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护理马叙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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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记忆丨护理马叙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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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与毛泽东

1933年，我从思候护士学校毕业，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做护士工作。 1942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协和医院一度解散，我就加入北京特聘护士协会，经院方介绍去给各医院护理重病号。

1958年5月，北京医院护理部主任林菊英同志向特聘护士会指名要我去护理马叙伦先生。她说：“马先生是民主人士，是民主革命中的坚强战士，是党的好朋友，必须精心护理，不得疏忽” 。我就来到马老的家里。

马老的病状是动脉硬化，脑软化。在我刚去的时候，他的神志还比较清楚，在我的扶持下，他还能在庭园里散步。到5月底，马老突然高烧，进入昏迷状态，送进北京医院抢救。经过三个月的治疗，马老退了烧，就回家休养。仍由我护理。 1960年左右，由于脑软化的发展。病人神经错乱，昼夜不睡，见人就恐惧紧张。半年以后，就进入半昏迷状态，连儿女都认不得了。

1970年初，马老因感冒转为肺炎，浓痰涌塞，呼吸困难，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大夫用嘴帮助病人排痰、呼吸，虽然效果不显著，但这种高尚的医德是十分感人的。在一切办法都失灵后，院方曾提议做气管切开手术征求家属意见，家属转而征询我，我认为病人已进入危急状态，作手术只是增加病人痛苦而已。院方也感到不能冒险，没有动手术。拖到5月4日，终于不治逝世。

在旧社会里，马老曾经因为和反动政府作斗争，两次被反动派打伤，伤及头部，发展到晚年头部剧痛，为了减轻马老的痛苦，我给他读报，讲笑话，用来转移他的注意力，但效果不大。我经常想到党的叮嘱，所以十二年如一日，始终尽心地做好马老的护理工作。

在我护理期间，北京医院和卫生部曾派人来马老家，对我的护理情况作了两天的实际观察。临走时，北京医院的大夫和我握手说：“你对马老的护理工作，为延长一个无法药治的病人的生命创造了奇迹。 ”我说：“这是党对我的要求，我应该这样做，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创造奇迹。 ”

马老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神志还没有昏迷时，经常和我叨念旧社会反动政府的腐败和新中国的兴旺景象。每次谈话时间不长，但使我受到很深刻的教育。抗战八年，马老困居上海，艰苦的日子折磨得马老体质衰弱，当时马老连素菜淡饭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下去，哪有钱去求医治病？今天党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相比之下，真有天渊之别。马老经常为病魔缠身，不能替党的事业多做些工作表示非常内疚。

马老久病卧床，身体失掉抵抗力，为了防止病源传染，平日只好拒绝别人探视。可是党和民进组织经常来人或来电话了解马老的病情。 1957年，马老病情转变时，陈毅副总理前来探视，当时马老尚能支持着和他谈话。 1958年5月的一天，马老突然高烧，在病情一度危急的时候，周总理又来到病房探视。在总理跨进病房的时候，我正戴着皮手套替病人从肛门里掏出粪便，臭气四溢，我很觉不安，可是总理却站在床前默默地注视着。总理问：“马老的心率多少？”我回答：“120跳” 。总理听后，立即走出病房找大夫询问病情。在听到大夫汇报的心率数和我说的不符时，总理就焦急地说：“你们要关心马老的病情。可不要马虎啊！”总理为党为国操劳，还在百忙之中来探视马老，这种精神使我非常感动。从这次总理来过以后，医院就派了专职大夫为马老负责治疗。

在马老卧床不起的时候，曾致函毛主席，请求政府撤回自己专用的汽车，缩小住宅规格，减少日常供应，以节约政府的开支。毛主席三次复信，嘱马老安心养病。并嘱有关部门照常供应，关切之情感人肺腑。

马老逝世之日，正是“四人帮”猖獗之时，但由于党的关怀，仍然为马老的逝世举行了追悼会，李先念、郭沫若等十几位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到会参加悼念仪式，并向马老家属表示慰问。周总理由于政务缠身，不能亲自参加，还派专人到马老家里向家属表示吊唁之意。

马老是一位革命家、教育家和著名的学者，我非常尊敬他。有一次我准备好了笔墨，把马老扶过来，我说：“您的字写的很好，给我写几个字吧！”马老非常高兴，他吃力地抬起颤抖的手，写下了他生前最后的手迹：“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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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记忆丨 护理马叙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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