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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李治安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演讲时间：二〇一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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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安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前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历史组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元史及政治制度史的实证研究，著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元代行省制度》《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忽必烈传》《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等。

马可·波罗（1254年—1324年）是中世纪伟大旅行家，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游记》在西方人描绘中国的书籍中最为渊博精彩，影响流传也最深刻久远，某种意义上充当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碰触的先驱和桥梁。

然而，有关马可·波罗来华及《游记》，近百年来不乏质疑和争论，我们的这次讲座，主旨就是概略介绍学界对此的研究成果，并希望厘清马可·波罗来华史实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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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威尼斯马可·波罗故居附近的水道(2014年摄) 。新华社发

马可·波罗来华原委与《游记》问世

马可·波罗出自意大利威尼斯城波罗氏。祖父名安得利亚·波罗，伯父马可，父亲尼柯罗，叔父马菲奥，俱以商贸为业。伯父马可相继在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的索尔得亚经商及设货栈，他的两个兄弟又继续向东经营发展。为纪念伯父，尼柯罗的儿子马可·波罗袭用了老马可的名字。

时值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三次西征，蒙古四汗国占据了亚洲中部、西部及东欧部分地区，其嫡孙忽必烈还在东亚建立起元王朝。尼柯罗、马菲奥两兄弟利用东西方交通大开，于1260年从威尼斯负贩商货，东赴君士坦丁堡、索尔得亚、钦察汗国都城萨莱和察合台汗国的不花剌，最终于1265年首次抵达元朝的都城上都，受到优礼接待。不久，两兄弟奉忽必烈之命出使罗马教廷，联络请教皇派百名教士东来等事宜。因旧教皇去世和等待新教皇选出，尼柯罗、马菲奥兄弟于1271年携马可·波罗踏上回元朝的旅途。同行的两名传教士中途畏难西退，马可则跟随父、叔继续东行。 1275年夏抵达元上都，向忽必烈汗复命，并呈递教皇复信等。 1260年—1275年他们两次来华的路线，基本是汉唐陆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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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的《游记》资料图片

据马可·波罗所述，忽必烈汗对尼柯罗、马菲奥兄弟不辱使命并如约东返，颇为赞赏。又见马可聪慧谨慎，甚是宠爱。多次派他出使各地，皆能尽职尽力，报告详明，大汗感到满意，故给予诸多优渥待遇。于是，父子叔侄三人在中国生活了17年。

波罗一家久居东土，思念故乡心切。恰逢伊利汗君主阿鲁浑的元妃卜鲁罕逝世，阿鲁浑遣三位使臣到元廷求娶卜鲁罕的同族女。 1291年初，马可·波罗父子叔侄获准随同三位波斯使臣护送17岁的阔阔真“公主”赴伊利汗国完婚。他们从泉州港航海两年多，到达波斯，完成护送任务后辗转回到威尼斯。他们离华返程路线大抵是唐宋以降的海上丝绸之路。

回到故乡威尼斯后的第二年，马可·波罗参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不幸被俘。在狱中，马可口述东方旅行见闻，由同狱的比萨城小说家鲁思梯切诺整理，于1298年撰成《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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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波罗像资料图片

马可·波罗《游记》以记述忽必烈时期的中国蒙古、中原、江南、西南、西北为重心，还用一些篇章描述日本、印度、波斯及非洲等国的情况，内容非常丰富，几乎包罗欧洲以外的东方世界，故又名《寰宇记》。

《游记》问世以来，流传甚广，版本和译本达数百种之多。马可·波罗被公认为中古伟大旅行家，中西交通的友好使者。一部《游记》架起了西方人认识、了解中国及东方的桥梁，西方人知中国必先知马可·波罗。此后的哥伦布寻找和发现美洲新大陆，就直接受其诱导驱动。公元13世纪，以丝路为通道的中西交通大开，成就了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马可·波罗来华及《游记》又是700多年前陆地丝路和海上丝路空前繁荣的最有力历史见证。

关于马可·波罗来华及《游记》的百年学术争论

马可·波罗来华及《游记》虽然是中西交通的划时代事件，但早在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后于1298年刊布《游记》并宣扬一系列东方奇特见闻之际，因其威尼斯商贾出身，在中世纪基督世界中人微言轻，社会信赖度偏低，不少人就曾对马可·波罗的描述表示怀疑。甚至在马可·波罗临终弥留之际，一些亲友还要求他痛加忏悔，马可·波罗断然拒绝，声称所言尚不及见到的一半。

后来，怀疑说仍在持续。特别是16世纪西方传教士大批东来，看到明清“闭关锁国”政策下日益衰败的中华帝国，与《游记》的描述以及与大航海时代的西欧相比，反差颇大，故而对马可·波罗的负面评价或偏见陡然上升。

最近一百多年时间里，国内外一批优秀学者纷纷加入到马可·波罗来华及《游记》真伪的讨论，其中不乏亨利·玉尔、伯希和、杨志玖、柯立夫等学界泰斗。持肯定说和持否定说的争论长达一个多世纪，且延续至今，学术与社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早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著名学者亨利·玉尔在《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就指出，《游记》中有多处遗漏，如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鸬鹚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文字等。书中还有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成吉思汗死亡及其子孙世系等讹误。这些批评是严肃和中肯的，也并没有影响亨利·玉尔对《游记》的整体信任与杰出的翻译工作。

不过，由此开始，中外学界讨论马可·波罗来华的第一回合序幕拉开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外相继出现过颇节、张星烺、束世澂等“马可即元朝廷枢密副使孛罗”的说法，旋被学界否认。上述对马可·波罗在华身份的误判，明显属粗疏比附，但背后也隐含着学者们的某种困惑。因为在素有“汗牛充栋”之誉的中国史籍内，居然未能寻见马可·波罗的名字和事迹，这不能不令当时的中外学人不安。

1941年夏，在西南联大攻读研究生的杨志玖，无意中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经世大典·站赤》中一段相关记载，撰写并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该文比勘考订《站赤》公文中“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的三位使者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与《游记》中提及的Oulatai、Apousca、Coja完全相同，进而考证出《游记》所述马可·波罗伴随蒙古公主自泉州离华和经波斯返威尼斯是真实的，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杨氏还订正马可·波罗离华时间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西方人说的1292年初。这一揭示是汉文记载中迄今唯一可见马可·波罗在华行踪的考证与研究， “替《马可波罗游记》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受到向达、顾颉刚、汤用彤、傅斯年等学界专家的很高评价。

不过，由于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相对隔绝，许多西方学者没能及时看到杨志玖的这篇论文。令人欣慰的是，法国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虽然在晚年疾病缠身，但他仍旧在《马可波罗游记注》“阔阔真”条中，巧妙地利用哈模《伊儿汗史》和多桑《蒙古史》对合赞汗的记事等西方资料，同样考订出马可·波罗离华是1291年，此考与杨志玖的年代考订等不谋而合。 1970年，英国学者鲍埃勒发表论文《拉施特与法兰克人》，又揭出波斯文《史集》有关合赞汗在阿八哈耳城接见阿鲁浑汗所遣自中国迎娶卜鲁罕元妃同族女阔阔真的火者等使团且与阔阔真成婚的原始记载，进一步印证和支持了杨志玖的考证结论。

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柯立夫发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综合评价了杨志玖、伯希和、鲍埃勒三位学者各自独立的研究，特别详细介绍并肯定了杨文的考证发现。由此，杨志玖最先考订马可·波罗来华真实性的杰出贡献，逐渐被国内外学术界所承认。因杨志玖与伯希和、鲍埃勒等协同探究，某种意义上树起了马可·波罗来华之肯定说的“大旗” 。

1966年，德国学者福赫伯撰《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交往》，列举《游记》中扬州做官，献抛石机攻陷襄阳，未提茶叶和汉字书法等疑点。认为波罗一家是否到过中国，还是个没能解决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述，类似的质疑早已出现在19世纪末亨利·玉尔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针对这些问题与怀疑，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持肯定说的学者与怀疑-否定说的第二回合讨论就此展开。

1982年初，杨志玖发表《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聚焦“马可·波罗懂不懂汉语”“马可·波罗是否做过扬州总管”“《中堂事记》的发郎国人是否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三个议题，就亨利·玉尔、颇节等争议的马可·波罗的语言文字能力、在华身份和相关汉籍史料等热点，作了中肯而有说服力的论证。

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翻检《游记》全文，检出某些矛盾和可疑之点，发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提出马可·波罗只到过元大都，有关中国其他各地的记述皆系道听途说。 1982年底，杨志玖撰《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一文，与海格尔商榷。他考订马可·波罗奉使云南、波斯、印度以及镇江、福州、苏州等城描述，找出了一些在中国南方的行踪内证，雄辩证明历史上的马可·波罗不仅到过中国北方，也到过南方。

1992年，蔡美彪发表《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17年间，既不是作为旅行家或传教士，也不是作为色目官员居留中国，而是一名色目商人，亦即作为斡脱商，在中国各地以至南海诸国从事商业贸易。《游记》只讲各地见闻，很少讲他本人的事迹，可能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中国文献中不见他的记事，可能也是这个缘故。马可参与扬州的商务管理，充当使臣随员奉使哈剌章和印度，均可从其斡脱商身份得到合理解释。这是继枢密副使及扬州总管说被推翻后解读马可·波罗在华身份且取得突破的重要论文，有力回应了怀疑-否定说的相关不实之词。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肯定说学者与怀疑-否定说集大成者伍德的第三回合讨论，更为激烈和精彩。

弗兰西丝·伍德博士又名吴芳思，长期担任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是擅长四合院等建筑研究的“中国通” 。她于1995年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该书以专著的形式出现，所引参考书97种，除导言、结语之外，正文包括十五章，洋洋大观，集怀疑-否定说之大成。其观点依然基本承袭怀疑说，即依然重点质疑“记载失误”“记载遗漏”“汉文文献无正面记述”三个基本方面。之所以称其为集大成，又在于该书不仅使以往一些较为笼统、模糊的提法更为明确、更为系统，而且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又取多种前人说法为其所用，使其论说较为充分，趋于成熟。还将怀疑说更深入一步，由怀疑走向否定。该书被译为法、日、德、中等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议论。

为澄清是非和端正视听，杨志玖先发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 1999年又撰写《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与伍德等展开新的一轮论辩。该书驳论分为五部分：1.“旧话重提” ，回顾怀疑论者的论题及失误与缺陷。 2.以“否认确据”为题，指出伍德一书对“站赤”所载马可·波罗离华史料不能全面认识；兼述“王著杀阿合马事件”在《游记》、《史集》、《元史》中记载的异同及价值，并指出伍德的理解偏差。 3.重点谈《游记》的“版本问题” ，认为用版本不同来否定马可·波罗书真实性的方式，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4.“漏载释疑” ，对伍德指摘《游记》漏载的瓷器、印刷、汉字、茶叶、缠足、长城等物，逐条予以阐明论证。 5.“结语评析” ，澄清伍德对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资料来源等误解，并强调两条为《游记》所独有而未见于西方同期的关键史料：元朝法律笞刑数目和马薛里吉思在镇江活动。 “若说是抄自波斯文指南，试问，哪有如此内容丰富的指南书可抄？”用反证法证实伍德观点的不可靠性，明确回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

在此前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罗依果1998年发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评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针对其马可有关蒙古公主到波斯嫁给伊利汗阿鲁浑的故事是“从其他材料中借来的”的说法，直接引用伯希和和罗沙比的论说予以反驳：伯希和已说过“波罗关于阿鲁浑派遣的使团的详细描述是完全可信的”；罗沙比在《剑桥中国史》中也评述：“诸如此类的怀疑都已被杨志玖永久地否定了。他最终证实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曾经到过中国” 。还指出，伍德所云“马可应用波斯语地名说明他可能是根据波斯语来源写的” ，是没有根据的。同年，黄时鉴、龚缨晏发表《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兼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针对伍德着重抨击的漏记长城问题，明确指出：秦汉长城时至元代时绝大部分已荒芜残破为遗址，仅出现在元人诗文咏唱及地理文献中。是时可以看到的是与长城不同的“金界壕” 。而作为中外普遍重视的主要景物或中国象征的明长城，是晚至百年之后才修筑的。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没有提到长城，合乎情理，也很正常。此外，还有黄时鉴撰《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1993）和《元代缠足新考与马可·波罗未记缠足问题》（2011），大卫摩根《马可波罗在中国与否》（1996），陈得芝撰《马可波罗补注数则》（1995）和《从亦黑迷失身份看马可·波罗》（2009），等等。这些文章也不约而同地反驳了伍德等的怀疑-否定说。

值得一提的是， 2000年夏，杨志玖在天津南开大学发起并主持了“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 ，特意延请伍德博士等前来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并登坛阐述主旨观点。与会中外学者从广度与深度上提供了不少雄辩而有说服力的证据，推动了马可·波罗来华研究的纵深发展。譬如克罗地亚的安东尼奥·西蒙内帝《百万：马可波罗绰号的交互影响——数量单位及其著作》，瑞士米歇尔·汉斯《重建马克波罗的旅行——传说与真实》，意大利保罗·利贝拉里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元上都》，等等。伍德博士则向会议提交了当年公开发表的《马可波罗的读者：抄本复杂性的问题》，坦言并非否定马可·波罗来华，只是提出一些疑问，希望学界关注马可·波罗抄本的复杂性及累积增添。这一轮世界范围内马可·波罗研究论争的主要代表人物莅临会议，各陈己见，互相交流，使马可·波罗来华问题在论辩中逐渐清晰明了。

焦点、真相与展望

通观国内外学界百余年来的马可·波罗研究与争论，肯定说与怀疑-否定说论战的焦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游记》若干漏记或误记，其基本记载真实与否？二是马可·波罗在华的身份究竟为何？三是如何看待中国文献中找不到马可·波罗的名字，他是否真正来过中国？

争鸣是学术繁荣兴盛的永恒动力，真理愈辩愈明。经诸多学者的反复辩驳乃至据理论争，马可·波罗来华问题达到越来越多的共识，真相也逐渐大白于天下。

《游记》确实存在对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鸬鹚捕鱼、人工孵卵等漏记或误记，甚至有夸张吹嘘之处，但多半有尚能解通的缘由背景。毕竟《游记》是旅行记而非史书，无须过度苛责。况且《游记》还提供了大量颇为翔实甚至是独家记录的可贵资料，故称得上记述基本属实。

至于马可·波罗在华17年间的身份问题，他大抵是色目商人，亦即斡脱商，兼做奉使随员及宫廷随从。其难以进入中国文献，也合情合理。

杨志玖、伯希和、鲍埃勒三学者业已利用汉文《经世大典·站赤》和波斯文《史集》等考订并找出马可·波罗离华的确定行踪，其来华随之确有其事。中国文献中找不到马可·波罗的名字，确实是一个遗憾，但因其记述较多翔实或属“第一手” ，大醇小疵，不足以妨碍马可来过中国的真实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世纪论争”中，马可·波罗来华史实得以厘清，学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应感谢怀疑-否定说的拥护者，因为正是他们的论说， “逼迫”蒙元史和中外交通史专家，高度重视一切对《游记》的疑问，最终把马可·波罗来华研究搞得更深刻更透彻。

因此，我们也要呼吁诸位专家学者，进一步做好马可·波罗研究的“科普” ，更多地运用通俗方式，向大众传媒宣传介绍最新研究成果与真相所以然，以便让更多关注此事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进一步理解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

展望今后的马可·波罗研究，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团队正积极翻译《伯希和游记注》，值得期待。令人欣喜的还有，德国傅汉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盐和税收方面的新证据》（2013）和马晓林《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2018）两部力作，相继面世。他们能够运用多种语言史料，能够在英美法德意俄日等国范围内开展直接对话和交流合作，能够打通马可·波罗的汉学研究与文献学研究两大学术圈，颇具新时代前沿学人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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