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见之书丨中国过去的军事样态

【高见之书】

栏目主持：张弘

聚焦

高见之书丨中国过去的军事样态// //

《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

作者：（美）欧阳泰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1月

内容简介：中国是怎么在18、19世纪丢掉优势，让位于西方的？本书通过聚焦于火器战争，试图解释中西大分流这一问题。很多著作中一直广泛流传一种说法：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没有把它用于战争，也没有多少技术创新，所以火药技术裹足不前。黑火药传到西方后才被欧洲人开发应用，改变了世界军事格局。欧阳泰认为这是一个“文化迷信” ，实际上，早在火药技术传入西方几个世纪之前，中国就研究了火药的多种用途，有军用的，也有民用的，技术创新也未曾中断，明朝甚至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火药帝国” 。 1550—1700年，东西方在军事技术上实力相当，直到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中国处在一个战争数量下降的“平靖时期” ，而欧洲经历了一连串激烈的战争，中国和西方的军事模式才分道扬镳，出现“军事大分流” 。

欧阳泰不仅着眼于中国，而且有意把亚洲、欧洲的军事史也纳入讨论，不单追问为何中国被西方越落越远，还要追问为何西方和东亚分流改道。欧洲的军事发展并非一条简单的轨道，中西两方都互有影响。在任何情况下，军事现代化的动力都不该被狭隘地理解为西方化。世界史上的这一进程为火器时代的所有国家都留下了痕迹。

欧阳泰：中国过去的军事样态

平分秋色的时代还是让位于军事大分流（Great Military Divergence）， 1839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多次痛击大清帝国，让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是什么让中国落后至斯？一部分原因当然是英国的工业化，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过程。我们必须认识到，大清的军事发展已经停滞。为什么？缺少实战。到18世纪中期，清朝已经建立了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完成过的功业：使中北亚的蒙古人和突厥人臣服。自其威加俄国，大清再无北方边患。海上国界亦是平靖，所以从1760年到1839年，几代国民没了严重的外来威胁。内患—叛乱和起义—依然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但比起中国的早先历史，这一时期可算是“免除”了战火。此时中国军队军纪松弛，军事革新缓慢。

大清的平靖（Great Qing Peace）可以从图表1看出，该图显示的是1340年到1911年间中国和西欧发生战争的频率。把战争数据制成图表不太容易，需要万分小心，但一旦对照其他定性和定量的文献加以印证，这样的图表就能帮助我们观察到重要信息。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中国和欧洲1350年到1700年的战事样态是何其相似。虽然中国的战争数量在1368年和1644年这样的朝代更替中达到峰值，但1350年到1700年期间更为显著的特征是欧亚双方高频率的战争。 1450年到1550年中国相对安宁。

但是，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初，中西的样态就有显著的不同了：欧洲经历了一连串激烈的战争，而中国的战争数量下降并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这是战争中的相对安宁—或者我们可以叫它“平靖时期” ，从18世纪中期一直持续到1839年。这一时期绝少战争，朝鲜和日本也经历了相同的情形。清史专家正确地指出，这一时期也发生过重大的武装冲突， 1800年左右更是有一些格外严重的内乱，但对外战争几乎绝迹。数据显示，在平靖期间，就算是有武装叛乱，相较120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也都不太常见。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虽然欧洲的18世纪要比17世纪有更长的和平时间，但18世纪的战争更加激烈，尤以18—19世纪之交震撼欧陆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为最。那么也就无怪乎在平靖时期，中国的军事革新停滞不前，而欧洲突飞猛进，后者在大威力的新式火炮、火枪、军队组织结构和战术上都取得了进展。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早期军事大分流发生之时，正好也是中国给西方人留下庞大落后、裹足不前印象的时候。查尔斯·狄更斯在参观了一艘中国舰船之后留有此说：“第一艘中国帆船就照此型而造，几千年过去了，最新下水的中国帆船依然如是，直有负千百年的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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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欧洲和中国战争年表

实线表示中国，虚线表示欧洲。欲知本表详情、其所用数据及其佐证数据来源，以及使用方法，见附录2 。数据来源于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史》，卷二；以及杜普伊，《军事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

中国沉稳而老旧，似乎给活力迸发、正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西方以负面的形象。今天，一些学者仍在发表和一个半世纪前的狄更斯同样的争议言论，比如：“在唐宋（618—1279）的早熟之后，（中国）再无积累性的创新。 ”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只有两个阶段发生了停滞：1450年到1550年是轻微的停滞， 1760年到1839年是显著的停滞。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解释这两段军事停滞的原因时必须小心谨慎。传统主义学者爱把停滞归罪于深层文化和制度上的特性。他们认为，中国为保守、封闭所苦，受文化自大心理和儒家之害。我们或许会认为，这种观点出自保守派的学者，他们多数信奉“多元文化主义会摧毁西方各国的独特性” ，实际上类似看法在军事史著作中大为流行。不过，我们在后文中就会看到，中华帝国的君主和官僚对火药和火器是非常着迷的，他们大力创造、改进和革新，其中就包括当时最著名的儒家学者。这些学者研究火器，测试武器，试验产品，尝试设计使用它们的战略、战法，并详细地记录了这一过程。一旦外国人—比如越南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拥有了更有效的技术，中国人都要对其进行研究和改进，且往往殚精竭虑，不计代价。

中国历史上只有某些时段是不鼓励军事革新的， 1760年到1839年的大清的平靖时期是个显例。在这一时期，儒家学者理所当然地把精力集中于非军事事务上。当1839年战争再次降临中国时（19世纪中叶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破坏力最强的），儒家又一次站在了军事革新的最前端。他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比人们以为的更为卓著。

确实，一个把全球国家视为战国的有趣观点是，系统地采用大为先进的技术和工艺的现代化，不是在19世纪突然降临东亚的。正如其他学者假设，那是一个长期的、深刻的过程。第一批火药武器是公元900年到1300年东亚诸国在战争中互相习得、演化出来的。它们流出了东亚—可能是被交战中的蒙古人和他们的盟军带走的—于1320年左右在欧洲生根，然后迅速开枝散叶，反过来出口回中国。明朝在16世纪早期起用了葡萄牙人的火炮（cannon），中期起用日本和葡萄牙的明火枪（arquebus），到了17世纪又起用先进的西方火炮（artillery）。一位学者称，使用这种火炮是中国的第一次“自强运动” 。这种做法确实卓有成效，中国火炮技术在某些方面领先了欧洲火炮。火枪帮助中国军队击败了欧洲17世纪的两大帝国—荷兰和俄国。不独中国，从马拉喀什到江户，世界诸国采用新技术，革新新技术，互相传播着技艺。

要求进一步现代化的观点启发了中国，他们终于在现代开始寻求现代化了。中国19世纪的自强运动总体上是被看作失败了的，但是实际上， 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和日本是亚洲实行现代化改革最成功的两个国家。人们很容易把亚洲的现代化看作是“追赶” ，虽然他们正在缩小差距，但是欧洲人自己也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有国家都在追赶英国，并且随着变化愈烈，每个国家都拼命保持着和对手的实力对比。就是19世纪科技领域独步世界的大英帝国，也同样经历着革命性的变化。

诚然，欧洲国家占得先机，但中国和日本的军事能力迅速赶了上来。日本的巨大成功显著地体现于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当中。它击败了中国，但它的胜利与其说得益于超卓地掌握了蒸汽动力、熟稔了枪炮和战舰的制造（中国人首先造出了蒸汽轮机， 19世纪80年代造的战舰都比日本更加精良），倒不如说是归功于中国的政治瘫痪。晚清的中国古旧老朽，而日本活力高效。打败中国十年后，日本又击败了另一个生锈的帝国—沙皇俄国。日本舰队中还有十年前缴获的中国舰船。

中国在现代的虚弱很显然不仅仅体现在1895年败给日本，而更体现在1850年之后近一个世纪无止无休的消耗战中。这些不应被视为现代化失败的症候，而是一个古老主题的最新变奏：改朝换代的震荡。这种震荡无一例外伴以高频、激烈的战争，内部的叛乱，外来的侵略。改朝换代同样也伴随着军事、技术和政治制度的革新。

任何情况下，军事现代化的动力都不该被狭隘地理解为西方化。世界史上的这一进程为火药时代的所有国家留下了痕迹，不仅仅是欧亚大陆遥遥相望的东西两端，它们中间的部分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虽然本书不会考察它们。我只想勾勒出一个二元框架，以期它为一部真正的全球军事史做出贡献。

摘自《从丹药到枪炮》，作者欧阳泰为埃默里大学东亚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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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书有力地证明，仙人并没有完全超脱于凡俗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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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詹姆斯·奥特森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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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理解斯密的参考书，简洁、精要而不失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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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对列奥·斯特劳斯不必过分推崇，本书可作为学术研究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