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重大战争与国家灭亡：明末农民战争

一、明末北京之战概述

明朝末年，自然灾害异常严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加之明朝政府的严苛赋税，使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陕北农民不得不铤而走险，进行起义。从天启七年（1627 年）陕北农民起义开始，到崇祯十七年（1644 年）初，李自成已经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农民起义席卷全国。之后，李自成发兵对明王朝进行最后一击，二月，在山西进行宁武之战，夺取太原。三月初，京师屏障大同、宣府也相继攻陷，起义军剑指北京城。从 1644 年 3 月 17 日李自成兵临城下，到 3月 19 日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固若金汤、守备森严的北京城，在短短不到三天的时间很快被攻陷。甲申之变，也标志着统治中国近 280 年的明王朝瞬间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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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之战明朝灭亡的原因

首先，由于灾荒严重，大量无业流民随从农民军起义，保证了军事上兵力的充足。明朝末年，尤其到崇祯年间，自然灾害十分严重，北方连绵不断的旱灾蝗灾，使陕北、河南普通百姓几乎挣扎在生存线之间。崇祯十二年到十三年间， “己卯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又蝗，仅能种而禾实不稔。 ”农民因为受到严重旱蝗灾害，大都颗粒无收。这种状况也引起了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流亡满道，骴骼盈野。阴风惨鬼怜之青，有全村泥门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数百者，有食雁矢、蚕矢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 ……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 ”饱受饥饿的普通百姓大都为了生存，不得已而揭竿起义。而此时正值李自成进军河南，大量饥民和流民选择加入农民军，进行推翻明王朝的斗争。这时充足的兵源对李自成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在农民军和明王朝战争白热化之时给农民军注入一颗强心剂，更在必要时借流民渴望生存渴望温饱的迫切愿望，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战斗力。然而这对内忧外患的明王朝来说，是极其致命的打击。明王朝在最后阶段没有趁灾荒之年征兵增强自身战斗力，而将广大的流民推向了对立的农民军。明王朝最终因无法解决好灾荒兵源问题，使自身走向了灭亡。

其次，实施“均田免粮”政策，保证了农民军队战斗积极性。 “均田免粮”四字，看似只是为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赢得民心，实质上此举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军的战斗力。久而传颂的“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反应了“均田免粮”政策在当时受到了普通百姓极大地欢迎，而在更深层次上，受招募加入农民军的普通百姓子弟，为了保卫“均田免粮”的胜利果实，往往会比以往更加卖力，这在实质上提高了农民军的战斗力。这就使农民军与明军的实力发生了实质性改变，胜利的天平逐渐倾向了农民军，明军的围剿计划遭到根本性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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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均田免粮”的基础上，李自成为了维持军队的正常开支与运转，向明朝权贵阶层发起了“追赃集饷”的斗争。所谓“追赃集饷” ，就是向各地明朝官员、封地亲王、土豪乡绅征讨饷银以维持军饷开支。据记载，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抵达关中地区， “请乡绅输助，多三四十两，或三五两，惟举人免输。 ”“追赃集饷”的举措不仅将明朝核心集团人员的财富据为己有，极大地补充了农民军的军饷和物资，并且将军费捉襟见肘的明王朝最后的军费来源几乎斩断。从“惟举人免输”来看，李自成在赢得普通民众的支持后，又寻求知识分子的支持，这又在士人层面上瓦解了明王朝的根基。由此可见，李自成集团对明王朝的威胁是全面巨大的，涵盖了社会各阶层，从军饷到军队士气，都逐渐占尽了优势。

再次，正确的军事战略政策实施。李自成在打下关中、河洛地区之后，并无贪恋一时之地，而是从山西一举北上，直捣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这就使调集大军围剿农民军的明军几乎扑空。而在此时，明朝政府在军事策略上犯下了致命错误，他们低估了农民军直指北京的雄心。关宁铁骑正在山海关镇守，与虎视眈眈的清军隔关相望，而另一路明军主力被调入内地围剿农民起义，北京的守备形同虚设，俨然成了一座空城。到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顺军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将各地明军守备击溃，行至北京，兵临城下，开始攻城。

最后，明朝军队的腐朽和不堪一击。在当代史学工作者的研究中，大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事实上明王朝在最后关头，局势还是可控的。在军事层面上，若采取得当措施，明王朝至少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灭亡。其一，在农民军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面时，明廷本可实施鼓励地方团练的措施来御敌防卫。事实上，鼓励地方官僚乡绅团练来进行剿灭起义军，效果要远比从远方调集而来的正规军效果好的多。因为李自成的“追赃集饷”政策直接使地方官员和乡绅之利益和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若能将其发动助剿，地方团练的战斗力则会大大提升，清王朝正是借曾国藩等地方团练之力一举将太平天国起义平定。崇祯十六年，有中央官员上书提出借乡绅之力恢复故土， “乡绅士民，宜令纠集壮丁，各建恢复故土之策，如有功效，一体叙推。 ”但崇祯帝对此举措并不十分赞同，理由是团练一旦兴起，日后恐无法有效节制。

然而，到崇祯十七年，农民军已经逼近北京城，崇祯皇帝才迫不得已号召募集乡勇作战，保卫国家， “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议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 ”但时机已晚，此举并无实质作用，这也成了明王朝在灭亡前最后的苦苦挣扎。鼓励地方团练，是从基层上铲除农民起义的最好方法，由于崇祯帝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等待明王朝的只有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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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崇祯末年，明王朝尚存在着战斗力极强的关宁铁骑，当京师受到威胁时，若将在边防守卫的精锐部队调回勤王，农民军未必能将北京城顺利拿下。因为在日后的战斗中，无论是山海关之战还是入关随清军追缴李自成起义军，吴三桂的关宁铁骑都显示出极高的战斗力。正当农民军打破山西防线，向北京推进时，朝中就有大臣向崇祯帝进言， “孤悬二百外，三面皆绝域，守御极难。且寇氛日迫，三辅震恐，则撤兵归守关门，挑选锐士西行遏寇，亦救乱之一策。 ”“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 ”面对农民军逼近的严峻局势，崇祯皇帝命令内阁大员进行讨论，但大臣们因怕日后承担弃辽东之地的罪名，皆不敢提调回边防精锐之策， “廷臣皆以弃地非策，不敢主其议。 ”直至三月，李自成率军突破山西，北京兵临城下，崇祯帝才慌忙下令吴三桂率部回京勤王，但吴三桂部军队庞大，行军速度十分缓慢，行至山海关时，李自成已经攻破北京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王朝宣告灭亡。由此可见，任何好的军事制度，军事策略，归根到底皆有人来控制，若一个朝廷各自为政，内斗不断，腐败横行，其走向灭亡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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