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交方针是怎样确立的？（一）

导语：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交方针是怎样确立的？（一）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印度——英国之间的三角贸易日益发达。中国出口茶、丝到英国，英国商人则从印度运鸦片到中国倾销。因鸦片战争而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在广州取消对外国人的限制，增开了四个通商口岸。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个条约是“新曙光” ，但费正清却认为这只不过是“夕阳残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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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清政府之所以签订这个合约，以后又分别同美法签订条约，其指导思想是希望实行传统的“羁縻”政策。从欧洲国家向东方扩张开始，便开始要求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是清政府在1 757年关闭了除广州以外的所有通商口岸。最初西方国家如葡萄牙、荷兰等国往往迁就清朝“天朝自大”心理，以“朝贡”的名义来广州通商。这种办法既能适应上层的理论与法规，又能符合下层的事实与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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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英国于1 793年派马戛尔尼、1816年派阿美士德到北京同中国政府谈判开始起，西方国家试图缓和清政府对外国人的严厉约束。由于在华夷之下没有平等的外交礼仪，藩邦向中国朝廷所行之礼与中国内廷如出一辙，这是西人不能接受的。中英冲突的根本原因当然不是礼仪问题，但在形式上实际表现为两种国际观的冲突。广州制度既然是中西交往的唯一途径，那么清朝官方也必然要把华夷宗藩秩序贯彻于其中，一切中外贸易和交涉程式，都要体现华夷秩序的尊卑仪制。中英《南京条约》订立后，作为清朝最高决策者的道光皇帝，对英国的态度是力图维持条约规定的范围和现状，小心翼翼地维持国内的安定局面。但从1 843年起，道光皇帝的对外态度发生了变化。之所以发生认识上的转变，是由于广东这个特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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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中西方交往的窗口，而长期在广州任职的官员们也慢慢对时局产生了新的看法。其中耆英上折，认为应该对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区别对待，毕竟各国来华贸易是难以抗拒的。建议道光皇帝对列强区别对待。道光皇帝决定采纳官员的意见，一来这些官员长期任职广东，熟悉夷务，二来也是为了保护清朝的利益不受侵犯。标志着清政府在《南京条约》订立后对各国采取“俯顺夷情”又“示以限制”的总体方针开始确立。从这一对策方针的特定历史背景来说，它一方面反映了清政府对外采取妥协的方针，以获取和平的环境来自保的心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清政府不甘心被列强所奴役的愿望。所以“俯顺夷情”只是手段， “示以限制”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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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从1 843年中英《虎门条约》订立起到1845年上海第一个土地章程产生，此时清政府的外交策略基本上是以“俯顺夷情”为主，而在条约谈判中又“示以限制” 。这是出于维持和平安定的国内环境和协调各列强的利益考虑的结果。但是，当时局发生变化后，道光皇帝的对外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1 845年后，随着广东“反入城”斗争的胜利展开，道光帝开始向“示以限制”的一端倾斜，尤其到1 849年“反入城”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中枢上下都沉浸在“夷人之无能为，民情之大可持”的状态中。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开始从初期以“俯顺夷情”为主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趋向强硬。 1851年咸丰皇帝继位后，接续道光帝后期的政策，把“示以限制”外交政策推向极端，于是清王朝的对外政策进到了僵硬而缺乏弹性的阶段。这种僵硬和缺乏弹性，在叶名琛1 848年起任广东巡抚、1852年署理两广总督的对外交涉中都有着更为清晰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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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何意义上讲，两广总督叶名琛都可以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1 852年8月，叶名琛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兼理中外通商事务。历任两广总督是清政府指定专办对外通商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他们作为对外政策的执行者，理所当然地成了体现皇帝意向的代表人物。因此，从这时起到叶名琛被俘为止，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叶名琛是唯一合法的与外国人进行交涉的官员。这一时期内所发生的中外交涉事务，清廷都谕令各地官员设法劝外国使臣回广州与叶名琛商办。而叶名琛的对外态度,亦可体现清政府对外政策之一斑。叶名琛署理两广总督兼办中外通商事务前后历时五年，这一时期，叶名琛办理的中外交涉事件主要是“反入城”斗争和两次“修约”谈判及应对“亚罗”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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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人看来，叶名琛此时的对外政策是僵硬、顽固不化的。因此，他们将“亚罗”号事件的发生部分地归因于叶名琛的“绝之太甚”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外交方针在于力图将中外交涉纳入到传统的外交体制当中。因而，叶名琛是清政府外交政策的法定的具体执行者。从这点看来，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似乎叶名琛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