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赵匡胤重文轻武,是对五代乱世矫枉过正吗?

本文节选自《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作者：方震华，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九色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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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世纪前半期，由于朝廷缺乏足够的实力来执行政策，君主即使敬重文臣，也很难扩张文臣的影响力。就像在前面章节提到的，后晋皇帝石敬瑭虽然敬重冯道、桑维翰等文臣，但他不能有效进行文治改革。不过，自北周时代开始，文臣的力量便随着中央权威的提升而扩展。由于得到皇帝越来越多的敬意与信任，文臣在决策过程中的涉入也日益加深，他们得以更坚定地说服皇帝听从他们的意见。冯道在显德元年（954）与后周世宗争论其亲征刘崇的计划时，所采取的批判论调，便是一个例子。世宗宣称：“昔唐太宗之创业，靡不亲征。 ”冯道则应道：“陛下未可便学太宗。 ”世宗又回说：“刘崇乌合之众，苟遇王师，必如山压卵耳。 ”冯道则语带挖苦地回答：“不知陛下作得山否？”作为一个历仕四朝、经验丰富的高级官员，冯道从来不曾以如此尖锐的口吻来劝诫君王。冯道展现的前所未有的气魄，部分反映出后周皇帝给予文臣较多尊敬与容忍的事实。

另一个反映文臣力量扩展的现象，是文人精英设法阻止武臣担任需要文学才能的职位。显德六年（959），当世宗拔擢具有胥吏背景的武官魏仁浦（911～969）出任宰相时，文官因为魏仁浦缺少进士科名而加以反对。尽管他们的反对无效，此事仍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是文臣集团自裴枢于唐天祐二年（905）被朱温处死后，首次敢反对武臣出任高阶文职。随着文臣势力的扩展，对某些官员而言，文职也较过去更值得珍惜。例如，魏丕(919～999)在柴荣镇守澶州时担任司法参军，他在处理司法案件时审慎明察，受到柴荣的赞许。柴荣即位为帝后，改派魏丕担任武官，但魏丕不愿接受， “自陈本以儒进，愿受本资官” ，柴荣则以“方今天下未一，用武之际，藉卿干事，勿固辞也”拒绝此一要求。魏丕的态度说明了，即使在后周时代，军事仍为国家发展的首要考量，但对儒者出身的官员而言，文职实有其吸引力。

尽管后周皇帝提升了文臣的权势与地位，文武势力间的许多重要变化仍要到赵匡胤即位后才出现。赵匡胤对文臣的态度与后周皇帝不尽相同。尽管柴荣想要重建一个官僚政府，他对文人精英的信任仍有所保留。柴荣倚重李穀、王朴等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文官身份，而是因为信任其所具有的才能。当这些官僚没能达到柴荣的预期时，他会毫不犹豫地重新任命武人取而代之。柴荣在讨伐南唐时，将李穀的军事统帅任务移交给老将李重进，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柴荣对于官员的出身背景毫不在意，也展现在他提拔魏仁浦出任宰相一事上。当文官们争辩缺乏科第的魏仁浦没有资格当宰相之时，柴荣坚持此一任命，回应道：“顾才如何耳。 ”也就是说，他看重的是魏仁浦的才能，出身进士与否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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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柴荣，赵匡胤倾向于将手下官员截然划分成两类：文官与武官。赵匡胤将文臣视为一个独立群体，认为他们比武臣更有处理政治议题的能力与资格。一方面，赵匡胤坚定地相信读书能使人具有政治实用性，他在担任武将时曾对后周世宗说：“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 ”由此可见，在取得帝位之前，赵匡胤已认为知识素养对于任何官员都十分重要，武臣若欠缺知识，则将无法以正确的方式统御百姓。他成为皇帝后，对文人顾问这么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 ”此外，赵匡胤手下博学的文臣更让他了解到学术的价值与重要性，促使他宣告：“宰相须用读书人。 ”

另一方面，赵匡胤认为读书人没有太多政治野心，即便偶尔会出现贪腐的行为，也不至于像武人那样造成严重的混乱。宰相赵普曾对赵匡胤论及后晋宰相桑维翰的贪财行径，匡胤回应道：“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认为像桑维翰这类的文人眼光短浅，即使贪图财物也很容易被满足。这也显示赵匡胤相信，将权力交付给文人要比倚重武人更为安全。产生此种信念的原因不难理解，五代时期没有一场政变将文臣送上皇位。正因如此，赵匡胤曾公开宣告自己对文臣的偏爱：“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 如前章所言，贪婪暴虐的武人节度使造成的后遗症，成为五代的既定印象。受到这个负面看法的影响，赵匡胤相信，若要建立政治稳定以及朝廷与地方间的新关系，必须以文臣取代武人在地方上的权位和职掌。

由于两位后周皇帝的努力，宋太祖所继承的中央政府已由文臣掌控。为了抑制武人权力，太祖进一步分割了中书与枢密院的职权：前者主掌民政而后者负责军政，这两个机构通常被称为“二府” ，此一称呼显示了政治权力的分割。中书的最高职位宰相，逐渐成为文官的专利。对于武将和出身吏职的官员，枢密使是他们所能获得的最高职位。由于枢密使的职任范围现已缩小至军事议题，武人介入行政事务的可能性也因而骤减。

宋太祖改革的主要目标，在于继续削弱武官对地方政府的控制，特别是那些任职于北方的节度使。他们之中有部分自后汉或后周时期便出任节度使之职，有些则是在太祖统治初期被委派，以补偿他们自愿从朝廷或禁军要职引退。为了避免引发一连串的人事异动，太祖并没有大规模裁撤这些节度使，而是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夺取他们的权力。在心腹文官赵普（922～992）的建议下，太祖剥夺了地方自治的关键要素：节度使的军权及财权。太祖下令各地节度使将他们最勇敢强健的士兵迁调至禁军，此举让地方军在质与量上都产生了衰退。在财政事务方面，朝廷指派文臣至节度使区担任转运使。除了地方行政上的日常开销，太祖要求所有的地方收入皆应运往朝廷。节度使与刺史因而不再拥有庞大盈余供应他们自己的花费。在限制了他们的权力之后，太祖逐步地减少了节度使的数量。当节度使过世或卸任，朝廷往往不再指派继任者，而让这个职位就此消失。节度使权力的急剧衰微，在护国节度使郭从义（908～971）的抱怨中表露无遗。自后汉时代便担任节度使的郭从义，有感于入宋后自身权势的衰微，在乾德二年（964）对下属说：“从义龌龊藩臣，摧颓如是，当为英雄所笑矣。 ” 过去权势显赫的节度使，到了北宋成为“龌龊藩臣” ，可见宋太祖对于地方官权力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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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各州刺史的权力，太祖也采取两个办法加以削弱。一方面，当一位刺史过世或奉命执行其他工作时，太祖会委派一位带有“知州”职衔的文臣去处理该州的行政事务。太祖对于这些新派任的地方长官十分信任，例如，开宝七年（974）太祖将德州刺史郭贵调任为权知邢州，而指派文臣梁梦昇作为德州“知州” 。梁梦昇到任后，开始禁止郭贵的族人、侍从的各项非法行为。为了报复梁梦昇，郭贵向武将史珪（926～986）求助，当时史珪任职禁军，受太祖的倚重以打探宫外之事。史珪因而向太祖报告：“今之文臣，亦不必皆善，只如梁梦昇权知德州，欺蔑刺史郭贵，几至于死。 ”史珪的诋毁却引来太祖的反驳：“此必刺史所为不法，梦昇真清强吏也。 ”随后太祖下令宰相将梁梦昇的官位擢升为左赞善大夫，并继续在德州任职。太祖不经调查即赞赏梁梦昇的作为，反映了他正仰赖文臣削弱武官在地方行政上的影响力。

另一个削弱刺史权力的做法是指派朝臣担任各州“通判” ，亦即州级行政工作的监督者。乾德四年（966），朝廷下令各州长官的命令必须经过通判的签署才能生效。在通判的制衡下，刺史不再能够独断专行。不过，尽管太祖利用上述方法来削弱武官在地方上的权力，但在推动上采行温和渐进的方式，使得这整个过程不可能在其任内完成。当太祖过世时，仍有一批资深将领继续担任节度使，管辖二至五州不等的区域。许多州府，尤其是沿边各地，仍由武人刺史统辖。要完全限制武人的政治影响力，以及扩张文臣势力，有待太祖的继任者。

太祖于开宝九年（976）驾崩后，他的弟弟赵光义（939～997）继承其位，成为后来的太宗皇帝（976～997年在位）。太宗曾任职于后周军队，并在太祖篡位一事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太祖即位的一年后，光义被提拔为开封府尹，且越来越深入地参与了朝廷的决策。开宝六年（973）被封为晋王之后，赵光义成了朝廷中最具影响力的官员。得益于深厚的权力基础，太宗得以在其兄突然过世时，宣告自己继承皇位，即便太祖从来没有正式将他指定为继承人。

如他的兄长一样，太宗相信书本知识能够在政治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曾经对官员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相信读书对于国家统治具有实用性，太宗不仅将阅读当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更鼓励臣下们效法。在太宗心中，搜集图书是建立理想政府的第一步。因此他不断通过赏赐钱财或官衔鼓励百姓献书给朝廷。当国家的图书馆累积了庞大数量的书籍时，太宗便下令对其中的大部分书籍进行校勘与出版。太宗对学术的推动具有很务实的目的：让他与臣子掌握蕴藏在书籍中的统治原理。太宗既坚信文学素养在政治上的实用性，乃援引更多文人进入政府服务。

促使太宗重视文治与文臣的另一因素，则是他充满争议性的即位。身为皇弟，他违反了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传统。更重要的是，太祖从来不曾正式指定继承人，是以太宗缺乏可信的说辞去正当化他不寻常的即位。因此，他与太祖旧臣之间有某种紧张关系，促使太宗焦虑地巩固皇帝权威。延续了太祖扩张中央权威及削弱地方势力的政策，太宗进一步削弱武人出身节度使的权力。太宗即位的第一年，即将七位武人节度使免职，且只授予他们高阶官衔，而无任何具有实权的职位。对于悬缺的节度使，太宗不再指派继任者，让节度使的数量进一步大幅缩减。太平兴国二年（977）八月，朝廷下令仅存的节度使只能统辖本州，而将其他的属州纳入朝廷的直接管辖范围。因此，尽管还有一些节度使存在，他们的影响力已等同一个州的知州，还要接受转运使的监督。武人刺史的影响力也大幅减弱，因为太宗持续派遣朝廷官员出任“知州” ，以取代他们的权力。即使是边区刺史也有部分由文官出任。例如，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指派了八位文人官僚出任北部边境沿边的“知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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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太宗倾向倚重与自己有私人联结的官员掌管政府。在他以晋王身份出掌开封府时，延聘了许多文人与武官作为其幕僚。即位之后，这些潜邸旧人陆续被拔擢担任重要的职位。不过，这些过去的僚属在人数上仍然有限，要想拥有足够且堪信赖的官僚，势必要广纳贤才，而太宗选择的取才管道是科举制度。自8世纪开始，科举就被认为是读书人晋身仕途的重要途径。具有进士科第的文臣享有较好的升迁机会及社会地位。及至9世纪，进士出身者已在高层文官中占有多数。由于许多唐代官僚仍在10世纪前半叶的北方王朝中任职，进士出身者仍在文官里保有特殊的地位。正因如此，这些官员喜欢在各种公共场合炫耀他们进士及第的身份，在后唐曾居相位的李琪（871～930）就是一个例子。他在晋升成为高官后，常于座位旁放置一个刻有金字的牙版，上面写着：“前乡贡进士李琪。 ”

由于地位特殊，进士出身的官员形成了具有独特伦理的集团。比如说，进士会视录取自己的考官为“座主” ，而以“门生”自称。即使某位“门生”日后获得比“座主”更高的官位，但他的“门生”身份并未改变，仍须视昔日的“座主”为师长。因此，科举中第者的私人伦理，可能会超越既有政治的上下阶级之分，这反映出他们建基于科举制度上的强烈集体意识。因此，科举制度不仅延揽了擅长文艺之士进入官僚体系，同时赋予了部分文臣一个形成自我群体认同的符号。

宋太祖清楚地了解到科举制度的重要性，也倾向以此强化皇帝的权威。他下令禁止科举及第者以考官的门生自称，并从开宝六年开始亲自在宫廷测验考生，决定最后录取的名单，形成皇帝主持“殿试”的传统。通过这两项措施，皇帝自己成为所有中举者的“座主” 。皇帝与科举及第者的师生关系，使得当时称中举者为“天子门生” 。因此，通过科举制度，皇帝创造了与新进官僚的私人联结。对于太宗而言，这套系统完全符合他的需求：既延揽善文之士进入政府，同时又和他们建立私人情谊。

太宗即位后的三个月，亲自主持科举考试，总共录取了五百多名考生。如此大规模地授予科举功名是前所未见的，而且太宗立即授予及第者官职。让数量庞大的文士通过科举，且立即担任官职，成为太宗文治政策的一项特色。在他统治的二十一年里，太宗总共录取了5802名考生，其中包括1478名进士。进士科考试名列前茅者尤其受到重用，部分官员在取得进士功名的十余年后，便位居参知政事或者枢密副使。在皇帝的支持下，拥有科举功名者，与太宗之前的幕府成员，在端拱元年（988）之后掌控了中央政府。这个事实显示参与科举考试是争取政治权力与地位最快速且有效的途径。想要获取官职的人也因而倾向放弃了其他途径，例如从军或成为吏员，而专心准备科举。省试的应举考生因而在太宗朝大幅增加。太平兴国二年，五千三百多名考生参与太宗首次举行的省试，到了雍熙二年（985）参加省试的人数增加到一万多人。在此情况下，文艺素养再次成为政治文化中的核心价值。

由于对政事的旺盛精力与热情，太宗成为一名极度勤勉、想要亲自掌握所有行政事务的皇帝，他无所不在的权威成为统治时期的一项特征。、此情形下，在皇帝身边的官员们变得很有政治影响力。太宗不仅资助学术研究，他自己也投身其中。在政治事务之外，太宗喜欢集合高层文官一同讨论读书心得，并从事诸如作诗或书法等文艺活动。太宗经常赠予文臣他的诗作与书法，以展现自己与他们的亲密联结。这些文化活动不仅提升了能文之士的地位，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比如说，当皇帝与他的文臣们讨论历史时，统治原则经常成为他们的主题。文人官僚能借着这些机会，说服皇帝相信他们立基于儒家学说的政治理论：强调文治及民生的重要性。由于皇帝对民政事务越加留心，文臣的影响力也很自然地赶上了他们的武人同僚。

太宗与文臣的紧密关系，导致武官被疏远。尤有甚者，太宗在他的武人臣僚面前，从不讳言他对文学素养的喜爱，因为他相信即便是一名很好的军事统帅，也需要读书。太平兴国八年，太宗在任命潜邸旧人王显担任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时，特别对他说：“卿世非儒门，少罹兵乱，必寡学问，今典掌万机，固无暇博览群书。 ”特别赐予王显《军戒》三篇，要他熟读。这显示太宗既想重用王显出掌要职，又担心他的军人背景使他缺乏足够的学识，乃嘱咐他读书。到了淳化三年（992），太宗召集禁军的高阶将领至秘阁饮宴、观书，因他想要让“武将知文儒之盛也” 。在此情势下，武人逐渐意识到，具备军事才能的价值与武官的政治地位都趋向衰落，因而有所不平。武将曹翰（924～992）在写给太宗的诗中，正体现此种感受。某次太宗在宫廷中宴请群臣，却只要求文臣赋诗庆贺。曹翰告诉皇帝，自己幼年时也曾学诗，太宗笑而答曰：“卿武人，宜以刀字为韵。 ”曹翰援笔即书：

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

曹翰在诗中抱怨，当年习武从军，所建立的功业使自己厕身名人之列。现在自己的臂力仍足以拉开硬弓，眼力尚可以辨视阵云，却是无事可做，只能在秋风拂过庭院时遥想过往荣光，而不敢面对早已高高挂起的旧战袍。对于武将而言，写诗向来不是他们展示自我能力的方式，现在却必须借此在皇帝面前表达心声。在新的大环境里，武人的黄金时期早已成为过去，而必须面临被儒学、文艺同化的压力。

讽刺的是，尽管曹翰对自己晚年的遭遇颇感不平，但当他在淳化五年（992）过世时，文臣王禹偁私下写了一首诗，批判曹翰一生的作为以及朝廷给予他的各种礼遇。在诗中，王禹偁宣称曹翰出身微贱，只是靠着攀附后周世宗而得以执掌兵权。曹翰在作战时贪财好杀，犯下诸多罪行，却享受富贵荣华直到老死，朝廷并给予各种死后的哀荣。王禹偁感叹，相对于曹翰，儒者得到的待遇与俸禄都显得微薄。由此可见，尽管在北宋初年，武人的权势与待遇已大如前，但仍然拥有足以让文臣钦羡的名利。王禹偁对曹翰的批判，反映了北宋初期武臣仍有其影响力与一定的政治地位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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