槟城1826年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首府。

到槟榔屿需要先到北海（Butterworth），然后坐渡轮到岛上。槟城的联合国世界遗产街区附近有很多民宿，还有免费的CAT观光大巴。槟城的首府叫乔治市，以英王乔治三世命名。

我在槟城的第一站是一座基督教墓园，在红毛路。这座墓园叫做红毛旧冢，红毛是东南亚地区过去对西洋人的称呼，指的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为主的基督新教国家的人，原本主要指的是荷兰人，但埋葬在这里的大部分是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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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毛路墓园。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这座墓园中埋葬的大多是殖民时代的英国籍士兵、水手和行政长官，包括基督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墓园中的死者大多死于热带地区的疟疾，因为城区开发大范围砍伐树木，导致热带疾病在城市中蔓延。有一些石柱型的墓碑，还有圣杯样式的，也有带有明显罗马式风格亭子的大型陵墓，但已经有些损坏了。在这座墓园中，还有一小片华人基督徒的墓，墓碑上是中文，他们是为躲避清末太平天国战乱而逃到槟城的，很多人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去世。

第一任总督弗朗西斯·莱特安葬在这里，他在1794年死于疟疾，他的墓葬上用英文写着“这墓碑下躺着的是开拓此岛的英国殖民者” 。我在墓园里还找到了一个人：托马斯·里奥诺文斯。托马斯本身不出名，但他的妻子安娜很出名，在托马斯死后去了泰国，成为了泰王的家庭教师，她就是电影《安娜与国王》的女主人公原型。

值得一提的是，墓地中还安葬着一些亚美尼亚人。他们18世纪跟随英国人来到槟城，故乡大多是波斯和印度，他们在槟城原本有自己的教堂和墓地，但在1906年被拆除了，墓地也迁移到了现在的红毛路墓园。

槟城还有一座更大的基督徒墓地，里面有更多华人基督徒的墓，这座墓在离城区稍远的地方。这片墓园中有一座墓，墓上面有一条狗的雕像。这座墓在网上很有名。据说是主人爱德华去世之后，这条狗趴在墓上面哀悼，不久也死了，人们就在墓上放了狗的雕像。

这片墓地里还有一座一战时期的墓，上面有黑色的海军船锚和十字架，用英文和俄文写着“致ZHEMCHUC巡洋舰的俄罗斯海军官兵，祖国感谢他们” 。这是一战期间在槟城发生的唯一一次战斗。这座墓是1970年代中期修建的，有88名俄国水兵牺牲在这里。因为战斗之后有两百多士兵被当地渔民营救逃生，所以俄罗斯使馆每年都要举行活动感谢槟城渔民。

走访了这两座基督徒墓园之后，我来到槟城的犹太墓园。这座墓园不大，里面埋葬的犹太人大多是当年来到槟城殖民地的犹太裔英军和家属，最早的墓是1835年的，最晚的一座是2011年的。守墓人是一个印度老人，他说槟城已经没有当年的犹太人后裔了，但偶尔会有以色列或欧洲的家属来看望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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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墓园

墓园中一部分墓是三角体，有希伯来文和英文的墓碑，还有大卫六角形，也有少量正方体的，有几座墓碑已经破碎了。守墓人专门带我去了一座犹太军官的墓，死者是一个隶属于英属印度陆军步兵团第九团的少尉，死于1941年10月9日，年仅22岁。

离开犹太墓地之后，我又去了槟城的日本墓地，在马来西亚著名演员、歌手比·南利的故居旁边。铁栅栏门上写着“日本人会共同墓地” ，里面共有56座坟墓，但墓地没有开放，无法看到深处的慰灵塔，只从门口看到里面有一座座矮小的长方体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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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墓园

按照资料说，只有门口一座陆军军曹的墓属于二战时期的日军，其他的都是明治时期（1887-1897）移民的墓，大多是佛教徒，能看到很多墓碑上刻着“南无妙法莲华经”和“阿弥陀佛” 。

离开这些墓地，我从岛内走向海边，经过了一座天主教堂，教堂旁边是槟城天主教区博物馆，里面有一座圣母圣子的雕像，圣母带着欧洲王冠，穿着一件蓝色长袍，那件长袍很有满洲风格，站在她膝盖上的圣子则是白衣红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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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饰风格的圣母圣子像

工作人员说，这个圣母像看起来很像中国人，是一个教徒捐赠的，问我认不认识，是不是来自我的故乡。我把照片拿给一位研究服装的老师，他说看起来圣母的衣服像一件清朝宫廷女性的衬衣，这种衬衣可以内穿也可以单独外穿。

在槟城教区的基督徒，一些是欧亚混血的天主教徒，大部分是葡萄牙后裔，他们的祖先可能来自亚洲的其他葡萄牙殖民地，跟随殖民者一起来到槟城。根据教区记载，当弗朗西斯·莱特船长来到槟城的时候，发现已有超过三千名中国人住在这里，以开矿和手工业为生，很多华人是基督徒，逐渐形成了中国教区。这些人一部分是太平天国时期逃难到这里的，其中既有平民，也有太平天国成员，还有一部分是躲避义和团运动的中国基督徒。

离开天主教区博物馆继续向海边走，港口区周围是槟城的老建筑区，有一座康华利斯堡值得去看看。这座康华利斯堡是1786年修建的一座星状城堡，以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查尔斯·康华利斯的名字命名，最初是木质的， 1808年进行重建改为石头城堡，但这座堡垒从来没有投入过实战。这里也是莱特船长最早在槟榔屿登陆的地方，城堡内还有莱特船长的雕像，在一棵槟榔树下面。据说没有人知道莱特真实的模样，所以这座雕像是根据他儿子的外貌做的。

在堡垒里有很多当年的大炮，其中有一门大炮叫Seri Ramdai大炮。这门大炮很传奇，最早是荷兰人送给柔佛苏丹的礼物，想获得苏丹帮助攻打马六甲，所以大炮上有一个VOC——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标志。后来这门炮被海盗夺走，再后来沉入海底，英国人想打捞这门炮，最后一个马来人潜水把大炮捞了上来，他要求在大炮上刻上古兰经的经文。当地还有一个说法，这门炮可以求子，甚至有女性来献花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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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华丽斯堡Seri Ramdai大炮

就在我到达槟城的半年前，这里还进行了一次考古挖掘，挖出了两尊大炮，上面印着字母“GR” ，也就是“Georgius Rex（乔治三世）” 。由于乔治三世在1760年登基，而在1877年的古堡地图中并没有显示这两尊大炮，所以考古学家认为，这两尊大炮也许会改写这座城堡的历史。

在堡垒旁边的海滨公园，也有一座战争纪念碑，除了和怡保的一样，有一战、二战、马来西亚独立、印马对抗和紧急状态时期之外，还有一个“SIAM-BURMA DEATH RAILWAY 1942-1945” ，指的是二战期间，日本为修建泰国-缅甸铁路，征用三十万东南亚战俘和劳工，有9万劳工和1.6万战俘死亡，因此这条铁路被称为死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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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阵亡俄国海军纪念碑

前面提到的华人基督徒在本地华人中依然是少数，多数传统华人社区中依然保留着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就是宗祠。第一批来到马来西亚的移民娘惹峇峇，逐渐融入了马来社会，但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第二批来到槟城务工和经商的华人，他们的融入意识并不强，相反更加抱团。

这一期间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中国福建省，为帮助新移民更好地定居下来，华人们成立了会馆，按照故乡的样式建造了宗祠，被当地人称为 “kongsi（公司）” ，开始形成自治社区。在英国殖民政府和本地马来人看来，这些华人宗祠类似帮派组织，因为经常发生宗族械斗，很难管理。

这些宗祠除了有“领事馆”的作用之外，还有更深层的社会使命，用来维系与协调不断扩大的宗族内部责任和外部社会责任。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宗族会馆变得越来越富有，建筑也更加华丽，开始在装饰和数量上攀比，正是由于这样的攀比，槟城才成为中国海外宗祠建筑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谢公司 (Cheah Kongsi)是槟城最古老的华人宗亲会所在地，除了作为庙宇及聚集厅堂之外,这座建筑还是几个帮会的登记总部。每个帮会占据庙宇的一部分，这使这里成为1867年爆发的帮派骚乱的核心地带。随着打斗越发激烈频繁，人们在这里和龙山堂邱公司之间，修建了一条秘密通道以便快速撤离。

潮州会馆(Teochew Temple) ，也叫韩江会馆（Han Jiang Ancestral Temple），建于1870年， 2005年翻建。会馆旁边有一座韩江学校，韩江就是潮州的母亲河，会馆有几块匾额分别写着“九邑流芳”、“帝德同沾”、“派衍韩江” 。

会馆内里有一块“槟榔屿潮州会馆纪略”碑，记载了这座潮州会馆的历史。上面提到潮州人从乾隆五十一年（1768年）就开始在槟榔屿移民开拓，到了道光十二年（1846年）有了第一座家庙。咸丰五年（1865年），在槟榔屿的潮州人，以潮州公司名义开始祭拜祖先，在同治九年（1870年）完成了这座家庙的修建。在民国八年（1919年），响应改革的浪潮，开始兴办教育，修建了韩江小学，之后家庙改成会馆，成立了马来亚潮州会馆联合会。

讲到槟城的华人，就不得不提及一个人——郑景贵，槟城共有两条街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是Lebuh Ah Quee ，一个是Lebuh Keng Kwee ，槟城侨生博物馆就是他的家。这座宅子是一座四合院，融合娘惹峇峇住宅风格，内院有一个欧式天使雕像喷水池，但背后的墙壁却是中式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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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混搭的喷水池

博物馆内收藏了大量有关娘惹峇峇望族生活的古董和艺术品，包括各种金器首饰、金漆屏雕，也有结婚礼服、女士的梳妆柜、绣花鞋嫁妆礼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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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生博物馆

郑景贵年轻时跟随父亲在马来西亚经营生意，到他40岁的时候，已经成为有名的华人富商，而他主要投资的就是霹雳州最兴盛的锡矿业。郑景贵努力调和各个矿工帮派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矿业的发展。

到了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内地一些背景复杂的人（主要是反对朝廷的帮派成员、走私商贩和海盗等）流亡到马来亚，对当地社会治安危害很大，侨民对此深恶痛绝，英国殖民政府又毫无作为。郑景贵以自己在华侨中的影响，与当局协力整治，从此声望更高。英国殖民政府任命他为甲必丹，华人事务都先由他处理。郑景贵的儿子郑太平于1921年也被任命为甲必丹，他是霹雳州最后一任甲必丹。

在博物馆里引起我注意的是郑景贵的照片和画像。他穿着清朝的官服官帽，带着朝珠，俨然一位清政府官员，他的夫人也是官员夫人的打扮。这是因为在清朝末期，政府需要大量资金用于战争赔款，所以放宽了捐官的政策，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也可以花钱买个虚衔。郑景贵就买了一个正二品的“资政大夫”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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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景贵画像

我不知道英国殖民政府任命的甲毕丹和大清国任命的资政大夫究竟哪个更吸引郑景贵，按照当地实权应该是前者，但博物馆中的照片和大幅画像，似乎证明这种母国政府的册封才是至高的荣誉，如果郑景贵是这么想的，那么其他的马来华人呢？

尾声

我从马六甲出发，途径吉隆坡、怡保、太平，最早到达槟城，探访这一路的历史遗迹。这其中有华人移民与马来人的关系，也有从葡萄牙人到荷兰人，再到英国人的殖民史。

作为东北人，我对发源自闽粤文化的马来华人的文化没有那么熟悉；而作为回族，对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人也没那么陌生；同时受电影的影响，我又对印度人兴趣很大。所以对马来西亚的这三个主要族群，我基本是投入了同样的注意力。

对于习惯了大一统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让我在马来复杂的族群和历史中理出一条主线是很难的，我试图代入我曾探访的东北、新疆或川西，来对比这种多族群地区，但发现这是个错误的思路。边区的概念本身意味着存在一个中心，而对于并不存在中心的地区，不能以这种文化边缘地带的角度去探讨。无论我们提到族群关系还是东西方关系，都不能带着马来西亚是亚洲边缘，甚至于马来西亚是中华文明圈延伸的观念。

从这一点上讲，我倒是更赞同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 。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时期到达并存续于马来半岛，带来自己的文化与信仰，也包含欧洲殖民者带来的文化与信仰，这一切共同组成了马来西亚社会。

而作为一个中国人，这趟旅行让我反思，之前一直想要找寻“边区”的思路是否合适。我们是否一直站在中心的视角看待边缘，总在寻找一种主体向外的延伸。也许我们可以把放下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去探索一个地区的自我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