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造船与漕运

国内贸易包括了朝廷的漕运和民间商品经济 。 本文由于文献史料的限制 , 论述范畴以朝廷的漕运为主 。 一、北宋时期北宋都城之确立 , 京师及边地物资之供应以及国势之兴衰 , 均悬系于运河 。 北宋建立后 , 为了彻底根除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跋扈之祸 , 采取了“夺权 , 制钱谷 , 收精兵”的措施 , 加强中央集权 , 其重点就是收夺兵权 。 宋初 , 一方面在收取武将兵权后 , 以枢密院和三衙分掌军权;另一方面 , 以文臣典兵权并充任地方行政长官 。 同时驻重兵于京师 , 但军队需要粮食维持 , 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 , 对粮食的需求便急剧增加 , 只有汴京处于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之地 , 尤其是诸河汇聚 , 漕运十分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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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 , 局部此外 , 汴京四周并无屏障 , 为确保都城之安全 , 只有倚靠重兵以为屏障 , 自然增加了对军队衣食的需求和对漕运酌仰赖 。 可说北宋一朝国运实十分依靠运河系统之通畅 。 北宋都城汴京是全国水陆交通中心 , 尤以水路最为发达 , 汴河西起孟州河阴县 , 在汴口与黄河接通 , 中经开封 , 东南行至盱眙 , 又经淮河以达山阳(今江苏淮安) , 实际上就是隋代的通济渠 , 亦即大运河中的一段;东南诸路的租籴 , 皆由此运至京师情况 。 黄河 , 陕西诸州菽粟经此沿流入汴 , 运至京师 。 惠民河从开封斜向西南 , 与洧水、潩水连接 , 陈、颍、许、蔡、光、寿六州之漕米 , 由此入京 。 广济河又叫五丈河 , 从开封向东北行 , 接梁山泊 , 再接通济水 , 京东十七州之粟帛 , 即由此运至京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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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漕运四条水道分别从东西南北向开封运送物资 , 其中以汴河最为重要 , 堪称北宋立国之命脉 。 太宗淳化二年(991) , 太宗曰:“仰给在此一渠水 。 ”神宗熙宁时 , 张方平亦曰:“以漕运为本 。 ”北宋透过运河 , 将东南地区的粮米不断运往开封 。 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 , 共运四百万石粮 。 至道(995~997)初年 , “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 。 ”真宗景德(1004~1007)时 , 每年运送六百万石 。 大中祥符(1008~1016)初 , 增至七百万石 。 到北宋中叶 , “岁漕米至八百万” 。 除粮食外 , 运河每年北运的其他物资 , 如金、银、钱、帛、茶等多种军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 , 数量也非常大 。 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 , 陆运至虔州(今江西赣州市) , 而后水运至京师;川陕(峡)诸州金帛 , 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以至 , 租布及官所市布自嘉州(今四川乐山市)水运送江陵 , 自江陵遣纲吏运送京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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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漕运南方这些物品在当时全国各地上供中央的同类物资中 , 占有绝高的比例 。 据近人全汉升统计 , 北宋诸路上供钱物中金银一项 , 北方地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秦凤等路除黄金一项占到百分之六十一 , 略较南方诸路为多外 , 其余均不及南方 。 上贡白银 , 南方地区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六 。 钱物 , 南方地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 。 这些物资构成了北宋朝廷赖以为生的经济基础 , 而它们所以能够由南方大量运至中央 , 运河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 由南方经运河向北输送的粮食、钱帛等巨额物资 , 不仅用来供养在汴京驻防的数十万军队 , 及支付中央政府的行政费用 , 而且还有一部分又运往河北、河东及陕西等路 , 以满足边防之需要 。 因为北宋与北方的辽和西夏两政权并存 , 边衅时起 , 而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正当其冲 , 所以北宋在这几个地方配置了重兵 , 而边地重兵所需粮饷又非当地赋税所能应付 , 宋廷不得不把一部分由运河北运的物资转往三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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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漕粮运往三路 , 以河北最多 , 常数为近百万斛 , 有时多达二百万斛 , 而将江淮物资转输河北的主要渠道则是汴河 。 江淮漕粮不仅用于边路军粮 , 还经常接济山东、河北等地饥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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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漕运所需 , 宋代官营船场每年打造大量漕船 。 太宗至道末年(997) , 一年内共打造漕船三千二百三十七只 。 真宗天禧末(1021) , 年产二千九百一十六只 。 英宗治平二年(1065) , “诸路创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 。 徽宗政和四年(1114) , 吉州一年打造漕船一千三百只 , 明州、温州各打造六百只 。 仅此三地所造就多达二千五百只 。 其实 , 别地船场也在大量造船 。 就在同一年内 , 浙东路与浙西路各造三百料平底船三百只;江南东路和西路、荆湖南路与北路各造五百料平底船三百只 。 该年 , 贾伟节任江淮发运副使 , “岁以上供物径造都下 , 籍催诸道逋负 , 造巨船二千四百艘” 。 加上这些 , 宋徽宗政和四年的一年产量是六千七百只 。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 , 虽然政权初建、战事频繁、社会动荡不安 , 但淮西四路打造的漕船仍有二千七百六十七艘 。 如此大量造船正是大量运粮的保证 。 至于北宋漕船的形制 ,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 , 天津静海出土者亦是北宋漕船;如前所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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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船二、南宋时期北宋灭亡后 , 金国占领了北方地区 , 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 , 确定了南宋与金以淮河为界的对峙形势 。 宋金两国的对立 , 遂使大运河被切成两段 , 不再作为连接长江与黄河的水道 , 淮河以北的水道 , 便逐渐湮塞废弃 。 但从杭州到润州的江南运河仍然保持其繁荣 , 也成为南宋政权赖以存在的生命线 。 同时 , 浙东运河也越来越发挥出其重要作用 , 淮南运河也时常使用 。 南宋政权建立后 , 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 , 于绍兴八年(1138) , 定都临安 。 杭州之所以能成为南宋的都城 , 原因很多 。 一方面 , 宋金战争中 , 宋军处于被动的防金 , 而杭州地处后方 , 又居水网地带 , 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泊 , 不利于骑兵作战 。 因此高宗赵构说:“朕以为金人所恃者骑兵耳 。 浙西水乡 , 骑虽众不能骋也 。 ”对于不想进取 , 只求偏安的高宗来说 , 杭州的地理优势甚为理想 。 另一方面 , 杭州处于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两大鱼米之乡的连接处 , 物产丰盈 。 尤其是唐代以来杭州迅速崛起 , 一跃为富庶的东南大州 , 其城市规模和物质基础 , 皆具备作为国都所必要的条件 。 所以 , 在建炎三年(1129)高宗初到杭州时 , 便对它起了极大的兴趣 , 而发出“吾舍此何适”之慨叹 , 并升格为临安府 , 为往后定都杭州建立了基础 。 最后还有一重要原因 , 往往被忽略 , 就是杭州位于大运河南端 , 又处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和钱塘江三条水路之交汇点 , 交通十分便利 。 尤其是运输条件良好的江南运河 , 是杭州连接全国各地的重要交通线 , 诸路上供财赋 , 大都可以经过这条水路运至杭州 。 这一交通条件亦是南宋定都杭州的重要因素之一 。 江南运河对于杭州如同汴河对于汴京之重要 。 南宋能偏安达一百五十年之久 , 而其间政局又相对稳定 , 即是发达的南方经济奠定了其物质基础 , 而运河转漕各地财赋的作用 , 又是其物质基础发挥功用的重要关键 。 运河不仅维系了南宋政府财赋的需求 , 且也是布达政令、军旅遣发和物资流通的重要管道 。 这一观点 , 从宋人的著述中即可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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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粮绝大部分靠船运送 , 长江、运河南段、江南可通航的水道以及近海都成为粮运之路 。 因此 , 运河可说是南宋政权得以偏安的一个重要因素 。 然而官船不足便雇民船 , 则造成“雇舟差夫 , 不胜其弊 , 民间有自毁其舟、自废其田者”之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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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漕运画事实证明 , 两宋系以运河维系国运 , 虽在维持漕路畅通和漕运秩序方面颇多艰难 , 但毕竟是成功的 。 运河漕运基本保证了两宋中央及边路对各类物资的需求 , 使其保持安定与繁荣达三百二十年 , 也使中国古代漕运达到鼎盛时期 。 然庞大的漕运体系 , 对船舶需求量相对也大 , 因此 , 直接促进宋代造船业的发展 。 发达的造船业 , 也维持了两宋漕运贸易畅通 , 使宋代朝廷能正常运作 , 可见宋代造船业与漕运贸易是一体两面 , 密不可分 。

参考文献: 《长编》 《淮海集》 《宋史》 《宋会要》 《唐宋帝国与运河》 《潞公文集》 《要录》 《四朝见闻录》 《渭南文集》 《淳祐临安志》 【本文作者历史真鉴授权维权骑士士值品牌馆】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