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三国时期只有蜀汉没发生过大型的夺权事件？与多重因素有关

公元249年正月初六，司马懿趁着曹爽兄弟与曹芳到洛阳城南九十里的高平陵祭拜曹叡之际，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政变，当时司马懿迅速控制了城中的军备力量，并下令关闭洛阳所有城门，同时占据洛水浮桥，切断了曹爽等人的退路，并派出老臣游说曹爽。经过再三思考，曹爽最终轻信了司马懿的话，将手中的大权交到了司马懿的手中，至此，司马懿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独专朝政，魏国名存实亡。除了在曹魏外，东吴也有大型夺权的事件。公元252年，孙权病危，在孙峻的力荐下，诸葛恪被任命为托孤大臣之首，从此诸葛恪开始掌握东吴的军政大权。然而在公元253年时，同为托孤大臣的孙峻暗中联合吴主孙亮，将诸葛恪及其死党以赴宴为名诱入宫中，在宴会上将诸葛恪杀害。但让人奇怪的是，纵观蜀汉建国的数十年时间里，却并没有发生过大型的夺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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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蜀汉没有发生过大型的夺权事件，与君相劝分立，君臣各方权力分配妥当的内部体制有关；与蜀汉群臣正守节，不慕荣利的特性有关；与刘禅爱德下士，用人不疑的方式有关；与刘备鸿志丞相遗风的影响力有关系；与汉室正统的感召力有关系；也与蜀汉极端严酷，没有容错空间的外部环境有关系，在这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才形成了这股惊人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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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展开夺权的行动，无非就是趋利避害两种情况。在趋利这方面，夺权的可以为自己带来的利益包括社会地位，无上的权力与改变现状的力量。但由于蜀汉是有汉室正统的观念，以及先辈营造出来的主流价值取向，在夺取帝王或者将相的名号之后，夺权者没办法提高社会地位，反而会被人诟病，不仅如此，由于外部环境险恶，即便夺权成功，臣子也没办法有效的改变现有的力量与资源，反而很有可能断送了蜀汉的国祚，在这样的情况下，臣子注定是不会夺权的，再加上蜀汉的分权制度与刘禅的宽容，臣子即便不夺权，也能获得足够的权力实现自己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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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避害想来是臣子夺权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君主杀功臣的动机，只要君主疑心臣子，就可能将臣子诛杀，臣子在这样的恐惧下，只能通过夺权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然而在蜀汉却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毕竟分权制度降低了君臣间的权力冲突和威胁，更何况刘禅用人不疑，放手交权于臣，蜀汉的臣子秉心公允，不负君望，正因如此，蜀汉虽然只有先后两代君王，但这样的信任关系贯彻始终，臣子根本不担心会被君王怀疑而被诛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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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蜀汉也有一些热衷玩弄权术的小人，和一些试图挑拨君臣关系的臣子，比如李严就在北伐时期，挑拨过刘禅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黄皓也曾在刘禅面前说过姜维的坏话，但由于君主与大部分臣子之间的配合是紧密无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蜀汉有李严、李邈和黄皓之流，最终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些试图弄权营私者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正因为蜀汉更接近于汉朝之前经典政治体系的最佳运行状态，在蜀汉修其德，臣尽其功，萧规曹随，垂拱而治，因此蜀汉内部才没有出现大型夺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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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蜀汉这样的体制对君臣双方个人品质的要求都太过苛刻，后世几乎无法实现，因此蜀汉才会在后世有如此好的人气，同时在这样多重的影响因素下，蜀汉没发生过大型的夺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