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国古代历朝官员的俸禄普遍不高？低薪制与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封建官僚机构的腐化，就像铁在空气中生锈、刀在使用中变钝那样，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呢？

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具有两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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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不得不把管理权授予给一部分社会成员，这些成员大多数是来自于地主阶级的。在一人权力的影响大于经济影响的社会里，权力本身很容易成为掌权者的腐蚀剂。

第二，为了建立庞大的官僚网，又不至于造成国家过重的负担，政府对官员采取了两种看来是相互矛盾的政策，即按官僚等级划分的封建特权和普遍的低薪制度。

正是这两个特点，使得利用权力谋私，贪赃枉法，假公济私，贿赂迎奉，两重人格等等成为中国封建官僚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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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宋代官俸俸禄特别优厚以外，其他各个朝代的俸禄都不算太高。汉代官吏有120285人，年支出俸禄20余万，平均下来每人每月仅1389钱，这还不及当时被雇的杂吏。唐代官俸仅次于宋，而基层官僚的九品小官实际所得也仅仅合米10公石，微微高于一个手工业者。

官员如仅靠官俸生活，状况将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拿唐代开元时代一个九品官和一个普通的纸商生活做一个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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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个叫陈泰的纸商供养家人20口，一年约一百缗就够用了，每人每年的生活费大约五千文。而一个九品官如仅靠官俸生活，年收入仅35800文左右，就是供养一个十口之家，没人平均还不到五千文。如果他家像陈泰那样有20口，那生活就相当清苦了。

即使像宠妃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权高势重，如果仅仅靠其司空的官俸收入生活，每月只能拿到几十贯钱，相当于160石大米。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在淳安知县任上时，一天忽然买了两斤肉，同僚们甚为奇怪。原来，海瑞是为母亲过生活才买肉的。但是像海瑞这样后来做到户部侍郎的二品大官，死后尚且无钱置棺，足见明代官僚如果只凭官俸生活，就会像吴晗先生所说的“非饿死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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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低薪制度并行不悖的是封建特权，特权又与品级高低有关。

一般来说，只要在科举制度下取得功名，哪怕是最低级的生员，都可享有免除本人徭役的负担，而且见官不必再行大礼。

宋代特权最为严重，只要当官，除优厚的俸禄之外，还有补贴、仆人衣粮（宰相可领70个仆人的衣粮）、茶酒香料、碳、盐、马料等等，此外还有相当高的办公费。当时节度使每月俸禄四百贯，公用钱竟高达三千至一万贯，而一亩地仅一二贯至两三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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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官员除了享有经济上的特权，高官还享有门荫权之外，在法律司法上也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种种特权。清代规定司法机关不得自行捉拿提审官员，只有经皇帝的批准革职后才可拿办。官员犯有死罪的，只要按品级高低，缴纳数额不等的银子，就可抵罪。

中国古代老百姓有两句俗话：一为“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二为“朝中有人好办事”就是指的封建官僚的特权和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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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官再讲讲吏。

吏员不算国家官僚机构的正式编制，多由人数众多的没有功名的下层知识分子来充当。按规定，他们有时连薪金都拿不到，也不享有任何特权，他们为政府工作，常常相当于服差役，供官员使唤。但他们是政府机构的办事人员，催租催赋，摊牌徭役，捕人捉拿以及各种民事纠纷，都是吏员的事务。

一体化造成官员成为“万金油式”的通才人物，而吏员则多是精通文书、法律、财会统计或是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员。这就造成了大小政府官员不得不依赖吏员处理大量繁琐的行政事务。精通专业的吏员深知如何蒙骗不懂业务的官员，这就是使得吏员很容易利用为官府办事之机大行贪污利己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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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年，全国吏员不给俸禄，但允许他们接受贿赂。熙宁三年开始定吏的俸禄，五年后，吏的俸禄几乎翻了十倍，但他们贪污受贿如故，因此北宋有“吏强官弱，公人世界”的说法。

吏员们往往是地方基层的土皇帝、地头蛇。杜甫在著名的《石壕吏》一诗中，就刻画了一个黄昏闯入农家、吓得老翁跳墙而逃的恶吏形象。这些人打着为国家办事的招牌，欺压百姓，揩足了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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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方面是封建特权，有权就有一切，另一方面是表面的低薪制，这就造成一个官僚机构区域腐化的巨大利益网。封建特权的存在，官俸地位成为儒生刻意追逐的目标。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是儒生一生中最得意的两件大事。

顾炎武曾经很精辟的分析过为什么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那么多人孜孜以求科举功名。他指出，以当时每县300名生员计算，全国有生员以上功名的知识分子就不下50万人，但是其“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 ，可人们还是趋之若鹜。因为一旦获得哪怕是生员这种功名，也就获得了最低的政治身份，在这种特权的荫护下，他们得以保家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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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低薪制使得官僚机构有可能吸收更多的人来当官。他们一旦当官，便攀就高门，扶植亲信，联络裙带，结成广泛而又牢固的有权有势的社会关系网。

汉元帝幸臣董贤、唐代名将郭子仪、北宋末年的六贼，都是家财上亿、奴婢成千的大富豪。明代太监刘瑾，要求想进京觐见的官员必须先缴二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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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能做到况钟所说的“虽无经济才，尚守清白节”的官僚，不过是儒臣的理想主义者。像海瑞、况钟这样的清廉有为的官僚，是极为罕见的。

可见，中国封建社会要实现一体化结构，国家必须依靠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同时也就把管理土地及其他事物的权力赋予他们，而这些官僚本身又是土地的兼并者，私利的谋取者，他们获得了权力便是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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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每当出现社会问题时，封建国家总是用增加机构和人员的办法来加强控制而忽视了低薪制与特权制的危害。其后果也往往适得其反，机构人员的膨胀又加速了腐化的过程，于是便带来了更严重的封建社会危机。