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莫伊洛夫：18-19世纪俄罗斯画家作品中的中国及中国形象在俄罗斯

2019年4月16日， “全球史与中国2019”系列讲座第5讲（总第75讲）《18-19世纪俄罗斯画家作品中的中国及中国形象在俄罗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学术报告厅成功举办。此次讲座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教授萨莫伊洛夫（Н.А. Самойлов）主讲，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柳若梅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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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莫伊洛夫教授首先介绍了18到19世纪中俄文化交流的背景。这一时期，中俄文化上的相互影响逐渐增强，主要体现在两国商人在恰克图和买卖城的贸易往来，以及俄罗斯传教团在北京从事的各项活动。同时，因为俄罗斯更加重视文化生活以及对中国的兴趣逐渐增强，所以恰克图的贸易活动以及传教士的活动得以产生积极影响。在彼得大帝的倡导下，俄罗斯创建了第一个博物馆——珍品博物馆，现在称作“彼得大帝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 ，又称“艺术的房间”（Кунсткамера）。 18世纪俄罗斯的建筑和艺术中，出现了“中国风” 。这种风格的作品包括真正的中国艺术品，也包括俄罗斯艺术家模仿创作的作品，例如中国风格的宫殿、书房，以及瓷器、漆器和丝绸产品等。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艺术家在中国和中国边境地区创作的成品画和草图得以产生广泛影响，使人们能够看了解清帝国的真实生活，并形成鲜活的世界形象。

随后，萨莫伊洛夫教授从戈洛夫金使团出发，介绍了俄罗斯艺术家们关于中国主题的作品。 1804年，俄罗斯向中国派出了以尤里·亚历山德罗夫·戈洛夫金伯爵（ГрафЮ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ловкин ， 1762-1846）为代表的使团。嘉庆皇帝要求使团到京后行叩拜礼，并命令当时库伦的办事大臣主持进行演练，但被戈洛夫金拒绝，故而此次出使以失败告终。但是此行留下了大量绘画作品，描绘了当时中国的诸多侧面，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当时的随行使团中有两名画家，其中以肖像和服装画见长的亚历山德罗夫·伊万·彼得洛维奇（Александров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 1779-1819）跟随全程，留下了大量画稿和草图。亚历山德罗夫是农奴出身，后被送往艺术学院学习，并于1802年获得银质奖章，同年获得自由。 1805年，亚历山德罗夫被编入使团，之后在1807年成为艺术科学院成员。戈洛夫金使团回到俄罗斯后，亚历山德罗夫结合自己的记忆和使团成员的描述，画出名为《库伦办事大臣，蒙古王爷云端多尔济，清帝驸马》的巨幅画作（249x196厘米），进献给了亚历山大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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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戈洛夫金的提议下， 18到19世纪俄罗斯最著名的风景画大师之一马尔德诺夫（Андрей Ефим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 ， 1768—1826）加入使团，完成了大量绘画作品，详细描绘了清代中国边境地区的生活。马尔德诺夫出身于军人家庭，是圣彼得堡美术学院风景绘画班的毕业生。他一生都在旅途中画画，并在画稿的基础上创造了大量油画、水彩画、版画、石刻画，现在这些作品大部分被收藏在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其作品中，有对沿途俄罗斯和蒙古城镇的简单描述，包括恰克图、买卖城，也有关于沿途民俗的记述，包括各民族人物形象、生活、建筑、仪式等的丰富作品。

萨莫伊洛夫教授还指出，除使团外， 19世纪俄罗斯艺术家关于中国艺术主题的创造还与俄罗斯东正教、与北京传道团的活动密切相关。北京传道团始于1715年，活动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其中比丘林（НикитаЯковлевичБичурин ， 1777-1853）、巴拉第·卡法罗夫（ПётрИва?новичКафаров ， 1817-1878）等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传道团一方面将东正教教义翻译成中文和满文，另一方面也将中国历史、文化和有关当时情况的书翻译成俄语，并履行了各种外交使命。萨莫伊洛夫教授指出，我们今天可以就俄罗斯东正教传道团在各种社会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分成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和分析：1.传道团工作在发展中俄人民精神联系方面的地位和作用；2. 北京传道团工作人员的著作在中俄、俄中人民相互了解过程中的作用；3. 北京传道团在俄罗斯和中国在对方国家人民心目中的形象的形成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4.北京传道团科教活动是俄中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接下来，萨莫伊洛夫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北京传道团的四位随团画家。十八到十九世纪，俄罗斯越来越希望看到一个真正的、而不是虚构的中国。在一个没有摄影的年代，能满足这个需求的只有去往中国的专业艺术家们，因此北京传教团的艺术家们也在中外文化对话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北京传道团的第一位随团画家是安东·米哈伊洛维奇·列卡少夫（АнтонМихайловичЛегашов ， 1798-1865），他是第十一届传教团的画家。列卡少夫毕业于艺术学院肖像画班，其任务是给中国名人和官员画像，并将画像送给他们。他一共绘制了40多幅油画、肖像画，题材不仅有北京的名人，还有北京的百姓和中国的生活场景、风景等。他的作品现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国家博物馆以及俄罗斯其他地区，加拿大等地亦有馆藏。

随后有三位艺术家参加了俄罗斯北京传教团的工作，他们继续着列卡少夫的工作，为中俄文化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通过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到俄罗斯人眼中的中国生活场景。同时，他们也承担了一定的学术研究工作。

孔德拉季·伊里伊奇·科尔萨林（КондратийИльич Корсалин, 1809-1883)是第十二届传教团的随团画家，于1840-1849年间来华。他的作品描绘了很多重要的建筑，侧面展现了19世纪中叶北京的形象。其作品《万寿山景观》选取了万寿山的视角，较为完整的展现了当时北京城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建筑。《在北京的街道上》则展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北京的城墙和一些重要建筑，以及居民摆摊等场景。

第十三届传道团的画师伊万·伊万诺维奇·契穆托夫（ИванИванович Чмутов ， 1817-1865)于1850-1858年在华期间绘制了很多北京的民俗生活图画，包括北京名人以及街道、城墙下不同人民的生活场景。其作品很好的反映了当时北京的生活场景，后来被俄罗斯著名东方学家、外交家、旅行家科瓦列夫斯基(ЕгорПетрович Ковалевский ， 1809-1868)选作著作《中国之旅》(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的插图。其作品也发表在艺术杂志《俄罗斯艺术作品》上，现部分收藏在俄罗斯国家博物馆。

列夫·斯捷潘诺维奇·伊戈列夫（ЛевСтепанович Игорев ， 1821-1893）是第十四届传道团的成员。他的肖像画包括中国官员和各阶层代表，甚至有穷人的肖像，如1865年在学术展展出的《挨冻的中国乞丐》。他的作品展示了基督徒、鞑靼人、满族人、商人、医生等诸多不同阶层的中国人。现在其少量作品收于莫斯科国家列齐亚科夫画廊和冬宫博物馆，其他作品下落不明。

萨莫伊洛夫教授指出，使团和传道团的艺术家们为俄罗斯人民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情况和民族资料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中国主题的绘画在俄罗斯艺术界的兴起。其中代表人物，如阿道夫·伊万诺维奇·拉玖尔聂耳（АдольфИгнатьевич Ладюрнер ， 1799-1855）的作品《两个正在说话的中国人》被尼古拉一世纳入个人收藏。艺术家卡尔·彼得·马瑟（Карл Петер Мазер ， 1807-1884）基于史料和自己去恰克图和买卖城的经历绘制出的作品，其数量和绘画精准度在当时的俄罗斯和其他国家都难以媲美。他的作品生动描绘了中国买卖城的街道、房屋、寺庙等，各类肖像画同样色彩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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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莫伊洛夫教授通过这次报告总结道，在俄罗斯的博物馆、图书馆保存着大量19世纪甚至18世纪末俄罗斯艺术家关于中国题材的绘画作品，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画作对在俄罗斯塑造中国的视觉形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萨莫伊洛夫教授指出，中国题材的绘画见于俄罗斯和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图书馆、画廊等等。因此，将该题材的绘画作品尽快收集汇总具有重要性，在俄罗斯和中国及其他国家继续汇总类似艺术作品也具有现实性。

最后，柳若梅教授进行了精彩的总结发言，台下师生踊跃提问，萨莫伊洛夫教授积极解答。本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文源长、周峪竹

图/何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